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全球化时代的贸易战如何“以牙还牙”？

    逆全球化：告别价值判断
    很多迹象显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衰退。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以来，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倾向日益强化，当今世界被不确定性笼罩着。但是我们要明确立场——全球化也好，逆全球化也罢，是没有道德含义，没有政治含义，没有意识形态含义的。它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一种客观事实。
    在很多人的认识里，一说到逆全球化，就是逆潮流，就是坏的。这个判断里边就有了道德含义。不管是全球化还是所谓逆全球化，它发生了，你很难说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简单地用好或者坏来进行价值判断，那就容易以偏概全。你根本还没有看懂事物发生的全过程就作出价值判断了。
    一个事物、一种现象或者一种潮流出现了，应该去寻找、研究它发生背后的原因，不能简单地用好坏来下定论。它不是伦理，不是哲学，不存在道德含义在里边。无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英国脱欧，都是客观现象。对这种客观现象要去解释、分析、思考和追问。在西方，为什么10年以前这种看起来趋于保守的派别没有成气候，而今天突然涌现出来，并成了气候呢？这仅仅是因为特朗普一个人的原因吗？
    这是时代造就的，是形势所趋。当年，希特勒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如果当时德国不是因为一战失败，经济政治衰败，希特勒能在政治上崛起吗？回过头来再看特朗普的上台，也是一种客观现象。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只满足于对这些客观现象进行简单的道德判断，而不去做深度思考。比如，以前国际贸易占比较高，现在比较低了。这好像是全球化程度降低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逆时代潮流，逆全球化。
    所谓逆全球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全球化反思产生的一些现象，与其说是逆全球化，不如说是对全球化存在问题的纠偏。
    我们知道，这一波的全球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开始，一路狂飙突进，势不可当。从正面来说，这波全球化浪潮为人类文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不说别的，光看中国的发展，从80年代开始，赶上全球化的浪潮，短短30多年时间，已经使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工程，没有全球化是不可想象的。
    有人说，我们只是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庞大的市场获得经济增长的。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劳动力更便宜，但当时没有融入全球化，经济并没有因为劳动力廉价而得到发展，人们的生活也没有得到改善。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融入了全球化，廉价劳动力投入全球市场才有了竞争力，我们的经济才迅猛发展起来。
    如果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全球化确实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大部分财富只是属于社会上的少数人，社会上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他们应当享有的财富。资本获取了财富的大部分，劳动者获得了很小一部分，有些社会群体甚至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
    所以，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了巨大社会差异、社会分化，以及中产阶级的困境，再加上无节制的移民和恐怖主义的困扰，使得欧美发达国家陷入了全球化的泥沼中。
    美国的中产阶层从二战之后的70%多，下降到现在50%都不到。尤其严重的是，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中产阶层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同样，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也越来越厉害，比如，中国的基尼系数也超出了大家可以接受的程度。
    这些都是民粹主义在全世界崛起的经济根源。内部的民粹主义又往往表现为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泛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这些主义的兴起给今天的国际关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上述前提性社会条件，它们怎么会兴起呢？这些才是需要引发人们深入反思全球化的原因，正是它们导致了现在的所谓逆全球化。
    全球化的兴起，是伴随新工业革命出现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无法躲开全球化趋势。中美两国为什么联系那么紧，就是因为全球化。所以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和历史趋势。迄今为止，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确实起了领头羊的作用。其实，许多国家还是希望美国继续去承担世界的责任，扮演好世界警察的角色。
    但美国现在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有些力不从心了，所以它要整顿。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理解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了。客观地看，在国内问题上，特朗普还是比较理性的。他要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重振美国经济，他通过大规模减税等政策促使跨国企业回归本土，提振美国中小企业发展动力，这些措施对美国是管用的。只是在做的方式上，有些是人们不容易接受的，但是要看到他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奥巴马任上说了很多漂亮话，许下很多诺言，可是很多事情最终都没有落实，他只是表达了一种理想。特朗普应当是行动派。他要通过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相对收缩的方式来振兴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铁锈地带长期陷入衰败的经济。用特朗普竞选时的话说，就是要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尽管美国曾经有过孤立主义传统，但我不认为特朗普这次能够把美国再次引向孤立主义，使美国走上完全脱离全球化的道路。
    不确定性：可能性和期望
    对特朗普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不应该作单纯道德判断。不能简单地认为，确定性就是好的，不确定性就是不好的。一定要首先搞清楚这个事实，它不应该是一个道德判断。
