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学的创新性贡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当前，稳定经济增长的重点是解决结构问题，解决结构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发力，从供给侧解决结构问题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案，也是推动全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案，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原创性贡献。
    稳定经济增长的重点是解决结构问题
    一个国家要稳定经济增长，前提是供求总量与供求结构都要保持均衡。然而，以往大多数经济学家只关注总量均衡却忽视了结构均衡。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首次提出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原理，即萨伊定律，其论证逻辑是：人们卖出自己的商品，目的是为了购买别人的商品，既然大家都为买而卖，有供给就一定会有需求，供求可以自动均衡。显然，萨伊所说的供求均衡，指的是总量均衡。
    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普遍的生产过剩和失业令萨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提出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投资与消费，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虽全盘否定萨伊定律，但他所关注的同样也是总量均衡。
    《通论》一度被西方国家奉为国策。可惜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先后陷入“滞胀”，于是人们又纷纷批评凯恩斯开错了药方，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受到了关注。供给学派提出政府应重点减税而不是增加公共支出，这一主张与凯恩斯并无实质性不同，两者皆主张刺激投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扩大私人投资，后者主张增加公共投资。
    从萨伊到凯恩斯再到供给学派，关注的都是总量均衡。在他们看来，市场均衡的关键在总量而非结构。
    与以往经济学家的看法明显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关注和解决结构性问题。这一论断既坚持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又创新了市场均衡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对市场均衡作过严密论证，得出的结论是：总量均衡并不代表结构均衡。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要顺利进行，条件是要同时实现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价值补偿指总量平衡，实物补偿指结构平衡。若只有总量均衡没有结构均衡，最终仍会导致供求总量的失衡。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虽然表现为总量失衡，深层原因却是结构失衡。
    何谓总量均衡与结构均衡？举个例子：假定一定时期总供给为1000万元，总需求也是1000万元，此时供求总量（价值补偿）是平衡的；但从实物补偿看，假定市场供给1000吨钢材、2500吨粮食，而市场需要的却是800吨钢材、3000吨粮食，于是钢材过剩200吨，粮食却短缺500吨，供求结构并不平衡。
    如果结构失衡不解决，社会再生产便无法进行，长此以往总量也会失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总量均衡是由无数个局部均衡加总起来的均衡，一个经济体内部市场要出清，前提是人们想卖的商品都能卖得出，而想买的商品也都能买得到，否则就会导致两种结果：库存增加或者需求外溢。无论出现哪种结果，总量都会失衡。一旦结构失衡造成了总量失衡，若不解决结构问题，刺激需求只会适得其反。凯恩斯当年主张政府通过增加赤字刺激投资，目的是要实现总量均衡，然而这种办法只在短期管用，长期却是饮鸩止渴。道理很简单，如果某种产品库存增加，说明生产已经过剩，此时应减少生产才对，但在政府刺激政策下企业会继续生产，这对结构失衡无异于雪上加霜。供给学派提出的全面减税也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起手就按供给学派的主张削减政府开支，全面调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利润税，此举虽一度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但并未解决结构性问题，所以里根执政后期又迫不得已开始加税。
    解决结构问题应从供给侧发力
    《通论》出版之前，经济学家一直是重视供给管理的。19世纪初萨伊提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着力点明显在供给侧。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将供给与需求结合起来研究局部均衡，重点也不在需求侧。凯恩斯为何要将市场均衡的重点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1929—1933年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大萧条，萨伊定律无能为力，为救资本主义于水火，凯恩斯另起炉灶创立了需求管理理论，在短期内产生了刺激增长和增加就业的效果；其二，供给难以调控，需求则易于调控，因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容易被政府采纳。理论上讲，生产出现过剩时，要恢复供求均衡，既可减少供给，也可增加需求。可在凯恩斯看来，减少供给就得限制生产，进而增加失业，扩大需求不仅可以增加就业，而且政府用扩张性政策刺激需求易于操作。
