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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第三，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结构层面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比较优势的转换，原来我们靠便宜的劳动力参与全球竞争，今天 不再便宜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的劳工工资是东南亚经济体的1/3，今天是人家的3倍。我们必须靠不断地改进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效率，才可 以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它是有上限的。随着我们劳工成本上涨，很多传统的劳动密集产业慢慢地没有价格优势了。对此，或者提高质量，或者 用品牌，或者用其他办法，比如这两年做得比较多的机器换人，正如马克思说的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东莞一个工厂，原来一个车间650个 人，后来买了自动的机器手，一下子替代掉了600多人，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当然，还有些东西是不能提升的，比如说纺织服装，机器化程度提高不了。它就是真 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产业特性决定的。那怎么办？最好是转移。这就是以前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曾经遇到过的，向更低成本的地方去转，转到哪去？在中 国国内，转到中西部地区去，其实中西部地区劳工工资也不便宜，因为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劳动力是可以跨区域流动的。所以，现在很多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 我曾经调研过一家做纺织服装的工厂，在柬埔寨雇了6000人，这个地方的工资水平是中国沿海的1/3，劳动生产效率是2/3，这样他就有1/3的赚头。
我们有一些传统产业，必须向外面转移。与此同时，并不是说中国就走到末日了。我们说比较优势在转换，原有的优势削弱了，新的优势慢慢地又出来了，这些新的 优势包括我们国内的大市场，从潜在市场变成现实的大市场；国内的人力资源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大大改善，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一年招30 多万人，到了2000年，高考招生108万人，这几年超过700万人，这个人力资源是我们未来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再比如，我们完善的基础设施，完整的 产业配套能力，还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等等，这都是我们下一步参与全球竞争的新的比较优势。
除了结构性变化以外，还有一个是规模性的变化，中国从经贸小国变成经贸大国。我们在讨论全球分工、讨论国家战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大”本身是有很多含 义的，它会带来很多变化。你大了，首先国际社会看你的眼色都不一样了。美国人说中国人你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你不能老搭便车。美国人为什么老这么想？因为全 球没有一个政府。政府就到国家为止，全球有联合国、有WTO、有世界银行，但他们都不是全球政府，只是国际组织。但是全球又需要秩序，比如说需要打击海 盗，保证航运安全。谁来承担这个责任？那就是大国，就跟在一个村子里面一样，没有村委会的时候，就靠几个士绅来治理。有钱就多出点钱，修路修桥。邻里之间 吵架的时候，作为宗族领导人，或者说作为有威望的士绅，要去调解，处理矛盾。这都是公共服务。国际社会也是一样，原来我们是“小国”的时候，毛主席说中国 人应该给世界更大的贡献，我们想做但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舞台。好多事，都是世界的大国在承担。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大了以后，那些大国说 你分担一点，所谓的“中国责任”就来了。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国威胁论，你大了以后别人害怕你，怕你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冲击。我们经常对国际社会说，我们 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是互利共赢，但别人不太信。尤其是周边一些小国家，老是担心。历史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恩怨，还有一些领土争端没有解决，特别是领海问 题。所以，大家对我们是期盼、羡慕、害怕，所谓的“羡慕嫉妒恨”全有。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都混在一起。
我们自己来看这个世界，也有很大的变化。作为小经济体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世界有什么机遇，然后通过贸易、投资来抓住这个机遇发展自己。做了大国以后，我们 慢慢发现，世界大国还有一些其他的权力，比如，规则是大国主导的，它通过制定规则，使其变得对自己有利。我们就要琢磨，在全球规则的制定里面，能不能有更 大的席位，能不能有更多的影响力，能影响规则的制定？所有的大国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后院，所有大国出于安全的需要也好，出于自尊的需要也好，都需要后院。 比如，印度总理莫迪来中国访问的时候，记者问他，印度是个区域大国，中国也是个大国，你们有没有竞争？莫迪回答得特别坦率：任何一个大国都挡不住对这种权 力追求的诱惑。确实如此。一个大国“大”了以后，就有自己的诉求了，在制度层面、全球规则、区域影响力、主导力等方面。除了我们原来说的经济贸易合作，今 天的世界还是一个金融的世界。大家又在琢磨了，你看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美联储印钞票，然后全世界的人就得拿商品、服务去找它换。这是美元通过印钞票向全世 界来征铸币税，这个挺美的。中国以后能不能做到别劳动了，就发钞票让全世界来都为我打工？从小国到大国，就像一个人从小学生升到了大学生。小学生的想法和 大学生的想法不一样，国家也一样，从小到大的时候，它的想法多了。想法多了就会变成战略，有了战略就要去追求，怎么把想法变为现实。
总的来说，新的形势带来三大变化——经济进入新常态对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外部环境发生新变化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中国自身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 化。这些新变化，让我们有了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基础和新诉求。基于此，我们还能躺在过去30年那个原有的开放战略上不动吗？不可能，必须要调整。
我们新的开放战略是什么？和原来相比，我觉得如果说以前开放战略是服务于加速工业化，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推动工业化，那么，今天要满足中国发展的两 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推动中国的结构升级；第二个目标就是要营造好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来保证国家的和 平发展、和平崛起。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大国崛起的升级战略。这和原来的目标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里面，我们特别强调，在参与全球分工和全球竞争的时 候，不再像以前说的，中国制造很便宜，我们要靠便宜、靠低成本来参与全球竞争，现在我们更多的要考虑靠质量、技术、品牌、服务来形成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 势。我们一直讲产业升级，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全球生产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升级除了传统的产业之间的升级，更多的是价值链的升级，就是在“微笑 曲线”上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的环节，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环节或者向信息和管理密集的环节移动。升级至少有三个方向：产业之间的升级和上下游向两个方向的 价值链升级。
