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下）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调查与思考

杜飞进 裴智勇 廖文根

四、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抓社会管理要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听民意、护民利、解民怨、化民忧，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抓稳定，重在抓源头；抓源头，重在抓决策。“经济发展不能以扩大社会矛盾为代价！”位于四川盆地中部的遂宁市，从２００４年开始，所有重大决策之前多了一道“工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仅算“经济账”，还算“稳定账”；既看要不要干，又看能不能干。正是多了这道“工序”，截至２０１０年底，遂宁有２５项决策被否决；也正是有了这道“工序”，４００多项重大决策得以顺利实施。

越是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领域，越要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越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越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今天，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已经成为各地进行重大决策前的“规定动作”。“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搞上去，群体性事件降下来。”正是做到风险评估先行、防范化解联动、建设与调解并进、发展与稳定统筹，各地因决策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正在逐步减少，促发展与保稳定正在走向和谐统一。如今，“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已经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

“拆迁”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绕不过去的一环，也是和谐社会建设需要跨越的一道坎。拆迁问题，社会广泛关注。而不断曝光的“野蛮拆迁”、“暴力抗拆”、“钉子户”等案例则不停地撞击着公众的神经，为社会制造着不和谐的音符。拆迁一片、和谐一片，是政府的目标，也是百姓的期盼。如何实现？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答案是“政府主导、民利至上”。几道“硬杠杠”为拆迁各方所遵循：征地拆迁方案必须８０％的村民代表通过才能上报审批；９０％的征地拆迁款必须归村民和集体所有；征地拆迁所得收益１／３分给被征地拆迁人员、１／３为被征地拆迁人员解决养老保险问题、１／３用于发展集体经济。正是由于做到了不与民争利，并千方百计地尊重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石家庄的拆迁才“拆出了百姓幸福生活，拆出了社会和谐稳定”。

“打工”是中国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外来人口”、“流动人口”、“打工仔”、“打工妹”，尽管这些字眼没有被贴上“歧视”的标签，但是，要让外来人口融入当地却是一个新课题。而“融入”的效果如何不仅检验着当地政府的智慧，更关乎当地社会的和谐。在江苏南京，外来人口有个亲切的“称呼”——“新南京人”。除了称呼上的变化，“新南京人”还享有很多实惠。在“五分钟服务圈”内，“新南京人”就可以享受就业培训、政策咨询、法律援助、子女就学和公共卫生等便捷服务。“手拉手让新南京人住下来、心连心让新南京人生活好起来、肩并肩让新南京人贡献多起来”，这是南京对“新南京人”的承诺，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在广东，流动人口居住证已经发放了２８００多万张，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员可以享受六大类公共服务。长沙、武汉、苏州……居住证制度正在不同城市推开。“家庭有房住、孩子有学上、就业有扶持、权益有保障、管理有创新”，今天，在全国许多地方，“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等词语已经淡出了公众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新市民”，而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开始从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扩散，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外地人和本地人正逐步享受同一片阳光。

“欠薪”曾是一些农民工岁末年初的痛，也成为侵害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在加大对“欠薪”行为打击力度的同时，各地正加大制度建设，从源头上杜绝“欠薪”的发生。云南省出台《云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规定》，形成了以“三金五制”

为核心的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三金”即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准备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和应急周转金）。从“事后打击”到“事前防范”，各地正将遏制“欠薪”的关口前移，为保护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武器。

抓社会管理不能留死角，更不能有盲点。有一类群体特别需要温暖的目光，更需要社会的关爱，那就是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精神病人、吸毒人员等特殊人群。没有特殊关爱，特殊人群就不可能稳定，社会就无法和谐。如何使他们更顺利地融入社会，成为和谐社会的参与者？各地开始了积极探索。江西、山东、陕西等地对刑释解教人员建立必送必接和有效安置的机制，帮助他们解决就业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江苏等地把轻微违法犯罪的少年犯、老年犯、过失犯安排到社区进行教育改造，减少了重新违法犯罪。从２００８年７月开始，“阳光中途之家”成为北京社区矫正成员的温馨港湾。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得到救助、医疗、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帮助，得到犯罪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专家的指导，还能接受实用技能的培训，为今后更好地融入社会大开方便之门。

