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房新路径（二）

作为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发源地”，厦门在构建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实现分配“零投诉”的基础之上，率先开始探索农民工及其他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保障情况。
    从1997年开始，厦门陆续建设了外口公寓，向常住城镇的外来人口提供租金相对低廉的普通住房，“同时为了更好地解决农民工及其他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困难问题，为工业集中区提供三产配套，同时为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出路，破解‘征地难’问题，2006年，厦门市委市政府提出了‘金包银’工程的开发模式。”据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师魏丽艳介绍，“金包银”指的是在工业集中区内部或周边的村，按照工业集中区的要求统一规划，对村庄外围进行规划改造(俗称“金边”)，为工业集中区提供配套生活服务；并逐步对村庄内部进行环境整治和改造(俗称“银里”)，使村庄环境和村民住房得到改善。
    而“金包银”的效应也在3年的时间内就得到了显现，共惠及失地农民8.4万。数据显示，厦门市规划的20个保障性住房小区，目前已开工建成16个项目。厦门累计已开工建设130万平方米“阳光公寓”，可解决10多万名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问题。福建省正在总结推广厦门在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方面的经验。
    此后，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逐步形成了包括廉租住房、保障性租赁房、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性商品房，以及为公务人员提供的过渡性住房、为人才提供的人才住房、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阳光公寓、“金包银”工程等组成的全覆盖、分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
    但与此同时，因多渠道的“住房保障体系”时间及分配方式的过程不同，引发了部分申请者对保障房分配“双轨制”的质疑。近期就有媒体报道称，厦门普通居民与公务员等人员确实存在不同的申请渠道，而申请资格、轮候时间均无法统一。厦门官方回应称，事实上，公务员优先说法属误解，且公务员申请条件更严格。
    “厦门模式”能否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推广，显然必须回答这一问题。在扩大保障范围的时候，如何保证保障的公平，正是今年数次全国性保障房会议的主旨之一。
    “应保尽保”的杭州突破
    
    不论是“黄石模式”，还是“厦门蓝本”，或是其他地区的保障房新政探路，所面对的共同课题就是：如何做到“应保尽保”？
    8月23日，浙江省保障性住房阳光工程建设工作座谈会在杭州举行。截至目前，浙江省已累计开工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109万套，改善了92万户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城市，杭州多年来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上的创新思维和投入力度不仅在省内罕见，即便是在国内，也同样为保障房的建设、分配等环节提供了不少新模式和可借鉴经验。
    此前一天，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周先木刚刚宣布，杭州市本级公共租赁房的申请受理方式从集中受理首次改为日常受理，有需要的市民申请起来更为方便，而这也是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实施日常受理后，杭州在住房保障体系中作出的又一完善之举。数据显示，自提出保障房“以租代售”的模式后，杭州共推出公租房8658套，极大地缓解了低收入群众“住房难”的问题。
    回顾杭州保障房发展模式，“租、售、改”三位一体的保障体系正在成型。2009年，杭州市房管局主动建议将全市廉租住房目标调整为对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2倍(含)以下的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周先木说，在当时，为加快缓解低收入群众“住房难”，杭州市较大幅度地放宽了廉租住房准入条件，并出台相关文件。一年之后，杭州成为全国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和货币补贴标准最高的城市之一，市区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为人均15平方米，3人以下家庭保底36平方米，货币补贴标准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20元提高到30元，新标准为老标准的1.5倍。2010年，杭州确定对城镇低保标准2.5倍以内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施廉租住房“应保尽保”。
    “2011年，杭州会进一步扩大保障范围。”去年年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先木表示，杭州的保障房供应思路已经发生变化。
    在2011年之前，杭州把解决买不起商品房又达不到经济适用住房申购标准，以及买不起经济适用住房又达不到申请廉租房标准的“两个夹心层”住房困难的问题列为住房保障工作的重点，还提出过经济适用住房“房等人”的目标；2011年以来，杭州保障房供应思路调整为：抓住城市化进程中大量非本地户籍的创业人才、大学毕业生和外来务工人员等“夹心层”群体阶段性、过渡性住房困难突出的实际，大力发展公共租赁房，实现住房保障从“以售为主”向“以租为主”转变。
    十二五’期间我们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加快发展公共租赁房，杭州市将新开工建设11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确保在‘十二五’期末建成公共租赁房300万平方米以上。”周先木说。
    今年4月，“服务基层、服务青年”缓解在杭青年职工住房困难主题活动的启动仪式举行，共青团杭州市委书记黄海峰，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周先木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周先木称：在公租房的申请对象上，杭州突破了传统住房保障方式对户籍的限制，将新就业职工和流动人口纳入保障体系。
    三个月后，这一承诺开始兑现。8月27日起，杭州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创业人员连续缴纳住房公积金或社会保险金的时间只要满6个月，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在大幅度降低公租房申请门槛的同时，申请人也可以通过公积金缴纳的方式来付房租。这种新的模式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创业者留在杭州。
    或许，这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很多地方保障房建设的新目标。
    无论资金、土地、分配、监管，或是政府角色定位，保障房面临的多个问题与挑战，其实并不孤立存在。它们共同织成一张网，互为彼此，盘根错节。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住户对户型结构，尤其是对卧室、阳台、厨房等处的设计，不满意度都接近50%。”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住宅与社区研究所所长邵磊边说，边拿起手中的分析图表。
    邵磊曾对北方和西南地区两大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居住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住户不仅对卧室、阳台、厨房等处设计存在不满，对工程质量和隔音效果，以及对小区周边配套设施，如公共交通、购物就医环境等不满意度都非常高。
    “相对而言，房屋面积在30平米和70平米左右的住户对户型的满意度较高，而介于二者之间的住户对住房空间结构满意度较低，相当部分的住户认为现有户型对空间利用不够，卧室、起居室等使用功能存在不便。”在邵磊看来，这些不满意，正是各地保障房建设过程中未充分考虑住户需求所导致。
    邵磊是在8月7日参加“中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国际研讨会”时提出以上这些观点的。他的发言被安排在了下午。但整整一天，他都在会场，和很多长期研究住房保障的中外学者以及相关土地、建设部门的官员共议保障房。
    保障房，一直被认为是惠及上亿中低收入人群的庞大民生项目。截至7月底，全国保障房开工数量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套，其中5月开工118万套，6月124万套，7月110万套。而今年保障房建设指标为开工量700万套，竣工量500万套以上。
    虽然建设进度快于去年，但有关保障房建设的反思却日益增多。保障房背后，究竟存在多少待解谜题，又有多少深度博弈？频频曝出的资金、土地、分配公平等问题，不仅让某些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局与道德困境，也让公众充满疑虑与质疑。
    保障与福利之争
    