在这个新的战略下，我们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要增强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能力，努力营造一个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环境。这包括在多边层面、在 区域层面上参与全球的治理。大家可以理解，“一带一路”是我们一个重大的区域经济贸易合作战略，在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东西。习近平总书记讲“五通”，其实就 涵盖了从最硬的基础设施———道路通，到经济贸易活动——贸易通、投资通、货币通，然后到政策相通，这是规则层面，再到民心相通，就是文化交流。也就是 说，从最硬到最软的5个方面都覆盖，是全面的。这是一个涵盖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重大区域合作战略，新的开放战略的很多诉求都在这里面得到体现。无论是在 经济层面上，通过国际产能的合作来提高出口结构，让我们的资本技术密集产品能更好地开拓市场，还是保障我们的资源能源安全，以及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等等， 在这个战略里都有所体现。从手段上来说，除了过去常用的投资、贸易手段以外，我们可能要学会多种手段综合利用，包括对外经济合作、对外援助，以及其他层面 的合作，甚至包括外交、军事方面的合作。
美国人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后来又提出“巧实力”概念。软实力，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制度、文化对别人的吸引力。硬实力，讲的是一个国 家的军事力量、科技力量、经济力量。关于巧实力，他向我解释说，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搭配。这就是中国古代讲的软硬兼施。中国要学会运用自己的软硬实力，在 运用软硬实力的过程中来不断提升我们的软硬实力，也要用巧实力的理念来指导我们下一步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
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增强我们技术和资本密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我们的出口结构。到今天为止，我们大量的出口主要是消费品，无论是劳动密集的服 装、鞋帽、玩具，还是今天大家看到的消费电子产品等等。随着我们比较优势的变化，必须使中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和生产环节上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这是 我们升级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是唯一的方向。做得到、做好了，我们就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做不好，可能就会出现大家担心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它不是简单地表现为，人均GDP、经济增长率还能不能保持在6.5%、7%，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国际竞争力能不能升级。如果国际 竞争力不能升级，一方面按本币计算经济增长率可能还很快，还有6.5%、7%，甚至是更高，但是另一方面，汇率就会出现持续贬值，用美元一算，这么多年根 本就没进步，你还是在中等收入里面，甚至更惨。所以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同时还要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国际竞争力的 升级，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第三个事情就是要增强中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很长的时间里面，大家对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重视不够。我们原来在计划体制下，重视制造业，慢慢地我们进行了市场 化改革，认为服务业很重要。现在我们一讲产业结构升级，首先讲三次产业，服务业比重提高了，觉得产业在升级。在国际上来看，服务贸易，也就是全跨境服务的 交易增长得很快，比货物贸易的增长还快。这也是国际经济学界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以后，全球化还在升温，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掉下来了，低于 GDP的增长速度，我还没有看到对这个现象的非常权威的解释。另外一方面，服务贸易比GDP的增长速度、比货物贸易增长速度都要快，服务贸易占货物贸易的 比重也在逐渐提升，在全球已经占到接近1/4，中国只有10%，比全球平均水平还低15个百分点。这说明什么？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现在 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我们就是一个世界工厂，制造业比重很高，货物贸易占的比重很高。第二方面，说明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空间还不小，下一步除了货 物贸易要提升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服务贸易提升竞争力也是当务之急，也是我们下一步开放战略要重点考虑的。大家看一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 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容，会发现，在新一轮的开放里面，服务领域的开放是重点。这和前30年我们围绕着制造业的开放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 化。在新一轮开放里把服务业作为一个重点，这是与整个经济转型、结构升级密切相关的。
第四个事情，就是要发展一批中资的跨国公司。我们天天讲全球化，其实全球化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因为在全球市场上，政府总是躲在后面，它不可能跑到前台 去。全球化这个大舞台，是谁在那起舞？是跨国公司。是跨国公司在推动国际贸易投资，推动各个东道国不断开放，跨国公司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更容易配置资源、整 合资源。如果一个国家，尤其像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没有一大批自己的跨国公司，那我们就永远处在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以及其背后的国家配置的对象上，我们就是 被配置。所以，我们需要掌握配置全球资源的主动权，这主动权从哪来？是要靠我们的跨国公司。这个一定要从战略层面上来理解，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具有战略意 义。
最后一点，作为一个大国，在开放竞争中，新的战略要确保中国的资源能源安全。看看“一带一路”战略，看看中巴经济走廊等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 要建设国际大通道。背后是什么？是要保证我们资源能源的安全。同时，我们也进入了金融开放的一个关键期，在上海自贸试验区里面，有大量的金融开放、金融改 革的内容。金融是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内容，在新一轮的开放里面，不能光看到人民币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会带来多少多少好处，还要看到金融开放可能蕴含的风 险。管理好金融开放的风险，也是新一轮开放战略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要实现我们所有新设定的目标，实现开放战略的升级，是需要一套新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来加以保障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里面，提出围绕着形 成开放型经济的新格局和新的竞争优势，我们要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这是三位一体，是有着内在逻辑的。只有我们有一个合适的目标，然后明确重点，同时， 有合适的举措和合适的制度来加以保障，这个战略才是可能实现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研究员 隆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