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究

        2 中国工业竞争新优势的发展方向
    面对新工业革命带来的颠覆性创新与生产范式变革，以及国内要素禀赋和需求结构、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化，中国工业需要实现竞争优势的第二次转变。无论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独特且难以模仿和复制的竞争新优势既是中国工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工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实现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从生产要素看，未来中国工业竞争新优势仍然需要依托劳动力、土地等初级生产要素，但更重要的是利用并发展人力资本、产业生态、数据等高级生产要素，发挥由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企业家、经理人等构成的人口质量红利，保持产业链的完整性并推动在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起完善的产业生态，通过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深度挖掘数据的价值。从产业能力看，“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仍然要保持大规模制造能力，同时继续强化创新型制造能力，培育并强化性能、质量、品牌、个性化定制等新的产业能力，加快实现从规模优势到创新优势的转变。未来中国工业的创新优势是一种综合性的竞争新优势，建立在良好的基础设施、齐全的产业门类、完整的产业链、完善的产业配套、领先的数字经济等高级要素的基础之上，代表新工业革命条件下工业发展的方向，是低成本、强创新、快速工程化、品牌力、智能化、个性化定制等能力的综合体现。从优势领域看，中国工业既要坚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解决国内巨大人口规模带来的就业压力，更要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与产业链环节，增强产业控制力、提高附加价值。
        未来中国工业竞争新优势将是以高级生产要素为基础、以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中高技术产业为外在表现的创新优势。六大支撑条件对中国工业竞争新优势的培育和壮大形成有力的支撑。①完善的产业配套有利于将中国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完善的产业链还会使制造企业具有更强的快速反应能力，不但能够响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应对因突发性事件引发的需求暴涨，还能够更好适应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发展方向；制造环节与研发设计环节在地域上的接近性能够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和产业公地，两个环节间人员的高效互动有利于推动新设计的工程化与产业化生产。②较低的综合要素成本不但是中国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键支撑，而且能够使中国工业在中高技术产品上形成明显的价格优势。中国在家电、通讯设备、消费电子等中高技术产品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低的综合要素成本。③正在形成的“工程师红利”为研发设计、产品的工程化、规模化生产体系的优化、增值服务的开发与提供等技术含量更高、附加价值更大的先进制造业环节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而且使这些创新性的生产经营过程能够以较低的人工成本实现，从而在同等的质量性能下，中国的先进制造业产品具有更高的性价比。④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是中国工业创新优势的核心，既包括在传统产业和产业基础领域、也包括在高科技领域创新能力的增强，还需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产业抢占先机；既包括在产品研发设计、工程化产业化以及产业共性技术方面创新能力的增强，也需要基础科学领域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⑤经济超大规模性是少数工业大国独特的优势，居民与产业、消费品与投资品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和升级，为技术更高、质量更高、性能更强的产品提出更高的要求，能够为中国工业向中高端攀升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支撑。发达的数字经济使中国工业在智能化转型中占有先机，赋能工业企业价值链全流程创新能力的提高，使工业生产更柔性、更高效，更好地适应定制化、服务化的发展趋势。
        四、“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的定位、战略任务与重点领域
        中国工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十四五”时期应根据发展条件与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定位，明确发展任务和重点领域，培育壮大工业竞争新优势，加快推进工业的现代化。
        1 “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的新定位
        2012年开始，中国工业增速明显放缓，从2011年的10.9%下降到2018年的6.1%，期间2015年和2016年工业增速下降到5.7%。从月度数据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在2019年的部分月份下降到5.0%以下。受“逆全球化”特别是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中国工业下行压力加大。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和制造业占比下降是经济发展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显著特征，例如，美国在1968年之前，制造业比重一直在25%以上，而此时人均GDP达到2.3万美元（2010年不变价格）；日本在人均GDP 1.9万美元（2010年不变价格）时出现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的拐点。目前中国服务业占比达到53.3%并仍以较快速度提高，但经济发展尚处在高收入国家门槛之外①，与美日两国相比，中国制造业占比下降过早过快，存在“产业结构早熟”问题（史丹和白骏骄，2019）。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等都存在“产业结构早熟”现象，这些国家制造业比重的过快下降和经济的停滞不前几乎是同步的。此外，从发达国家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教训看，工业不仅是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一个关键“踏板”，同时也是维持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期间，中国工业虽然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会低于服务业，但对国民经济发展仍将发挥五个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①根据世界银行2020财年的标准，按照Atlas方法，2018年人均GNI（Gross National Income）超过1237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9771美元（现价），人均GNI（Atlas方法）为9460美元（现价）；2019年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刚刚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但仍未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1）建成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强国的基础作用不可替代。中国工业比重从2006年最高点的42.0%下降到2018年的32.8%，服务业比重达到53.3%，但工业仍将在国民经济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建设现代化强国中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这是因为工业是最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为居民生活、各行业的经济活动提供其他任何行业都无法替代的物质产品。没有现代化工业，经济活动就缺乏运行的物质基础，就会在全球国际竞争中处于受制于人、“被动挨打”的地位，就不能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对物质产品的需要，就不能有力应对自然灾害、传染病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就不能维护国家安全、保证人民安居乐业。
        （2）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之墙”的推动作用不可替代。从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在人均GDP仅为4000—5000国际元、尚远离高收入国家门槛时陷入停滞，还有一些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后难以进一步增长，分别被经济学家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与“高收入之墙”（刘世锦等，2011）。“中等收入陷阱”与“高收入之墙”的成因在于竞争优势没有实现适时转变，当初级生产要素的优势丧失后，知识、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没有成为产业竞争优势与经济增长的源泉，本质上是“技术停滞陷阱”。工业是研发投入最多、技术创新最活跃、辐射带动力最强的产业部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一个普遍特征是，在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阶段保持了较高比重的制造业。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第二产业比重提高到近40%，韩国在80年代第二产业比重超过40%。
        （3）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关键支撑产业作用不可替代。制造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虽然中国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但2018年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仍然是服务业的约10倍。自1994年以来，工业制成品贸易一直呈顺差状态，2018年贸易顺差高达9177.0亿美元，而服务贸易却存在2582.0亿美元的逆差。制造业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领域，在对外投资中的重要性也不断提高。2018年，中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411.7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30.5%；截至201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存量1823.1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从2010年的5.6%提高到9.5%。2019年，中国（含港澳台地区）有129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行列，有1/4的主业是制造业，且从行业看，中国大型企业中制造业的国际化程度更高。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接受和落实，中国工业制成品在帮助更多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产业配套体系、改善居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4）新技术与新模式创新的重要载体作用不可替代。创新活动涉及的人才、资金、硬件设施等很多都依赖于工业，同时工业还搭建了创新活动的物理系统，提供创新成果产业化商业化应用的验证场所，是技术创新的“母体”。即便是制造业比重很低的美国，也有约70%的创新活动直接依托于制造业或者间接受制造业的资助。近年来，在自主创新、创新驱动等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中国通过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开展试点示范、夯实产业技术基础、实施重大专项、促进军民融合、加强产学研合作等措施，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不仅工业自身发展水平得到提高，还打造了技术创新、业态创新与产业部门紧密结合的重要载体。
        （5）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工业因其产业链长、带动性广、吸纳就业和技术扩散作用强等特点，是启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产业部门。中国一些地区例如东北地区，因制造业兴而兴、因制造业衰而衰。结合本地条件选择发展适合本地需求的工业（制造业）是中国许多地区摆脱落后、加快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国一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只是刚刚脱贫，经济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上述经验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今天仍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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