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政府社会管理思维的新转变

【内容提要】 新媒体时代社会管理面临着突出矛盾：集权治理的惯性与分权善治诉求之间的矛盾、社会组织管理行政化与社会组织方式自治化的矛盾、自上而下的利益聚合与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的矛盾、社会稳定和谐的政治愿景与社会问题放大化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政府应实现社会管理思维的转变，要以放权服务思维取代集权命令思维，以平等合作思维取代单向监管思维，以对话共识思维取代主观专断思维，以柔性开放思维取代以刚性压制思维。
    【关 键 词】社会管理 新媒体 新思维
    引言
    
    社会管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①社会管理活动的最重要的主体是政府，社会管理思维是指政府所持有的管理社会生活、社会事务和社会组织的基本理念和方法。
    所谓新媒体，主要是指以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为基础，以有别于传统的传播方式实现传播的新型媒体，具有非线性(超媒体)、交互性、超时空、个性化、虚拟性、即时性等特征。互联网、博客、微博、手机短信、彩信、手机报媒体、移动电视等各种移动媒体是新媒体的典型代表。新媒体不但是社会传播的重要载体，本身已成为特有的社会符号和景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事件交融、重构，成为推动社会前行的重要力量。在社会急速转型的今天，各种社会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可能激化，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伴随着新媒体无中心化和不确定的传播，社会矛盾变得更加敏感、胶着和复杂化。如有学者认为：“在当今社会信息化，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网络文化问题日益突出，面临严峻挑战与威胁”。②然而，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社会管理制度的滞后与不断变化的现实之间的不协调已经日益凸显。作为社会公共权力执掌者，政府应该不断转变思维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方法，以适应信息化时代社会转型的要求。
    一、放权服务思维取代集权命令思维
    1.新媒体时代集权治理与分权善治的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社会组织与团体涌现，民间社会开始自立于政府之外，构成了除官方和个体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呈现蓬勃生机。但是政府集权治理的惯性并未因此而消解，不少公共管理部门和干部却仍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金字塔式管理方式，采用政府包办一切的思维和工作方法进行社会控制与管理，管理层级复杂，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比较习惯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推动工作，容易导致矛盾激化。社会治理中呈现权力过于集中、反应迟钝和被动、手段单一、矛盾易激化、重管制轻服务、重审批轻监管、政出多门、惯于采取行政手段和强制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等特点。这种方式忽视或不信任民间社会力量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导致政府集权治理与社会各种力量分权善治诉求的矛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渗透加剧了这一矛盾。新媒体具有无中心化、高度互动性的特点，信息中心不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信息不再被垄断于个人或机构。尽管政府仍是最大的信息资源的掌控者，但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运用，使信息流通从单通道向混合型渠道转变，让每个人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每一个人都是中心”③，个体与社会组织均有了信息发布、分享与传播权，信息权力不断扩散，权力的无中心化和分散化触及社会结构最深层，“分权心态正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④，信息等级结构和信息割据被打破，信息互动和共享的民主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信息管理权力与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通过集中管理信息的方式和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实施社会管理显然捉襟见肘。近年来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随着新媒体的传播酿成更大的群体事件，表明集中管理、命令管制让政府陷入被动和尴尬的境遇。
    2.以放权服务取代集权命令思维
    
