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究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工业化初期世界各国主要依赖初级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图景，但是在今天，以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已经被以工业制成品、服务为主且技术快速演进的经济所替代，而且已经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资源禀赋、产业能力和优势领域三个层面的产业竞争优势的差距。由于初级生产要素的供给充裕、可替代性强，后发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被控制、被压榨的地位，大量的资源消耗和人力投入只能获得微薄的收益。因此，如果严格遵循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那么后发国家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发达国家后面，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对于具体的后发国家而言，初级生产要素优势会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劳动力不再供不应求、更低成本国家的出现、资源的枯竭等因素而被削弱，如果不能发展起基于高级生产要素和高级产业能力的竞争优势，就很可能会掉入“低水平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相反，由于高级生产要素是通过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形成的，并表现为人的能力、技能以及对相关知识（理论）、技术诀窍（工艺）、方法（技术软件包）、专利等的掌握，因此如果有来自外界的干预，如集中资金、人力投入某些特定产业部门，那么一个国家就会在该产业更快地形成高级生产要素和高级产业能力。“市场本身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文一，2016），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和转轨国家，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发形成市场交易秩序与规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家在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从而确保投入要素能够得到高效地使用和升级换代方面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波特，2002）。从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到，美国、德国、日本在成为工业强国的过程中都曾采取过积极的产业政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的集成电路产业的崛起也受益于产业政策作用的发挥。
        在后发国家培育和强化工业竞争优势、实现工业化和赶超的过程中，为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虽然可以集中力量支持产业发展，但是由于其本身经济实力弱且在国际分工中所获微薄，因此只能选择少数产业加以支持；二是所选择支持产业的发展路径应相对比较稳定，如果技术路线变化频繁、剧烈，选择性产业政策出错的概率就会大增；三是通过产业政策推动高级生产要素和高级产业能力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市场机制不再重要，产业政策面临的种种约束要求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方面，产业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往往需要其他产业的支撑，后发国家有限的资金很难支撑整个工业体系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新兴产业领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大量企业的试错更为重要，产业政策的作用应更多体现在对竞争前阶段的支持、加速科学技术成熟等方面。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竞争优势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实现了规模的显著扩大，也取得了发展水平的跃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6252.2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8.6%，仅相当于美国的38.8%；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19243.2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18.3%，超过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1.6倍，占世界的27.1%，2018年进一步提高到28.3%。中国工业取得量增质升伟大成就的深层原因是工业竞争优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外部环境等条件的变化适时演变，不断形成新的高级生产要素和产业能力。中国工业竞争优势演变可以划分为价格优势、规模优势、创新优势三个阶段。总的说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工业竞争优势完成了从价格优势向规模优势的第一次转换，当前正处于从规模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的关键时期。
        （1）基于要素禀赋尤其是劳动力禀赋优势形成的价格优势。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的基础非常薄弱，大量劳动力集中在农村和低效率的农业部门。1978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高达82.1%，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总数的70.5%。通过实施家庭联产承包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引进外资、发展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等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措施，农村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活动领域和地域的转移（蔡昉，2019），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部门。依托供给丰富、工资水平低的劳动力优势，中国工业形成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优势。凭借低成本优势，中国抓住20世纪80年代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产业的离岸外包，带动了中国工业产品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当时的竞争优势主要是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工业产品主要以纺织品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2）基于产业体系形成的产业规模优势。在工业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大学、科研机构的投入和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工业企业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企业有实力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市场化改革大潮下各种所有制企业不断涌现，工业各细分行业的分工不断深化，产业配套体系逐步完善。这些新要素的逐步形成进一步促进了成本优势的发挥。2001年加入WTO后，由于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善，中国工业的价格优势得到充分释放，国际市场对中国工业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反过来又带动中国工业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进一步得到发挥。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生产基地、工业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被称为新的“世界工厂”（吕政，2001）。中国工业的优势行业从纺织、服装扩大到规模经济显著、产业分工细化的IT制造业的装配环节以及部分资本密集型行业。研究表明，1995—2011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始终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郑乐凯和王思语，2017）。
        （3）从规模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的起步阶段。借助于全球产业转移的机遇和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中国工业较为成功地完成了从价格优势向规模优势的转变，建成了全球唯一的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工业生产体系，为国内外消费者提供品种多样、花色齐全的工业产品，中国的工业产品和投资分别遍布230多个国家（地区）和190个国家（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重要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工资水平相对主要工业生产国上涨明显，成本优势不断缩小，但随着中国产业配套体系的完善、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和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一种能够将新的产品设计快速工程化和规模化生产并在生产过程中不断进行产品改进、持续降低成本的优势开始形成，在多晶硅、无人机等新兴产业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优势被一些学者称为“创新型制造”优势（Nahm and Steinfeld，2014）。许多研究表明，加入WTO后，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快速上升（赵东麒和桑百川，2016），中国工业的优势进入到产品复杂、技术水平高、资金投入大的IT上游组件、机械、通讯设备、电气设备等领域。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中国出口商品中资本品及其零部件（不包括运输设备）的比重从2000年的26.0%提高到近年来的40%左右；消费品占比从38.7%下降到2018年的21.4%，其中，耐用消费品、半耐用消费品、非耐用消费品占比分别从2000年的6.3%、27.2%、5.2%下降到2018年的5.4%、12.9%、3.2%。中国出口制成品的性能、质量从而附加价值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以几种代表性的产品为例，2000—2018年，皮鞋出口单价从5美元/双提高到14美元/双，钢材单价从359美元/吨提高到874美元/吨，金属加工机床单价从68美元/台提高到416美元/台，电动机及发电机出口单价从1美元/台提高到4美元/台，汽车出口单价从8505美元/辆提高到12837美元/辆。但总体上看，中国工业的创新能力以及高精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亟待增强创新能力，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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