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究

        2 “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战略任务
        到“十三五”时期结束的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传统工业化理论和工业化水平判别方法，实现工业化就意味着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一种观点认为，工业比重下降是国民经济结构优化的表现，甚至认为在后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的任务就已经结束，工业的发展变得无足轻重。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制定政策，会加速“产业结构早熟”，使国民经济发展迷失方向。工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富国之源，这一定位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动摇。基本实现工业化甚至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不是不要工业和不要继续推进工业化，而是工业的定位、工业化的方向需要改变，要推动工业化向更高水平迈进（盛朝迅，2019）。“十四五”时期各种历史性目标交织、历史性机遇交汇，是中国工业竞争优势转变的关键阶段。要深刻认识到，本轮新工业革命使全球正在开始全然不同于以往的工业化过程。在这轮全球工业革命的大颠覆、大变革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处于大致相同的起跑线，既是实现“换道超车”的历史契机，也是利用推动新工业革命的通用目的技术群改造提升已有产业的“机会窗口”（贾根良，2013）。如果不能抓住历史机遇使中国工业化深入推进，就会被发达国家甩开更大距离，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需要花费数倍的代价和时间才能缩小差距。因此，“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应顺应新工业革命的趋势，在前沿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等方面加紧抢跑，促进工业化进一步深入推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掌控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并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推动力。具体而言，“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应完成以下战略任务：
        （1）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工业强国都有一定规模和比例的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作为支撑。例如，2018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提出，先进制造业是美国经济实力的引擎和国家安全的支柱，美国需要保持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从而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2019年发布的《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到2030年德国制造业比重从23%提高到25%，欧盟比重提高到20%的目标。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32.5%下降到2016年的29.0%，2018年回升到29.4%。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9770.8美元，但制造业比重仅略高于人均GDP达到31362.8美元的韩国（制造业占比27.2%）。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层面看，按照传统的统计口径，作为主要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制造业在中国经济由大到强转变的过程中需要保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比重，扭转“脱实向虚”的趋势和避免制造业“空心化”的倾向，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先进制造业发展壮大，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大约30%的水平为宜，至少应保持在27%以上。
        （2）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在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工业发展以模仿、跟随发达国家的技术路线为主，主要通过增加资源、要素投入实现产业规模的扩张。2010年以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规模和数量已经不是中国工业的主要矛盾，而且目前在许多产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粗放式、高速增长给资源、生态、环境、减排等方面造成巨大压力。“十四五”期间，工业发展要依靠技术创新的带动，以发展质量提升弥补发展速度减缓的负面影响。从结构的角度看，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包括过程质量提升和结果质量提升。过程质量提升是指工业的运营过程中减少和优化要素投入，降低对环境社会的不良影响。在资源和能源投入方面，降低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采用更环保的生产装备和工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在资本和技术投入方面，不断提高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重点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创新驱动制造业的发展；在劳动力投入方面，实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升和制造业人力资源的明显提升。结果质量提升是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明显提升，先进制造业的比重明显提高。
        （3）推进工业化深度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2020年中国即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化就要结束，中国工业化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大多数工业细分领域都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但高精尖产品的技术水平、产品性能、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整体上与世界领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许多核心技术和产品严重依赖进口，基础不牢、缺乏核心技术成为制约中国工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也使中国面临供应链中断的巨大风险。推进深度工业化，一方面需要找准关键“痛点”下功夫，加强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工业软件等方面的产业基础能力建设，补齐工业“短板”；另一方面，要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及早布局，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产业的突破，占领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4）实施“智能+”战略，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以及在中国工业化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其本身技术创新持续形成的动力。新工业革命使“两个IT”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给工业发展赋能的重要力量，服务化转型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十四五”时期的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应从一些特定产业部门产值比重的提高转向工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推动“互联网+制造”、“智能+制造”，加快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型，既要重视数字经济的模式、业态创新，又要重视数字经济为实体经济赋能，利用信息技术提高传统产业的创新能力以及效率和效益，通过服务化开拓新的增长点、提高市场竞争力。
        （5）推进全面开放，增强全球价值链掌控力。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企业实力弱、技术水平低，中国主要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以贸易为主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实力的壮大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使中国企业具备了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深度国际化的能力，而国内要素成本的快速上涨也给中国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提出了扩大国际化布局的要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是一般规律，因此需要打造以中国为“头雁”的“国际版雁阵模式”（蔡昉，2019）。“十四五”时期，工业布局结构调整的重点除了继续优化各个产业部门在国内不同发展水平区域间的布局，还要通过国际产能合作、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模式加强和优化中国工业企业在全球的布局。通过国内“腾笼换鸟”和产业升级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转移，逐步构建由中国参与的、区别于发达国家过去仅仅利用当地廉价劳动资源的、最大程度实现双边或多边“共赢”的国际制造业分工新框架；利用中国在数字技术方面的优势，构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制造网络，进而培育一批全球价值链的旗舰企业、链主企业。
        （6）释放内需潜力，增强内需对工业发展的拉动。2018年中国商品出口24867.0亿美元，其中，制成品出口23181.5亿美元，占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的17.6%，中国制成品出口额相当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57.9%。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增加出口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内经济也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而且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冲突。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18年以来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给我们提出了警示。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但国内供给能力尚不能完全匹配国内需求，大量内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同时随着经济增长，内需规模持续扩大，内需水平不断升级。“十四五”时期制造业发展要抓住随着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带来的国内市场扩大和需求升级的机遇，针对国内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型形成的热点，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将工业增长的拉动力更多转移到内需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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