    最近的一重质疑，把河南项城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有报道称，在该地的一份保障房申购名单中，有大量政府人员及未成年人获准购买经济适用房。未成年人数高达42人，其中还包括了一名6岁儿童。
    项城有关部门随后做出回应，该市经审批后的经济适用房申报人手续齐备，符合规定，且无未成年人获准申购经适房现象。
    至此，事件看似解决。但仍有人提出：部分申购成功者是否为政府相关机构公务人员，项城方面始终避而不谈。事件的真相，仍在等待厘清。
    项城事件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保障房背后那只权力之手，已不是第一次刺痛人们的神经。
    自2001年开始，保障房寻租的报道，多次见诸媒体：中国人民银行苏州市中心支行“集资建别墅”，景观设计尽显奢华，按职位高低和与公司关系远近选房，依次是“员工、亲属、县支行其他参与人员、合作建房小组认定的其他参与人员”，随后银行方面虽否认，但这一消息仍让民众感慨万千；湖南衡山县电力局别墅群引热议；安徽电力被曝集资建房，相当一部分是双拼别墅；山西忻州限价房成公务员小区，干部倒卖赚5000万元……
    2011年6月，一则“850套保障房房源近九成分给了公职人员”的消息，让浙江苍南县声名鹊起。起因是，苍南县投资约3亿建850套限价房，明确限定主要销售对象为苍南县党政机关和其他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职工。政府办称这批房源比较少，先解决公职人员，老百姓属于第二批来解决。
    正因问题频发，在“中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原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连用四个问句：“过去十年来保障性住房建设中有多少掌握权力和财富的人群利用了这个政策自肥？有多少公务员小区占用的是没交土地出让金的土地？有多少掌握权力的人的住房通过隐形或公开的手段侵蚀了社会资源？包括让大型国企、大型央企建保障房，能光给市民建而不给自己的职工沾光吗？”
    而与陈淮一同参会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在会上的发言，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平新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由于地方保障房资金一直处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各地方上报的保障房数量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企业建房，这种保障房容易沦为福利分房。但有媒体报道时，冠以“过半保障房沦为福利房”标题。住建部随后在官方网站发布消息回应称，近年来，中央加大了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主要面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为此住建部还专门列举了过去三年间，不同类型保障房的数量和分配去向。
    报道虽有出入，但平新乔的担忧却是真实的。
    去年初，中央政府确定了未来五年要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的目标。平新乔走访后发现，地方政府面对财政压力，很多将建房任务分解给企事业单位承担。而有地方政府将一半以上企业建房纳入保障房统计口径，他担心这些企业建房会沦为福利分房。
    担忧背后，暗藏保障房两大难题：一方面，地方政府资金压力巨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分配问题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