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确认识第三次转型和前两次转型的区别 概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共发生了三次大的经济转型,即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动能转型。
1.经济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转型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1年,市场的补充性作用阶段。包括: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2012年,市场的基础性作用阶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至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阶段。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根据王小鲁、樊纲等人的研究,2016年按地区计算的市场化指数,东部地区为8.67,中部地区为6.91,东北地区为6.53,西部地区为5.05。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为5.45,2016年为6.72,期间增加了1.27。其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分别增加了1.80和1.52,市场化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进展情况要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指数分别增加了0.80和0.90,市场化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进展情况则要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各地区间的市场化差异不仅没有出现收敛的迹象,反而呈现扩大的趋势②。
2.经济结构转型:从地区产业单一性转向地区产业多样性 20世纪末期,地区产业单一性问题逐渐凸显。过去大都根据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形成,特别是一些城市依托资源建成,单一资源主导。出现典型的相对单一产品地区,例如单一煤炭、单一石油、单一钢铁、单一汽车、单一纺织等城市。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单一性,一业独大;企业结构单一性,一企独大;就业结构单一性,一家独大(如家庭三代人在一家大企业上学上班)。伴随着资源的枯竭,产业超于衰落,从而引致整个地区经济大幅下滑,城市发生衰落,社会问题严重。进入21世纪,各地纷纷向地区产业多样性发展。现在整体来看,地区接续产业崛起,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地区经济韧性形成③。尽管如此,个别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绝大部分城市,经济再次衰退,人口大量外流,“东北现象”严重。
3.经济动能转型:从旧经济转向新经济 当今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技术革命重大变化而言,一是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二是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三是从互联网到物联网,四是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能,五是从物联网到智联网④。与此相契合,在经济形态上,则是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叠加,即新经济的崛起、突起。综合国外、国内学术界以及国内企业界、政府界的认识,基于新经济“创新”的本质特征,可将新经济用“硬”和“软”两种视角加以整合:从硬的视角看,新经济由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金融、新制造、新零售、新服务所驱动;从软的视角看,新经济由新思维、新理念、新制度、新规则、新业态、新组织、新机制所驱动。从而,新经济可被定义为基于“硬驱动”和“软驱动”以及交互驱动所产生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⑤。通俗地讲,所谓新经济就是被上述几新“改造过了”的“新实体”。
从旧经济转向新经济,关键在于新旧动能转换。广义地讲,新旧动能转换包括如下方面:一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其实质是从主要依赖物质资本转向主要依赖智力资本,创新不只是指技术创新,而且还有思想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它们都是人类的“智力产出”而非自然的“物质产出”,而“智力产出”关键在于研发人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2017年每百万人中研发人员数量,世界平均水平为1277人,中国仅为1176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4000人,韩国高达7000多人。这里,发达国家不仅推进创新驱动,而且转向创新引领。二是从硬性资源转向软性资源。软性资源含义很广,诸如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体系、软件、网络、商誉、文化、理念、数据等。与硬性资源相反,软性资源具有以下特点:可共享性使用;用一次多一次,越用越多;以软性资源为基础形成的经济体系,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收益递增;具有无限性,因为软性资源可以创造软性资源⑥。三是从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空间。比较而言,实体空间是有形的、有界的、有限的、有差异的(非均质性)、低速运行;虚拟空间则是无形的、无界的、无限的、无差异的(均质性)、高速运行(零时间、零距离、零成本)。在这个虚实兼具、相互交融的“新世界”里,许多沿用百年、千年的规则、原理不管用了。虚拟空间的出现改变了产业边界、市场边界、企业边界乃至国家边界,使得距离对经济活动的约束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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