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人力资本提升空间与增长潜力,足以支撑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继续保持领先优势。所以,在短期,稳增长是政策优先之选,但在中长期,策略选择应是切实维护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在战略转型中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释放经济增长新动力。
在当今的全球主要大国中,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最好的,可近日听到的唱衰分贝似乎再次升高。最新的担忧,是根据7月宏观数据以及当月银行新增贷款的低迷,判断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举措均未见效。而出口的疲弱态势,又给中国政府平添了新的压力。
细究唱衰中国经济的市场分析人士结构,除了查诺斯之类的所谓“卖空大师”之外,绝大多数居然是供职于国外金融机构的中国分析师,或者是在英国《金融时报》等主流财经媒体撰稿的中国人。其中原因,不言自明。因为在美欧经济鲜有亮点,经济话题炒作的边际效用不断递减的今天,将话题中心集中到中国身上,其舆论与市场效应显然要大得多。
不错,中国经济增长正在逐步告别改革开放以来的黄金周期,在人口红利消退,产业转移红利趋减的大背景下,尤其在全球经济仍处于不确定的宏观经济情势下,经济增速放缓乃至经历缓慢而痛苦的复苏过程,是真实世界里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反之,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取得8%甚至9%以上的经济增长,则应该说是逆经济周期的非正常现象了。笔者相信,决策层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年来淤积的经济增长沉疴,不可能不知道拖延改革可能带来的越来越大的转型成本,当然也深知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效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是要驾驭今日这样一个经济规模超过6万亿美元的巨型经济体,确实面临太多的约束条件。
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程度的确超预期,但比较起来,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财政状况是最好的,从而为经济调控预留了较大的腾挪空间。所以笔者坚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人力资本提升空间与中长期增长潜力,足以支撑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竞争中继续保持领先优势。而从人力资本提升空间来看,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市场主体可以在保持较高资本积累的同时,着力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进而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提高增量资本的产出率;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尽快改变社会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脱节现象,则是适应经济转型的关键之举。再进一步,如果能通过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当可大大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则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周期内保持年均6%以上的有效经济增长。
在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依然不甚明朗以及国内制约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相关要素难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应该是未来一到两年内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当然,目前也是正视中国经济结构问题、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的难得时机。中国经济既要通过积极扩大内需稳增长,更要在结构升级与战略转型中提升竞争力。这么看来,中长期的策略选择,只能是既要切实维护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又要在战略转型中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尽快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合理分工,以锻造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
经过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倒挂无异于饮鸩止渴。资本的畸形繁荣可能成为追忆,实体经济发展永远是根本。这并不是说美欧从此就不重视金融创新了,衍生工具失灵了;相反,金融衍生工具作为负债表风险管理必不可少的工具以及降低资本成本、增加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关键环节,是不可能告别金融市场的。只是西方的金融家们可能在日后的行为中更灵活地配合本国决策者们的政策调整,设法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作用最大化。假如美欧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再平衡,并将经济发展轨道暂时切换到制造业和出口导向上来,则不仅有可能打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而且势必极大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为此,我们必须尽快落实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一揽子方案,在切实提高应对国际经济摩擦博弈水准的同时,尽快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宜致力于应深耕核心技术的研发与自主品牌的国际化推广,确立制造业发展的高增值和高技术发展导向,在积极参与资本与技术要素密集的制成品乃至中间品生产的同时,力争在若干重要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的新跨越。
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目前正处于向“金融与服务中心”过渡的第四阶段。在此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量就来自于融合先进制造业的高端服务业。因此,中国在稳步推进产业梯度转移,挖掘中西部经济增长潜力并提升增长质量的同时,理该充分利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技术与金融优势,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提高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整体竞争力。如果我们能在稳固传统竞争优势的同时,着力提升上述地区的金融市场、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能力,特别是管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加大对战略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那就不仅有望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而且还能提升现代服务业与战略新兴产业的融合度,进而以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引领中国经济整体升级。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