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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作者：缪德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9月13日
巫宝三（1905—1999），别号味苏，经济学家，近代中国“国民所得”估算研究主要开拓者，新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重要奠基人。1905年7月生于江苏句容，1925年考入吴淞政治大学。该校停办后，1927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1928年9月，转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学习。1932年7月大学毕业后，加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33年7月，转职于设在北平的社会调查所工作。1934年，社会调查所并入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巫宝三历任该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并兼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6年9月，巫宝三由中研院选派赴美国留学，并于1938年7月在哈佛大学经济系获得硕士学位。1938年9月至1939年6月，赴柏林大学进修。1947年，巫宝三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完成博士论文《中国资本形成与消费支出》，于194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950年，巫宝三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53年，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巫宝三任代所长。1954年狄超白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后，巫宝三任副所长。1978—1982年，巫宝三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自1979年起，巫宝三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及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及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名誉会长、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央委员及第六届和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至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结合主要著述来看，巫宝三先后从事过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国民所得”估算、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或者说，这三个领域可以大概地勾勒出巫宝三一生治学中的三次重要学术转换。而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始终紧跟国内外经济学发展动向，洞悉相关理论的经济思想源流。因此，巫宝三能够基于经济学理论发掘现实世界与社会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将经济学理论融入相关领域问题的分析中予以考量。即使从探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中，我们也能窥见其深厚的经济学理论素养。
通过学术研究改变近代中国农村落后面貌
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一份《国立中央研究院职员调查表》“个人未来事业之计划”栏目中，巫宝三填写了两项研究计划，分别是“中国国民所得及国富研究”“农业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后者是1938年巫宝三通过哈佛大学博士生资格考试后拟定的毕业论文题目。他之所以选择农村经济领域的题目，与少年时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关联。巫宝三出生于句容马庄桥一户农家，经济状况并不十分宽裕。据其爱女巫允明回忆，巫宝三幼学就读于私塾，初中毕业时，祖父便不再支持其读书。为了能够继续深造，巫宝三离家并先后辗转求学于多所学校。这段生活经历让巫宝三自青年时期就非常关心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1926年，《东方杂志》征集关于中国农民生活境况的文章。步入大学校园不久的巫宝三基于对家乡句容农村的了解而撰文应征，文章最终在《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6号发表。在这篇文章里，他介绍了句容农民分布、农民生产收入、农民金融流通、农民教育、农民组织等情况，深刻揭露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农民的压榨。入职社会调查所不久，巫宝三翻译并在1934年出版了爱尔兰都柏林大学George O’Brien（乔治·欧伯利昂）的《农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是作者的课堂讲义，1929年面世后成为当时流行的农业经济学著作，出版不久即告售罄，巫宝三翻译的中文版出版后亦连续再版。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巫宝三相继发表了《民国二十二年的中国农业经济》《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办理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放款之考察》《农业与经济变动》《论我国农业金融制度与贷款政策》《论农村人口过剩》、“Food Problem in War-Time China”（《中国战时粮食问题》）等农村经济领域的文章，并与张之毅合作，1937年出版了《福建省食粮之运销》。这些研究成果对农业生产状况、农民生活水平、农村金融市场、农业劳动人口、农产品消费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揭示了农村经济衰败、资金匮乏、生产技术落后的原因，提出了改善农民生活、增加农业生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意见。
