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经济体制变革的统一逻辑

    摘要
    目前中国思想界经常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体制对立起来进行分析，其重要原因是假定两种不同体制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另一种是错误的；而没有看到这两种体制其实都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产业升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水平与改革开放后生产力水平有重大差异，基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也自然需要不同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行经济改革并不是纠正前三十年的偏差，而仅是纠正改革这个时间点上的偏差。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是符合国情的选择；而改革反映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要求。为了推进改革，对改革前经济体制进行理想化的反思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当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之时，通过简单否定改革前经济体制来证明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正当性已经没有必要。从较长的历史尺度来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实施的是如何在既有国情下尽快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本质都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辩证关系探索一条适应不断变革的时代、不断发展的国情、不断变化的世情的发展道路。中国能成功实现转型，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也源于中国传统的“求实”“重实”的传统。强调包容、融合，因而也就不太相信“教条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愿意根据实际修正与调整理论，这也是新中国经济体制70年变革的统一哲学基础。
    关键词
    生产力；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9ED048）；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项目“中欧班列开通对上海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201853）、“中欧班列给上海带来的机遇与挑战”（201854）
    一、问题提出
    目前中国思想界有两种思潮：一种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来否定改革前的经济体制，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建设只见问题，不见成绩；另一种思潮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建设只见问题，不见成绩。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什么是不能互相否定呢？互不否定，就是你也对，我也对，各美其美。互不否定就是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经济体制都是对的，因而不能相互否定。计划经济有利也有弊，市场经济一样；因而不能用自己的优势与别人的劣势比较。目前两种思潮互相指责，一个重要原因是：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在潜意识里认为改革开放前后实施的经济体制迥异，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因而其中只有一个体制是对的，“不否定你，我就不正确”。要想说明不能互相否定，就必须要说明两种不同体制为什么都是对的，两种体制是如何统一在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史之中的。
    把改革开放前后经济体制割裂对立的重要原因是假定两种不同体制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另一种是错误的；而没有看到这两种体制其实都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水平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生产力水平完全不同；基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也自然需要不同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行经济改革并不是纠正前三十年的偏差，而仅是纠正改革这个时间点上的偏差，即在1978年前后原来的体制已经不太能容纳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了。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是符合国情的选择
    1.计划经济是极端落后国家加速工业化的选择
    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人类将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共同走进共产主义社会。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或主要资本国家）会同时进入社会主义。但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将可以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的一个或几个国家取得胜利。从当时的实践看，苏联1921年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但列宁去世之后苏联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经济体制是什么样的？如果在社会主义刚胜利之时，实施计划经济就不是更好的选择，那么列宁提出的新理论实施的必要性与正当性是什么？可以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理论提供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方法，但具体到人类社会演化的形态上，又不能持教条主义观点。正如恩格斯所说，对待马克思的观点，不能教条主义，它是一种方法[1]。
    计划经济可以在没有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或工业化前期的国家实施一段时间，从而保证这些国家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当时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落后，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为15.8万吨，人均不到0.5公斤钢，全国的钢产量才够建两座多南京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全部工程共用钢材6.65万吨）。到1952年才达到135万吨，人均不到3.5公斤，也仅够建20座南京长江大桥。1952年的钢产量仅能造3000多万发炮弹。不仅钢铁行业，新中国成立时，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很低[2]。
    2.“计划经济+公有制”使加快积累有了更高的正当性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展经济的资金来源最终只能主要靠自己的积累；而在国力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加快积累只能是意味着在一定产出的情况下，将更多的产出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而这又意味着要尽量压低工资并把居民有限储蓄的利率压低。由于中国资金较为缺乏，中国的利率水平应较高。以抗战前为例，农村的货币借款利率为年息30%以上，实物借款利率为年息70%以上。1938年到1942年，中国农村信用较高优惠贷款利率是月息2%左右，折算为年息是26.8%；1946年，中国农村信用较高优惠贷款利率是月息7.7%左右，折算为年息是243%[3]。1926年外国银行支付的3~5年期存款利息是9%~11%；同期本土和外国银行贷给工业界的是12%~24%[4]。
