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至庄：如何让经济学研究走出学术象牙塔

     学者简介：邹至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计量经济学，最主要的贡献是“邹氏检验”，近期就经济学研究的应用发表观点。
    本文的目的是讨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如何应用于社会的进步，其中的要点在于，研究结束之后，还需要经过某些必要的步骤，才能推动社会的变革。我希望对自己获得的如何推动社会变革的经验进行一些总结，与读者们共享。
    从学术性的知识到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经济学是探讨经济现象的一门科学，它既用来解释、也用来预测特定的经济现象，这方面的研究被称为实证经济学。另一方面还有所谓规范经济学，它涉及到判断结果好坏的课题。如果经济学的分析能告诉我们，通过某种方式配置既定的资源，所得到的一定组合的产出比通过另一种方式配置资源时更多，那么这种分析就能发挥改进经济绩效的作用。规范经济学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但从这里描述的经济学的性质来看，我们不能保证职业经济学家必然拥有给政府政策提供良好建议的能力。通过扎实的经济学训练，一个人可以熟悉经济运转的道理。然而要想提供良好的可以实际操作的建议，这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还需要补充其他方面的素质。
    那么，还有哪些素质需要用到呢？首先，面对实际的经济问题，我们要有能力判断应该利用哪方面的理论知识。
    从选择合适的理论知识到提出合适的政策建议
    我们现在假定，经济学家们知道对现有的问题适用什么样的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自动带来正确的政策建议。正如我在上文指出的那样，弄清楚问题是解决方案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知道经济体制的某个部分不能正确运转，不等于就明白该如何修复。
    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体改委的顾问、或者说海外成员，这段经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体改委的日常工作由副主任安志文负责，主任则由中国的总理兼任，可见该机构的重要性。
    当时的一项重要议题是价格改革。1978年以来，中国启动了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最开始的重大突破是在农业领域。公社体制下的集体耕作由家庭农业取代，当然名义上没有正式采用私人经济的称呼。新体制被称为家庭承包制，每个农民家庭都能得到一片土地，在上交了固定数量的产品（相当于固定租金）之后，剩余的部分由农民自己支配。从经济学基础课里我们可以知道，固定的租金不会影响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所决定的最优产出水平。由于农业生产主要是自给自足性质的，因此生产资料的价格往往不会进入最优产量的计算。中国经济改革的下一步是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首先是给它们投入产出方面的决策自主权。国有企业需要购买生产资料，通过销售产品来获得收入，因此，放松价格控制对于改善国有企业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讨论价格改革时，一个主要议题是员工的住房租金价格过低，每月只有4~5元。
    在这方面，我们知道问题何在，就是某些要素的价格低于市场供求所决定的均衡水平。在价格水平不是由市场力量来决定的情况下，资源配置就可能不理想。过低的价格会导致资源使用的浪费，过高的价格则会导致资源使用不足。问题的由来我们弄清楚了，但我们还需要知道如何给以解决。
    体改委拿出了一个出色的解决方案，就是双轨制，在几个重要市场上实施。在住房领域，现有的租户可以继续住下去，并支付低廉的租金。提高他们支付的租金水平可能引起动荡，因为剥夺某些群体长期享有的权利总是很困难的。美国的农民多年以来也是这样享受着联邦政府的津贴。不过在此期间，中国政府放开了商品房市场的建设和销售，其销售和出租价格按照市场供需设定。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人可以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这套解决住房问题的方案可以说是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因为没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某些人还能住进更好更豪华的商品房，生活质量有所提高。
    有的读者可能以为，上述政策都是基于非常简单的思想，任何研究实际问题的经学家都应该能够想到。很多杰出的思想看上去都很简单朴实，但需要有人指出来，并证明其正确。同时，掌握了经济学的知识并不保证在经济政策建议上拥有良好的感觉。
    发表政策建议的要点
    在上文中我指出，提供经济政策建议的良好感觉和正确判断不是所有职业经济学家都必然拥有的。本节的内容是，当你有了良好的感觉之后，在发表建议时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要点。