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著述来看，巫宝三在该领域的探讨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对农村经济问题的分析根植于充分地运用实地调查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如1934年发表于《社会科学杂志》第5期的《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办理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放款之考察》，系巫宝三关于河北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贷款业务的研究报告。该文章分析了农村贷款资金来源、贷款手续、业务种类、贷款数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开展贷款业务的时期、社员信用等情况。河北农村信用合作社最早在华洋义赈会的扶持下，通过信用合作社开展农村贷款业务，社会调查所参与相关调查。巫宝三撰写《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办理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放款之考察》不仅利用了华洋义赈会提供的资料，还利用了自己搜集的相关资料。
第二个特点是强调将经济学理论分析与所研究对象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如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1941年第3卷第1期发表的《农业与经济变动》中，巫宝三首先介绍了20世纪40年代农业经济问题存在的两种观点，即一种观点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变动中的被动因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业是一国工商业兴起的推动力。对于这两种观点，巫宝三指出，判断农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应该明确工业化国家和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差别，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农业收成的好坏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盛衰。根据对农作物弹性的分析，巫宝三指出，一般而言，封闭经济体内农业丰收势必会带来经济繁荣，但在对外贸易情况下，农产品的丰收是否会促进经济繁荣则取决于一国农产品出口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大小和出口弹性的大小。同时，文章分析了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农业所发挥的作用。中国在这项研究中是重要的分析对象，文章认为从英美工业发达国家总结出来的经济观点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占主导的国家并不适用。《农业与经济变动》是《农业国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一部分，文稿未发表时即因独到的创见而获1940年度中研院“杨铨纪念奖”。后来，《农业与经济变动》与《论我国农业金融制度与贷款政策》收录到1943年出版的《农业十篇》中。
担纲中国“国民所得”估算
20世纪初期，欧美经济学者提出了早期的“国民所得”核算理念及框架，并基于统计资料对部分国家的“国民所得”进行了估计，一时间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估算“国民所得”的热潮。至20世纪40年代，有广泛认同的中国“国民所得”数值依然阙如。鉴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难以满足社会政策制定、经济问题分析的需要，1942年巫宝三征募汪馥荪（敬虞）、章季闳（有义）、马黎元、南钟万、贝友林着手估算中国“国民所得”，此项工作由巫宝三担纲。事实上，这项研究工作在当时面临着理论瓶颈、方法分歧、资料缺乏等一系列困难。
其一，当时国内外学界对“国民所得”的基本内涵、入手方法未达成共识，而这是开展“国民所得”估算的首要前提。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从净生产率观点出发，主张“国民所得”应计算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货物与劳务的净生产数量。欧文·费雪主张只计算一国在某时期所生产的货物。所以，在对“国民所得”进行核算以前，对相关理论问题予以界定尤为重要。对此，巫宝三界定了“国民所得”的两种定义。第一种定义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全部所得，不包括国外所得的收入与国内所得的支出。第二种定义是一个国家的居民获得的全部所得总和，第二种“国民所得”要在前一种“国民所得”的基础上加入在国外的投资所得，同时减去外国人在本国的所得。后来，巫宝三等学者将“国民所得”界定为一段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居民的货物与劳务的净生产总额，“国民所得”不是一个国家各个生产组织的总所得，而是不同生产组织的净所得或净产值。针对“国民所得”的统计方法未统一问题，巫宝三将当时盛行的方法归类为五种：第一是加总一个国家个人、组织的所得；第二是企业组织及政府机构付出各种分配项额的总和；第三是增加的生产价值的总和；第四是最终产品价值的总和；第五是个人消费和储蓄总和。巫宝三将第一种统计方法称为所得法，第二、第三种方法叫作增加价值法，第四、第五种叫作堆积法。巫宝三指出，核算“国民所得”时所选用的方法，应视已有的统计材料而定，如果统计材料齐全、正确，这些方法得到的“国民所得”统计结果是一致的。在材料充分的前提下，方法本身并不重要。后来，巫宝三进一步将“国民所得”核算分为四种方法：一是增加价值法，即产品售出价减去原料后得到的净生产值，并去掉重复统计的部分；二是支出法，即将一个企业为了生产所要付出的工资、薪水，利润、利息等进行加总，从而得到“国民所得”的分配；三是所得分配或收入法，这种方法根据所得税的统计来估计“国民所得”；四是消费与投资法，即根据一个国家的货物与劳务，估计全社会生产的产品分别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数量。现实中许多国家因为统计材料缺乏，使得任何一种统计方法都不能完全有效采用，因此只能综合采用上述统计方法。最常见的统计方法是所得法兼增加价值法，巫宝三称之为混合法。由于中国的统计资料极不完备，估计“国民所得”只能采用混合法。
其二，“国民所得”估算具体实践层面存在诸多分歧。例如，在计价方法上理论界有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的争议。巫宝三指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核算“国民所得”是否包含间接税。根据以消费价格等于生产价格加上间接税的逻辑，按照消费价格计算的“国民所得”比按照生产价格计算的“国民所得”数值会大些。巫宝三认为，现实统计中未必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通过消费价格计算出的“国民所得”会因为物价的提高而使得“国民所得”降低。又如，在“国民所得”统计项目上，马歇尔等人认为，“国民所得”统计项目包括一年中生产的所有货物和劳务，费雪认为“国民所得”应该只统计最终被消费的货物与劳务。瑞典学派主张将新投入的设备作为“国民所得”的一部分，而与之配套的劳务或机器的生产所得不算在“国民所得”之内。也有观点认为，“国民所得”只包含新的产出，而劳动力投入带来的所得不应计入。巫宝三对此的看法是，“国民所得”包括货物、劳役、转移所得、生产者的消费品、国外债务等统计项目，其全部或部分是否包含在“国民所得”之内要进行具体的讨论。再如，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国际收支的存在，使得“国民所得”的核算变得复杂。关于国际收支如何在“国民所得”中计算，20世纪30年代，西蒙·库兹涅茨和莫瑞斯·科普兰对此有过争论。巫宝三认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是否将居住在本国的外籍居民的净收入利息和股利视为国家内部的生产资源，如果“国民所得”的界定是来自一国内部的收入，那么居住在本国的外籍居民的汇款和对外投资可以认为是“国民所得”的一部分。