    新中国成立后，也面临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恶性通胀控制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银行确立的年息252%一直维持到了1950年4月10日，如此高的利率水平很快就帮助国内控制住了物价；新中国成立一年之后，1950年10月20日一年期利率就已经下调到34.8%。到1952年5月21日一年期存款利息已经降为14.4%。这一利率水平一直维持到1955年10月1日，可以说这一存款利率水平与新中国成立前正常年份的利率水平接近。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1955年10月1日，利率快速下降了6.48个百分点，降为7.92%；到1965年更下降为3.96%。工业企业的贷款利率在1953年就已经下降为5.40%~5.76%；在1955年以后定为7.2%，在1972年又下降为5.40~5.76%。可以说，除了在初期很短时间高利率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中国维持了基本正常的存款利率，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存贷款利率都远低于反应资金价格的应有利率水平；而利率水平的大幅压低，有利于降低工业化的成本，加速工业化的进程。
    同时，较低的工资水平加快了资金积累的速度，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工农的收入水平都是比较低的；中国当时的确是消费比例较低，而积累比例较高，但这种高积累使得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具有生产“两弹一星”的工业水平，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安全，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其他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也实现了经济腾飞的国家，如韩国，也是通过政府的强力控制，压低了两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金与劳动力）的价格，从而保证了资本的高回报与超强投资。但可以设想，在当时的国情下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具有更高的可行性与正当性，可以更好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减少社会协调的成本。
    3.当时的所有制结构也决定了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是有利的
    除上述原因外，从当时的所有制结构来看，实行计划经济也是有利的。目前有些人有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工业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中国国有企业大部分是公私合营后由民族资本家的企业改造而来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有企业实际已经在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占有了绝对的地位。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国家资本约占全国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接收了旧中国的全部国家资本。即使在轻工业领域，国家资本所占的比例也很高，例如在1947年仅中纺公司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布机所占比例为60.1%[3]。1949年，在工业领域国有经济的产值占34.7%，到1952年已经增加到56%；1949年，在商业领域国有经济的批发商业营业总额占23%，到1952年已经增加到60%；银行业基本没有私营经济的成分[5]。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有资本是150亿元，而民族资本只有14亿元左右，国有资本占到91%。也就是说在公私合营以前，国有经济已经占有了绝对多数。在国有经济占90%以上的情况下，实施计划经济就成了当然之选。
    4.国际环境也决定中国要采取“计划经济+国有企业”来加快重工业的发展
    “二战”后，美苏两个集团的冷战格局逐步形成。世界舆论普遍认为“美苏必战”进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大国都十分关注发展工业（军事工业），中国更是如此。由于1840年以来的百年屈辱史，新中国领导人对于这个“新生儿”能否健康成长而不被扼杀在摇篮中有着深深的忧虑。因而，当时中国不是要不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是如何优先发展，如何尽快优先发展，从而在“要到来”的世界大战或局部战争中至少自保。
    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中国要在相当的长时间内实施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毛泽东同志在1952年9月提出“从现在开始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随着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加，一步一步地逐渐地由新民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等到10年或15年以后再采取突变的方针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流并利用资本主义的技术与资金的渠道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在朝鲜战争后，由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苏联决定大力支持中国工业化进程。
    苏联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支持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决定抓住机遇，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用当下的语言讲就是加速产业升级的速度，打破比较优势陷阱。当时中国工业的所有制情况可以概括为：重工业民营干不了，轻工业国家不能放。重工业一个特点是资金回收期较长，资金投入较大，特别是军事工业，如果不发生战争，仅是投入没有产出；因而当时的民营经济（用当时的语言讲是民族资本家）既不愿意也没有资金及人才的实力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仅能依靠国有经济来发展。在轻工业方面，民营经济有一定的实力，应该说也符合当时中国的比较优势，是经济效益比较高的行业。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轻工业产品没有销售的问题，供求的主要矛盾是供不应求；从政府的角度出发，轻工业也是一个能较多地取得“利润”的行业，从而能取得尽量多的资金支持重工业发展，所以政府当然也希望自办轻工业，取得“利润”。税收也是一个办法，但有些人的纳税意识不强，偷漏税比较严重，以至有了后来的“三反五反”；从当时干部的文化程度来看，以税收的方式把大部分“剩余”集中到国家手中的管理成本也不会低于国营的方式；在国家整个运行管理体制下，轻工业也由国有企业经营的总成本也较低。总之，在确定了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后，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也成为了推动国家战略实施的有力手段。
    事实表明，当时中央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10年后中苏关系很快恶化①，而新中国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期为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军事工业基本建立，等中国两弹一星成功后②，困扰中华民族百年的“亡国灭种”危机基本消除，中华民族不仅站了起来，而且站稳了脚根。
    到1970年以后，国际环境也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二战”后欧洲发达国家的战后重建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又发生了经济危机，急于寻找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缓和，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应有权利，对外交流的渠道也变得畅通。这也是1978年以后能实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而这些条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是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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