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新兴大国的对外开放十年（下）

所以，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当火车，有很多国家觉得不适应，它们都习惯于发达国家来充当这一角色，维护原本一套有利于发达国家利益的规则。而这个新冒出的发展中国家，有很强烈的愿望要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声音，这与原有的制度不完全一致，于是就会出现种种摩擦。
    这种摩擦不仅仅存在于贸易方面，还有很多在规则层面上的摩擦，比如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美国和一些国家提出中国是第一大出口国，就应该带着大家往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方向走，而中国却认为本身是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进一步引领开放的基础和能力，认为国内很多贸易领域的竞争力还很弱，产业竞争力也很弱，因此不敢走得太快，否则国内承受不了等等类似的问题和矛盾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国目前面临的处境就是，想在国际舞台上发言来影响规则，可是影响规则的方向却不是原来的大国共同认定的方向，矛盾产生后，别人指责我们不承担责任，没有提供一个大国所要提供的所谓全球公共品，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
    中国的崛起对很多国家来说感受最大的是不确定性，中国带给世界的机遇他们都看到也享受到了，但对他们来说，中国带来的挑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们不知道中国会给世界带来什么，种种威胁论就是他们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一种反应，毕竟我们与别的国家在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上存在差。尽管我们说永远不称霸，但很多人不相信。
    其次，这几年中国参与世界规则制定中，我们还缺乏经验，缺少能够提出建设性议题的能力。我们可以反对，但我们还没能有智慧地提出一个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方案，因此而遭到一些国家的指责，说中国在很多国际场合要么不说，要说就说“不”。这一点上，暴露出我国的整体软实力非常滞后。我们要想主导全球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这有综合国力的因素，更多的还是我们缺乏人才、缺乏经验、缺乏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相适应的决策支持体系，一整套大国行使国际权利的国内机制，即便我国的经济贸易、经济实力壮大得很快，但是软实力跟不上，说话还是不够分量。要想在全球规则修改制定中起到引导者的作用，提出的倡议能得到大家的相应，不仅需要依靠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还需要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一流智库等软实力，提出很多好的方案，才能少走弯路，少走错路。
    再次，我们也应该换位思考，中国确实给世界带来机会，作出贡献，但不能总认为别人得了好处不知道感恩、还和我作对，我们也确实也给世界带来冲击，要正视这个冲击。作为一个大国，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更需要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这对全人类有好处对我们更有好处。所以对于有些国家对我们带来不确定性的担心，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更容易理解。国际关系很复杂，既有实际的利益关系，也有看不见的气场即所谓的战略关系，还有理念、文化、意识形态等差别，所以我们需要具备更加平和的心态，用更加宏观、更加客观、更加宽阔的视野看待这种挑战。大国崛起碰到这些挑战太正常不过了。
    必须与时俱进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
    中国经济时报：十年来，我国在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外贸易领域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经历了怎样的变革？
    隆国强：总的来看，这十年间我国外贸政策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导向是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大幅度降低关税壁垒，引入更多竞争提高效率。
    在此过程中，贸易政策还有一个很强的指向就是转型升级。我们在全球分工中的分量很大，市场份额很高，但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很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需要加速结构升级。
    当然，恰逢我国入世十年，我国在清理法律法规、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信守入世承诺，逐步扩大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开放外贸经营权、降低关税并取消非关税壁垒。通过入世，我国不仅建立起符合WTO规则的涉外经贸体制，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并逐步发展成为制定“国际游戏规则”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这两个政策方向在未来一段时间也将是基本取向。政策尤其是自由化政策是需要互动的，如果全球自由化走得快，我们也会快，如果全球自由化缓慢或停止甚至倒退，我国也会不得不慢。转型升级的政策与国内的技术、市场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息息相关，需要靠市场的力量来起作用，不是主观上想加快就能加快，而是要因势利导。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外部环境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未来，我国应如何调整对外开放战略？
    隆国强：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基本变化就是未来全球化推进的方式有所调整。多边贸易谈判基本停滞，多哈迟迟得不到进展，但在区域贸易安排上发展得很快，在过去十年中，全球自由贸易安排增加了205个，局部贸易自由化不仅在于自由贸易安排的数量多了成员多了，更重要的是覆盖的范围宽了。不仅是中国，全球都是这样，很多原来多边规则没有覆盖的在区域贸易安排上都覆盖了，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
    全球化推进方式的改变，对我国影响很大。原来多边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搭便车，享受自由化带来的好处，但是现在转向区域贸易安排之后，不努力不仅搭不上便车，还会受害，被排挤在区域贸易安排之外，一旦被边缘化，原来的贸易就转给成员国了，即所谓的“贸易转移效应”，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
    当前，我国很多区域贸易安排谈不下来，原因在于国内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协调整合推进对外谈判进一步自由化的机制。在技术变革时期，如果不扩大不深入对外合作，就会错过时机，不敢说领跑，连跟跑都难以实现。入世带来的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的红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殆尽。要推进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迫切需要酝酿新一轮的改革与开放。尤其是在技术创新日益活跃的今天，我国更需要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需要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战略。而且，对外开放战略和国内政策是相互作用的，可能涉及到深层次的改革，开放会进一步推动国内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又为下一步开放提供体制机制基础，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
    我们要认识到，目前中国开放度并不高，如果不继续扩大开放，就会错失战略机遇（特别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机遇），重蹈清朝闭关锁国的覆辙。必须与时俱进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新的开放战略与以往的战略有八个方面的不同：第一是开放的目标不同，从出口创汇变成结构升级与和平发展，以前出口创汇是整个开放的核心目标，应调整为利用外部资源加速转型升级，通过互利共赢实现和平发展。
    第二是中国和外部环境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前基本上是被动接受外部环境，现在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之后，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会反作用于自己，变成自身的外部环境。因此，需要主动营造一个互利共赢的外部环境。
    第三是发展战略要调整，资本技术密集产业从进口替代向开放发展转变，逐渐降低保护，同时利用外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外部市场来做强。
    第四是产业重点不同，从制造业开放到制造与服务并重，从劳动密集产业到资本技术密集产业，从实体向金融开放扩张。
    第五是手段不同，从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
    第六是主体不同，从外资和中小企业为主，到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
    第七是区域不同，从沿海向内陆、沿边扩展，内陆地区在未来开放中重要性明显提升。
    第八是内容不同，从注重经贸实利扩展到参与规则制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