其三，尽管各类社会调查在清末已然兴起，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仍然缺乏支撑估算“国民所得”的系统性数据资料。因此，早先对中国“国民所得”估算的德国德累斯登银行、柯林·卡拉克等只能利用不充分的资料间接推算，且其估值方法甚为粗略，只能视为概数。正是由于已有调查统计资料衔接性较差，不同的中国“国民所得”估算者采取了各异的处理方式。巫宝三依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产业特点设计“国民所得”的统计项目，综合运用增加价值法、消费与投资法，重点估算了1933年的中国“国民所得”数值，在此基础上推算了其他相近年份的估值。巫宝三的研究成果不单为1933年国民所得的估算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材料索引，更是后续研究的重要基础。
巫宝三等合作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于1945年完成书稿，194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稿尚未出版时，就得到时人的肯定。陈立仪认为，较之于刘大钧、刘大中的估算，巫宝三搜集的资料最完备，估算的方法也最谨慎。沈经农认为，在当时已出版的“国民所得”著作中，最详细、最完备的估计要算中央研究院巫宝三先生等的估计。方锦提出，中国“国民所得”的估计不是始于《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但将估计的结果及如何得到此估计的各种材料与计算方法全部发表则是首创。被称为“GNP之父”的库兹涅茨还专门撰文，就巫宝三等人对“国民所得”的界定、外债是否计入所能支配的所得、中国职业人口、部分行业项目所得、食物费用等问题进行了评论。
后来，巫宝三结合西蒙·库兹涅茨、丁忱等人的观点，结合新的社会调查资料，修正了此前估算中的农业所得的折旧率及其推算指数，完成了《“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一文。抗日战争后，中国社会各界迫切想要了解中国“国民所得”变动情况。为此，巫宝三等人对1946年的中国“国民所得”进行了估算。在这次估算中，汪馥荪、章季闳参与估计了制造业、交通运输、政府劳役所得。最终成果为1947年发表于《社会科学杂志》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及1946》。除此之外，巫宝三还分别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学季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International Payments in National Income”（《“国民所得”中的国际收支》）、“A New Estimate of China′s National Income”（《中国“国民所得”的一项新估计》）等“国民所得”估算领域的论文。
由此可见，巫宝三不仅较早对“国民所得”的相关概念进行系统性介绍，也发表英文论著澄清了当时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中存在的部分重大理论问题，并由此明晰了其估算近代中国“国民所得”的基本理论框架与方法，其估值曾作为中国对外报送的官方数据载于1948年联合国出版的《各国1938—1947年国民所得统计》。巫宝三本人也因该项研究在1948年当选为国际收入与财富研究会会员兼中国通讯员。1949年以后，《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被科林·克拉克、费正清、托马斯·罗斯基、许涤新等学者引用。曾有学者指出，在近代中国国民经济估算的论著中，使用巫宝三等人的统计方法的成果占到了约70%。
不断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较之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国民所得”估算这两个领域来说，巫宝三将其一半以上的学术精力投入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科研工作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他认为通行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大多只包括古希腊罗马和西欧的经济思想，东方国家如中国的经济思想鲜少被提及。因此，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应当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任务。自此，巫宝三开始着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第一步是掌握一手资料，只有通过对史料进行分析，才能总结出各个历史时期经济思想的特点及其演进脉络。巫宝三首先于1959年主编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陆续恢复。巫宝三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机构的学者相继编辑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部分》（1985年）、《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两汉部分》（1988年）、《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199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明清部分》（199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部分》（1992年）、《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宋金元部分》（1996年）、《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1998年）。这些资料不是单纯的史料编选，还对经济思想进行了简要评述。