五、让科学化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旋律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是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既要有所遵循，也要开拓创新，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近年来，为了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大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新做法、新措施层出不穷。纵览各地各部门的好经验、好做法，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处理好管理和服务的关系。从社会管理的本质来说，管理不是目的，服务才是根本。社会管理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这些人不仅有具体的利益诉求，也有被理解、被关怀的情感诉求，还有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在社会管理中，“见物不见人”、“见事不见人”，轻视人、忽略人，不重视做人的工作，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在实践中，“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重管理轻服务等思想都会给社会管理带来障碍，甚至给社会造成伤害。

在管理体制上，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变，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强化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管理方式上，既要善于拿出硬措施，也要善于运用软方法，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转变，从主要依靠管、控、压、罚等方式实施社会管理向主要通过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转变。管理者应该积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将管理理念由防范、控制型向人性化、服务型转变，从过去的传统管控手段，向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教育等方式的现代管理转变。

第二，坚持全局观，处理好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搞好社会管理，要从大局着眼，从源头入手，从基础抓起。在实践中，社会管理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源于社会建设的“滞后”和“缺位”。搞好社会管理，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把更多的人财物向民生倾斜，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解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问题，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谐的社会环境、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实现。

第三，坚持系统论，处理好重点工作和体系建设的关系。社会管理是对全社会的管理，而不是对某一领域、某一行业的管理。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大调解体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基层社区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每一个领域、每一项工作都需有人抓、有人管，不能以某一项工作代替全局工作。整个社会管理网络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无缝链接。

实践中，一些地方把某项工作抓出特色，力图做到典型引路。这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和思路。但是，特色工作不能替代全局工作。比如光抓调解，不抓综合治理，或光搞社区建设，忽视安全生产等畸轻畸重的做法，都会造成社会管理系统的失衡，都会引发新的问题。因此，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系统抓，抓系统。

第四，坚持辩证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是继承与创新辩证统一的过程。不通思变，变中有不变。我国的社会管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有着本质的不同。改革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发挥传统优势同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关系，绝不能全盘否定过去，另搞一套。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调解方法等等都是我国社会管理的优良传统。对管用的机制和办法要继续发扬光大。

同时，也要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创新社会管理要树立世界眼光、开放胸怀，注意借鉴国外社会管理的有益成果，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牢牢把握“三个最大限度”的总要求，哪些方法管用，哪些方法符合实际，我们就理直气壮地采用。比如网格化管理、网络问政、决策公开等等就是在实践中创造并经实践检验的好机制好做法。

第五，坚持总揽全局，处理好党的领导和发挥社会积极性的关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改革。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考虑、来部署，确保改革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各级党委要善于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在社会管理领域以民主、法治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

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当前尤其应注重处理好两个关系：其一，处理好党委领导与尊重群众的关系。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探索解决社会管理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的体制机制，需要依靠群众去创造；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尤其是突发公共事件，需要依靠群众去化解和平息；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包括涉及群众利益调整的矛盾，需要依靠群众的理解、支持。社会管理人人有责，引导群众遵守各项管理制度，营造自律、互律、他律的良好氛围。积极探索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和途径，为扩大群众参与创造条件，努力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其二，处理好党委领导与发挥各类社会组织作用的关系。善待社会组织，尊重新社会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党委领导主要通过政策制定、协调各方面关系体现出来，而不是把自治组织行政化、当做下级单位来对待。加强对新社会组织的引导，充分发挥在其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而不是党和政府直接替代新社会组织的作用。

参考文献：

［１］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５１．

［２］ 杨雪冬．走向社会权利导向的社会管理体制［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１）：２７．

作者简介：杜飞进（１９６０—），男，浙江东阳人，主任，高级记者，博士，从事中国政府改革与建设、法制现代化问题研究。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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