    特朗普一当选，我在一个论坛上就预判，我们会看到，特朗普上台之后，大家会看到两个特朗普存在：一个是光明的特朗普，一个是黑暗的特朗普。黑暗的特朗普宣扬马基雅维利式的理念，口无遮拦地说一些带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反移民等政治不正确的话。由此，人们会把一些主流价值观所不能接受的价值观与特朗普联系起来。
    而光明的特朗普则表现为推动经济发展，扩大工人就业，振兴美国，强调美国第一。强调美国第一，美国人都会赞同的，哪个国家不想让自己的国家第一呢？当然这种强调自己第一，也不能太自私了。如果特朗普上台造成了灾难性后果，那么我们就要去认真研究，要去发现它产生的客观根源，这样才能找到抑制它的办法。
    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确定性又创造了无限多变化的可能性。关键是在多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如何达到我们所期望的可能性，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比如，现在欧洲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潮流，我们不希望看到上世纪欧洲历史上希特勒那样的灾难再次出现。我们希望民粹主义潮流朝着理性、自由、符合世界文明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国际社会进行认真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一开始就是不确定的，人类社会什么时候确定过？所谓确定性是决定论的思想，就是认为历史有一条清晰的单向度的线性发展的轨迹。事实上，人类社会不是这样发展的。历史决定论最终就会导致历史终结论。
    其实，中国文化里就充满了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和认知。比如，《易经》里的“易”就是变的意思，变就是不确定。从传统文化来看，中国人是根本不害怕“不确定性”的。西方的思想传统则对变化和不确定性充满了担忧，所以他们创造了上帝来消除对变化的恐惧心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这就是《易经》所揭示的根本道理。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就表现在不确定性上。因此，不确定性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一个现状，或者是一个结果。我们无法避免不确定性，人类文明的进步已经能够通过制度等方式，大大减少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年希特勒上台时，因为德国的制度化程度很低，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制度。但现在特朗普执政后，别说改变制度，就是想推行一个政策、做成一件事都很难，因为有媒体、国会和民众的制约力量。民主和法治制度决定了，他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这种环境下，不大可能出现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当然，对此我们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新技术与人类的短视：且生存且思考
    新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样也存在可能是光明的天使，也可能是黑暗的陷阱的问题。特朗普这次当选不就使用了大数据技术吗？对于新技术关键还是看你怎么用。现在商业上，像阿里巴巴，马云干脆就叫他的公司是数据公司，而不是电商。
    新技术的确可以把人们解放出来。但另一方面，现在的新技术社交工具，使得人们只关注自己的朋友圈，而不再关注其他信息，公共领域越来越狭窄，而私的空间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也造成了许多复杂问题和新的不确定性。恐怖主义不是也在不断利用网络技术吗？所以，无论什么先进技术，它都只是工具，还是要靠人来决定技术的性质。
    很多好莱坞科幻电影已经在展示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人的前景了。假如现在我们这个研究所，人不用写文章，写报告，完全由机器来代替了，那人做什么？很多人可以去做义工，或从事其他服务类工作，或者从事更加个性化、更加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但是，这也可能会使很多人去做坏事，因为人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可能做一些坏事。作为工具的技术，自古至今一直在发展，每一次技术的重大进步都能改变这个社会。当然，技术也可能失控。不过，人作为一种会思考的动物，一旦出现机器失控的情况，肯定又会去研究怎样去控制机器、防止失控等问题。不可否认，毁灭性的可能也是有的。
    因此，新技术也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带来更大的风险。而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它始终是一个客观趋势。我们要做的，就是面临这个情况，怎么去处理，去生存。
    这个时代为什么产生不了像康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因为我们越来越无暇仰望星空了。现在的人们没有思考，只有选择。人类的短视也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也许是一种更大的危机，也许因此使文明社会深陷黑暗之中。
    单边开放与创造规则：你黑暗，我更光明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英美两个国家。当年大英帝国称霸世界为什么会持续长达200多年的时间，而美国独霸全球的时间却很短。事实上，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才真正有了独大的地位。
    但是，至今才不过20多年的时间，美国就显出了衰老的迹象。这里的因素有很多，但我觉得当时的英国之所以能持续那么多年，就在于它采取“单边开放”的政策。所谓单边开放，就是你不向我开放没关系，我向你开放。这才使得英国会强盛那么长时间。美国采取的则是对等开放政策，你对我开放，我才向你开放。如果像特朗普现在这样采取孤立主义政策，那么美国就很难像当年大英帝国那样持续那么久。
    中国如果要真正实现强大，就应当学习早期的英国，实行单边开放。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你黑暗，我更光明！你保守，我更开放！如果简单地以牙还牙，针锋相对，那世界可能就遭殃了。为什么去年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很受国际社会欢迎，就是当特朗普要逆全球化的时候，中国高举起了全球化大旗。美国要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则提倡更加开放。我们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很有市场，这种心理与近代以来中国受欺凌有关，很多人感觉我们今天强大了，总要想办法还击一拳。首先，我认为，中国领导人不会像欧美的政客那样支持民粹主义。无论是从G20峰会还是达沃斯论坛，习近平主席一直在强调更加开放，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其次，国内民粹主义确实很强，这是因为它由很多社会问题引起的。