系列资料选辑的出版，为开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该学科教学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在整理、辑录史料基础上，巫宝三还撰写了大量论著，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第一，界定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明晰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思想史论文集》所收录的《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意义》中，巫宝三指出，经济思想是未系统化的经济观念、见解、主张，也包括各个时代的经济学说。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看，作为经济学下设的一门子学科，经济思想史是在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之后产生的，也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可以界定为研究经济观念和学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巫宝三在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的《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主要方面及其意义》中进一步指出，经济思想大抵由三块内容构成：一是作为经济思想基础或出发点的哲学思想；二是作为各种经济问题的见解、主张和政策方案；三是对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内外在关系的分析。此外，巫宝三强调把握经济思想的时空特征，不赞成把中国经济思想与欧美经济思想进行简单类比。
第二，提倡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特点、脉络体系，并借此以中国经济思想作为对照体审视欧美经济学说。在1982年发表的《谈谈研究中国早期经济思想的意义、现状和前景》中，巫宝三指出，近代以前中西方不乏丰富的经济思想，且具备一些共同特点。以古代中国、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为例，它们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重视农业生产且大多数古代思想家对工商业有轻视的态度，对商品交换、货币、市场、价格等问题都有相关论述。针对西方经济学者批判东方国家经济思想缺乏分析性的论断，巫宝三1992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经济分析论著述要》中提出，经济思想可以归类为规范思想性的和分析论证性的两种。前者在于回答“应当如何”，而后者在于回答“是什么”。分析论证在经济学说中的显著地位是在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规范性的较多，分析性的较少，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同样如此。尽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分析性的思想较少，但并非没有，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租税、富国、分工、交换等问题的讨论呈现出的经济分析色彩同样烁发光辉。如孙武在论证农业生产与负税及土地制度的关系时将亩制大小和税率高低作为两个自变量，将六卿辖地的农业盛衰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定量分析。巫宝三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发表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影响问题的考释》中认为，魁奈的“自然秩序论”与中国的“天道论”两者契合，魁奈的重农观点与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具有相同的表象。
第三，从先秦时期循序推开，深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管子》蕴含的经济思想十分丰富。巫宝三1989年出版的《管子经济思想研究》肯定《管子》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论述封建国家经济问题最为全面，最为丰富的著作。同时，巫宝三对《侈靡》篇是重侈还是重商、《乘马》篇的租赋思想、《轻重》篇的货币及价格学说、《管子》的成书年代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巫宝三关于《管子》经济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令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共同称道的成就。在先秦经济思想研究的基础上，巫宝三将其研究范围向中国中古经济思想延伸。他晚年发表的《唐代重商思想的兴起》指出，唐代是从传统的“抑末”思想向重商思想发展的转折时期，唐太宗肯定了工商业经营对封建经济存续的必要性，之后刘晏、韩愈、白居易等人大力主张重视工商业，重商由此成为一种思潮。刘晏的“官盐民销”政策改变了僵化的流通渠道，但由于民间商人不具有资本积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得重商思想又被封建体制所束缚，这与16世纪至17世纪欧洲封建社会末期的重商主义学说有着根本的区别。巫宝三逝世于1999年，《唐代重商思想的兴起》发表于1997年第3期《中国经济史研究》，足见巫宝三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开拓是不遗余力的。
除了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之外，1980年6月，巫宝三与胡寄窗、赵靖等发起成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在第一届学会理事会上，巫宝三被推举为副会长。后来，他担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名誉会长。巫宝三大半生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该所目前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的秘书处常设单位，更是学界公认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重镇。以巫宝三为代表的新时期第一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虽已故去，但他们的学术精神渐染岁月风尘，仍若潜德幽光，感召着一代代后来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矢志开拓。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中国经济思想史”特殊学科项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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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熊晨玮；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