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经济体制变革的统一逻辑

    5.印度在建国之初也选择了计划经济 不仅是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二大国的印度在1950年也选择了计划经济。
    印度建国时，虽然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国，但工业基础也十分落后，当时钢材的自给率为75%，机械的自给率为32%。印度于1950年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于1951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一直沿续到本世纪。与中国依靠国有企业发展类似，印度也依靠国有企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印度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如矿业、公用事业、铁路、邮电、金融等部门，国有企业占比达到90%以上；中央直属企业为244家，而邦级国有企业达到843家[5]。为什么走了不同政治道路的两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都选择了“计划经济”，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又都成功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这很难用一党的指导理论或政治偏好来解释。可能罗宾逊夫人更能指出计划经济的本质：它是“一种没有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可以用来效仿产业革命的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一套不同的游戏规则中进行快速积累的手段”。可以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印度选择计划经济正是因为它可以更好保障一国实施“技术效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的战略，尽快建立自身的工业体系。
    6.能否容纳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判断一种制度是否适应一个国家的最终标准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上，很容易落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之中；历史不能假设、重复，因而很难验证选择了另一种制度是否会对生产力有更大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否适应本国的判断依据应是生产力是否有快速发展。生产力快速发展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但经济发展与生产能力的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从1952年到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从100增长到474.4（剔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率为6.15%。1978年粗钢产量是1952年的23.5倍，原煤是9.4倍，原油是236.5倍，发电量是35.2倍，水泥是22.8倍，硫酸是34.8倍③。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若这30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总体不相适应，按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理论，将很难理解长达30年的快速增长。
        而且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不仅是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大幅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的人类发展指数可以衡量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其中主要因素是经济水平、健康、受教育程度，这三个方面可以较好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而也可以较好地衡量一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居民的健康程度得到较大提升，预期寿命分别净增19.2%、3.19%和12.56%，年均增长率达到2.34%。教育也得到了快速发展，1978年劳动年龄人口中没有完成小学的比重比1952年下降34%，文盲率下降了63.6%。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无论是衡量经济水平的指数，还是衡量教育水平的指数、衡量健康水平的指数，1978年均比1950年有了较高水平的增长[6]。
    总之，正如胡乔木1989年在美国演讲时所指出，“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份，经营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7]。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表明，在这段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总体上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三、改革反映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要求
    1.中国改革是对变化的生产力的回应
    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反映了变化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变革的要求。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艰苦奋斗（以经济学的语言讲就是少消费多储蓄），中国工业化体系基本建成。以钢产量为例，1978钢产量已经超过3000万吨，是1952年的23倍多（年均增长13%）。此时再按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管理已经弊大于利。当时机械行业生产能力利用普遍不足，中国机械行业重镇黑龙江机械工业生产能力闲置一半[8]。其他的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生产力是连续变量，生产关系是离散变量，什么时候要转到市场经济难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但从当时国民经济情况来看，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确需要进行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已经表现出了很大的不适应性。后来的改革方向大家都很清楚，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措施，到1992年最终确定了市场经济的地位。改革的措施又一次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中国经济又快速增长40年。可以说，中国渐进改革的真正智慧在于在不知市场与计划合适比例的情况下，让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替代市场与计划两种方式竞争，找到市场与计划最佳结合点。
    由于生产力是连续变量，而且经济体制与制度是离散变量，因而生产力与经济体制的矛盾总是绝对的，所以改革永远在路上生产关系在某一时点上，与生产力不相适应，不能因此就推断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生产关系就与生产力不相适应。所以，无论是奴隶社会替代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封建社会，仅能说明在社会形态变更的时点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不相适应了，需要进行变革，而不能说明整个奴隶社会时期或封建社会时期对生产力都是不适应的。因而本质上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否适应，总是时点问题而不是时期问题；但由于生产关系是离散变量，因而才退而求其次地讲在某一段时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如果对此有深刻的理解，自然也就能理解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仅能说明这一时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很大的不适应，需要进行变革。这就如同目前一些乡村所推进的土地集体经营，仅是说明改革开放后的“包产到户”制度在今天有些地区已经与生产力不相适应，需要进行变改，而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间内这一制度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2.在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时点，印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
    当时进行改革较为合适，也可以从印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来印证。印度在20世纪80年也开始减弱计划的力量，在1991年时确立了市场自由化原则。更加巧合的是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均GDP正好相当，而就是此时两国都确定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3.是否能及时改革反应执政能力
    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础原理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主张的“各国内部事务应由本国人民自己决定”，因为只有本国人民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国情。从这一原理出发，对各国的争议也会有更清楚的判断。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中苏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过争论。目前来看，当时双方的主张都是对的，但都是只适用于自己国家国情的体制模式。当时苏联生产力水平已经相当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调整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也有改革（虽然最后夭折了，但当时的改革不仅必要而且紧迫。中国共产党当时主张的经济体制也是适应于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有利于中国尽快建立自己的工业化体系。再例如，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主张？本质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在东欧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最迫切需要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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