    凯恩斯理论后来导致西方经济陷入了滞胀。究其原因，是因为时代的变化动摇了凯恩斯理论的根基。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出现生产过剩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他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预期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对有效需求不足作了论证。笔者认为，在凯恩斯所处的时代，他的分析没有错，但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上述三大规律已有两个不成立。
    先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凯恩斯认为，由于人们的消费增长赶不上收入增长，随着新增消费在新增收入中的比例下降，人们会增加储蓄，消费需求会不足。可事实上，近30年消费信贷悄然兴起，储蓄率不升反降。1940—1980年，美国居民储蓄率保持在7%～11%之间；2001年降至-0.2%；2005年又降至-2.7%。
    再看流动性偏好。凯恩斯认为，人们通常有持有现金的偏好，因此银行利率不能太低；由于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当投资收益率低于银行利率时，企业便不会贷款投资，导致投资需求下降。然而现在，信用卡结算和移动支付风靡全球，用现金支付的行为锐减，人们持有现金的偏好已大大改变。
    凯恩斯的追随者曾对其理论作过修正，但最终皆于事无补。凯恩斯本人提出：从居民与企业两部门看，供给侧国民收入=储蓄+消费；需求侧国民收入=投资+消费，只要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总供求便可实现平衡。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假若生产已经过剩，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生产岂不是更加过剩。凯恩斯追随者解释说，若将两部门扩展为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便可通过扩大政府采购消化过剩供给。此解释并不正确：政府扩大采购需增加收入，政府增加收入无非是加税或发债；无论加税还是发债，都势必挤占企业投资；政府投资增加而企业投资减少，社会总需求未必会增加。凯恩斯追随者又解释说，可通过扩大出口转移过剩供给。这一解释也不成立：一国出口是为了进口，并以此分享国际分工收益，若只出口不进口，不仅不能分享国际分工收益，还会引起贸易摩擦；若进出口保持平衡，则不可能转移过剩供给。
    可见，从需求侧不可能解决结构性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就是说，我国虽然也存在内需不足问题，但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必须从供给侧发力才能解决。从经济学角度看，改善供给也是扩大需求：改善供给结构可以更好满足需求；改进供给服务可以引导内需；创造新的供给可以派生出新的需求。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来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的提升，并不断创造新的供给能力。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进行回应。比如，过去人们出行坐马车，今天可以坐火车、飞机；30年前人们对手机并无需求，自从“大哥大”出现以来，新的需求和产业链不断被创造出来，现在智能手机用户已越来越多。这都是在供给侧推动经济发展的案例。
    从供给侧解决结构性矛盾要用改革的办法
    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结构性矛盾，那么，应该怎样调结构？结构调整的过程其实也是资源配置的过程。亚当·斯密曾说配置资源有两只手，即看得见的政府有形之手与看不见的市场无形之手。调结构应选哪只手？或者说调结构应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我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要用改革的办法调结构。用“改革的办法”，当然不是用传统计划经济的办法，而是要由市场主导调结构。
    调结构为何要由市场主导？政府主导调结构要有三个前提：第一，政府要事先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第二，政府人员要比企业家更懂市场；第三，行政调节要比市场调节更有效率。在真实世界里，以上三个前提很难成立。企业家也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也不可能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但企业家能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随时调整投资，这样所生产的产品才能更大限度地符合市场需求，由此形成的供给结构当然是好的结构。可见，所谓企业家调结构，实质是市场价格引导企业家调结构。
    由市场主导调结构，并不是说政府可以置身事外。相反，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明确界定产权并依法保护产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进一步放宽价格管制，推动形成供求决定价格的市场机制；三是打破市场壁垒与行业准入限制，让生产要素充分流动。
    结论与启示
    其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的方案。当前全球经济都面临着结构性问题的困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方案对其他国家解决结构性问题也具有借鉴价值。
    其二，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同于萨伊和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理论，也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的结构调整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
    其三，贯彻中央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必须重点解决结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从供给侧发力，用改革的办法调结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作者：王东京，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