    美国的民粹主义、欧洲的民粹主义都有他们产生的社会根源，中国的民粹主义也有它的社会根源。我们要解决民粹主义问题，首先要去除产生民粹主义的土壤，大力解决社会问题。只有解决了社会问题，才可能遏制民粹主义。大家看看世界各国，就民粹主义而言，今天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存在民粹主义，而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是不是去动员民粹主义或者利用民粹主义，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大力提倡民粹主义，有些国家就克制自己，没有去做民粹主义。
    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一战二战的发生其实都与当时的欧洲民粹主义有关。国内社会问题解决不了，就寻求对外开战来化解。特朗普上台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试图从解决内部问题入手。
    如果说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全球化，那么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就是区域化，也是彼此如何找到平衡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论是同东南亚、南亚还是东亚关系，经济上都联系得很紧密。并不像西方人所说的，中国要搞扩张了。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很有限的。俄罗斯周边的很多国家都在担心，如果北约不行的话，会被俄罗斯吞并。
    但中国周边没有一个国家会担心被中国吞并，因为中国没有这个传统，中国历史上没有吞并过别的国家，只是西方人在炒作这个问题。这其实也是中国的话语权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很不够。
    说到如何讲中国故事，如果我们不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能讲好中国故事吗？那就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编故事。为什么当下中国在一些国际地区的形象并不是很受欢迎，就在于有些时候我们非但没有把本来很好的故事讲好，反而是自说自话地编故事。
    冷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国际间的游戏规则本身要不要变，应不应该变？我想不仅仅是特朗普在追求变化，中国也在追求变化。现今的国际游戏规则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和主导的，很大程度上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以，中国也希望这种规则有所变化，使其能够更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们一方面接受了这些规则，另一方面也要改变这些规则，同时还要创造一些新的规则。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在这样做，比如全球贸易体系的游戏规则。
    如果是朝着黑暗的特朗普方向发展，那就会很糟糕。如果朝着光明的特朗普方向发展，那就会很健康。在这方面，中国的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由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地位所决定的——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的博弈，主要在于我们如何把握，在于中美之间如何互动。
    如果美国的民粹主义起来了，中国也以民粹主义方式应对，那么就必然爆发冲突，那世界就必然走向黑暗，甚至这个世界就此完蛋了。而如果是你黑暗了，我更光明，你逆全球化而行，我更加倡导全球化、更加改革开放；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向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会越变越好。这就是用光明消化了黑暗。
    中美之间一旦发生贸易战，美国自身会受伤。中国经济体是开放的，中美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美国同样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中美间的贸易战是可控的。美国对中国600多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特别关税，600亿美元数额事小，但中国要预防贸易战转化成冷战。
    中产阶层和社会共识：中国当下之所需
    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还是如何做大中产阶层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强调了很多年。当然，社会公平很重要，这是基础，但是没有强大的中产阶层，中国社会就没有稳定的基础。我们的中产阶层现在还太弱小。西方这些年出现的问题，也是因为整个中产阶层的生存环境恶化了。美国如果是中产阶层仍然占到70%的话，绝不会发生特朗普当选这样的事情。欧洲如果没有中产阶层面临的困境，也不大会有英国脱欧公投。
    一个社会，当中产阶层很强大的时候，就容易达成共识。当社会精英有了共识的时候，社会就会比较健康的发展。如果精英没有共识了，那么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都有问题。
    中国古人云，有恒产才会有恒心，所以以前儒家、法家有养民的说法。当然，古代所说的养民，还是把老百姓作为客体看待。那时候的养民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民主意识，而是要照顾好民生，不涉及政治参与。
    现在的民，不仅仅需要民生，而且还需要民主，要政治参与的权利，大家都有了这个意识。所以中产阶层能够充分参政的时候，才是社会最稳定的时候。如果中产阶层不壮大，社会就很难稳定：中产阶层不壮大，消费社会就很难建立，即使建立起来也很难持续发展；中产阶层不壮大，法治社会就无从谈起，因为中产阶层最需要法治；同样，只有中产阶层壮大才能发展民主。所以，不需要那么多豪言壮语，一个指标就是把中产阶层做大。
    当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随着经济起飞，在二三十年时间内，就把中产阶层发展壮大到70%。任何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是要先发展起中产阶层来。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壮大中产阶层的方式可以不同。比如，中国香港地区是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新加坡是通过公共租屋。各种方式都可以，但一个目标就是把社会打造成橄榄型社会。
    这些年中产阶层并没有明显壮大起来，因为工具的东西和价值的东西是背离的，正如马克斯·韦伯说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光有价值理性是不够的，也需要工具理性。当下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没有壮大中产阶层，反而成为压制中产阶层的工具。
    本文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接受《探索与争鸣》杂志专访的文字实录，略有编辑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