    首先是政策的可行性。我们不能提出那些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无法实现的建议。其次是选择与能自己合作的合适的政府官员。经济顾问对于选择什么样的官员与自己合作应该有良好的判断。第三，经济顾问找到了足够明智的政府官员之后，还需要寻求良好的时机。如果提建议的时机不对，也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第四，我们应该保持心态的开放，承认自己也可能犯错。
    利用动态最优化分析框架为政策建议服务
    动态最优化是我在1969到1979年期间的主要研究领域。我现在认识到，最优控制法与动态计量模型的结合虽然很有用，但要想提供正确的政策建议，仍需修正和补充。20世纪70年代后期，卢卡斯批评说（Robert Lucas，1976），利用最优控制作为经济政策建议的基础是不合适的，由于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会对政府的控制做出反应，所以计量模型中的参数将发生变化。许多经济学家接受了卢卡斯的观点，但仍有人（Chris Sims，1980；Ray Fair，1986；还有我自己）认为，卢卡斯的批评虽然在理论上不错，但在实际上的应用有限，因为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并不像他所设想的那么有理性。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当时都被卢卡斯说服了呢？我的解释是，在70年代中期，经济计量学家们普遍没能创建足够好的、能有效预测未来的模型。通过海量的数据挖掘来创建质量不高的大型计量模型不是太难的事情，这也是我们极力反对的做法（Ray Fair，1986；邹至庄，1967）。由于大多数计量模型的结果令人失望，业界轻易接受了卢卡斯的批评。尽管如此，今天的学术界还是普遍认为，最优控制法对于最优经济政策的制定依然是适用的（如Woodford，2004）。
    既然有可能找到制定宏观政策的最优反馈规则，那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合适的模型，从中推导出最优控制规则（由于存在多重目标函数和参数的不确定性，这些规则不是单一的），来推荐给政府官员？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到如下几点。首先是通过经济计量模型发现最优政策规则；其次是对决策者推销。但这是比较天真的，未必是最佳的办法。如果我们打算帮助政府官员制定出他们心目中最好的决策，那在选取目标函数的时候，就不该用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是引入他们的目标函数。与此相关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必要的技巧，用直接和朴实的语言来解释从动态最优化的数学推导中得到的结果。另外一点是在不那么专业的领域也能做到成功交流，让决策者对自己有更强的信任。到了需要传递动态最优化得到的技术化的分析成果的时候，如果你和官员们的关系较为友好，他们就更容易被说服。
    一个较好的办法是准备一系列良好的政策建议，而不是只保留某一项最优政策。你可以找到若干可行的、比现有政策更好的方案，把这些建议都烂熟于胸，试图让决策者能对其中的某一项产生兴趣。经济学家可以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先总结出良好的政策建议的组合，然后用高明的沟通技巧给顾客进行解释。一个更好的办法是，你可以保持开放的状态，让官员们来影响你，告诉你除了你提出的政策组合以外还有其他哪些选择。
      政策的执行
    从中国的经验中我们看到，即使政府已经采纳了某项政策，但由于相关人士没有贯彻落实，政策并未发挥实际作用。由于执行的重要性，我认为，在政策建议提出之前，甚至在有关政策的研究完成之前，执行的问题就应该纳入考虑。如果我们知道某项政策无法执行，那么提建议就是无用的。如前文所言，我们所建议的政策必须有可行性，而没有希望得到切实执行的政策不具备可行性。
    同样重要的是在政策设计的时候把执行问题考虑进来。在环保政策方面，我曾提出，如果某位省长没有切实执行中央推行的环保政策，就应该予以严厉惩罚，包括罢免。在提出这项建议的时候，我知道中央政府可能没有足够的决心采纳这个政策，然而我还是认为，未来一旦有机被采纳，它应该是可行的。
      在政府体制以外推动社会变革
    本文讨论的主题是如何通过影响政府来推动社会变革，但在政府之外还有另外两种重要的渠道。最重要的一个渠道是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有许多人的创新活动和创新应用，这些都会推动社会的变革。许多大企业在研发方面有巨额投入，成果在市场上销售。大学的研究也带来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创新成果。
    经济学家们都知道另外还有一个渠道，总结得最好的是凯恩斯，他认为世界的发展受思想家的影响更大，甚至远远超过那些追随他们的政治人物。例如，卡尔•马克思多少个时代以来对许多政府官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也有人不接受他。
    （节选自《邹至庄：如何让经济学研究走出学术象牙塔》，原载《比较》第35辑，作者邹至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