    一方面，要进行扁平化放权式改革，超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二元对立思维，通过电子政府打造扁平化放权式政府结构，建立整合性、动态性、发散性的电子政府架构体系，压缩政府管理层级，实现现实政府与虚拟政府管理的结合。现实政府管理中，科层制不可或缺，是现代政府管理效率和执行能力的保障，然而，基于互联网的以电子政府为标志的“虚拟政府”组织，则须用虚拟化思维进行政府管理，致力于减少中间管理层级，推动政府的扁平化，减少审批事项和层级，减少不适当的规制。同时，建立网上虚拟社区，利用新技术帮助人们进行自我、自主管理，推进基层社区自治，引领民众直接参政议政。另一方面，放权的同时，利用新型媒体加强公共服务。对社会管理来说，管理是手段、服务是目的，而新媒体的精神就是免费、共享和服务，新媒体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提供了平台和技术手段，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办公平台为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提供了技术条件。应充分利用虚拟组织的灵活性和便捷性，重新构建政府、企业、民众三者的互动关系，建立跨越时间、空间、部门的提供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的全天候的“一站式”政府服务体系，实现无细缝化链接，一些临时性的业务可以通过建立虚拟机构，在网上进行办理；一些跨地区跨部门的业务也可通过网络进行协调整合，使公众只要登录某政府网站，就可以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所有网上服务项目，民众不需要进入各个专门的职能部门，而是在统一的网站进行全面的服务。
    二、平等合作思维取代单向监管思维
    1.新媒体时代社会组织管理行政化与自治化的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经济成分和社会组织不断成长，然而，其管理方式依然具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沿袭了以限制和控制为主要取向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着大量不利于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如对民间组织寻找业务主管单位的要求、过高的登记准入门槛、年检的规定和请示报告制度、多头管理体制等等，导致我国民间组织发展中存在着官办色彩浓厚、规模实力偏小、资金缺乏、能力不强、效率不高、内部管理不规范等结构性缺陷，尚不完全具备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民间组织应当具备的基本特征。⑤
    近年来，依托于互联网，催生了大量不同于挂靠于政府部门的新民间组织，成为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深刻改变社会结构。一方面，社会不再以“单位”为纵向聚合纽带，而是出现太多的“横向”联系。新媒体强化人们的“弱纽带”联系，实现更多联系、更多交往，使得不同阶层、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因为相同的兴趣、爱好和主题而自发地聚合在一起，并从线上活动扩展到面对面的线下活动，打破人际交往与人际组织的社会阶层、地理界限和文化隔阂，产生全新的人际交往关系和交往模式。这种模式必将映射在现实的社会结构，并不断地构成社会关系结构重组和再造的动力。另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借助互联网获得了更为强大的组织、协调、沟通等社会动员能力。“社会性软件让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组建群体和共同行动的能力，我们的能力在大幅增加，这种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与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来自传统机构和组织的框架之外。”⑥共享、合作和集体行动的障碍被彻底消除，产生了新的集体主义，“人人皆记”且实时协调代替了事前计划，人和人可以超越传统社会和地理与物理空间的种种限制，灵活而有效地采用微博、即时通信、移动电话、网络日志和维基百科等新的社会性工具联结起来，一起分享、合作乃至展开集体行动，协同合作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和社会甚至企业的必需。“知识、权力和生产能力将比历史上任何时刻更加分散，价值创造将更快、流动性更高、变动更快。”⑦借助于新媒体，各种社会组织可以即时发布信息进行组织动员，短时间内即可发起由虚拟到现实社会的行动，“反应快、动员成本低、自我组织、互动性高以及对现实事件进程的干预性强；”⑧各种社会力量都拥有对社会事务的发言权，也昭示着政府作为单一力量进行社会治理的局限性。这一切使得靠垂直的行政管理的方式难以适应具有强大自组织能力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管理的行政化方式亟需改变。
    2.以平等合作思维取代单向监管思维
    身处信息化时代的转型社会，更需要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与协同治理，让国家权力更多向社会回归，充分发挥社会本身的力量，进行合作善治。
    一要在社会管理中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公民个体的创造性，实现公民之间的平等。一方面，应充分调动和尊重公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媒体以更大限度解放了个体，“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个人不再被淹没在普遍性中，或作为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网络空间的发展所寻求的是给普通人以表达自己需要和希望的声音。”⑨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更多公民具有了自我实现和被尊重的强烈需要，法治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不同公民应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社会管理中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二要实现社会组织的平等，实现社会组织无等级化，祛除社会组织的等级制和行政化，依据社会组织的行业性质实行分类指导和管理。三要实现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尊重社会组织和NGO等的主体性。在平等基础上，实现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知情、参与和监督，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合作。在社会保障中，除了政府承担的责任外，发挥社会和市场力量的作用。在社会利益协调体系中，让新媒体的便利能够惠及底层弱势群体，通过新媒体搭建利益表达和沟通机制；在权益保障体系中，建立集体谈判和平等协商机制。在社团管理体系中，从政治上防范、限制和控制、由许可审判式的监管到事后监督。
    三、对话共识思维取代主观专断思维
    1.新媒体时代自上而下的利益聚合与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的矛盾凸显
    
    现代政府执政必须要把不同阶层民众的意见和利益要求加以聚合、综合，变成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并且强化其汇聚、反映表达各阶层政治意向的能量与功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民众拥有了更多自主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途径。然而，受制于媒介体制和利益诉求渠道，民众利益表达依然障碍重重。进入新媒体时代，借助于互联网论坛、博客、微博等工具，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渠道开始畅通。民众开始便捷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真正的利益主张，利益诉求呈现出草根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一般而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应该具有一致性，然而，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急速转型期，建立于传统单一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威权式政治利益表达机制并未随之迅速完成转变，政治系统的特殊惯性和机制固化与新媒体时代众声喧哗的民众表达形成鲜明的反差，使得自上而下的民意聚合和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呈现一定程度的分裂性。这表现为两者拥有各自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政府拥有自己的话语套路，而民众借助于各种新媒体亦获得了更多的表达机会，也形成了自己的思维路径与话语方式。一些官方的话语难以像过去一样获得民众的坚定信任和拥护，而民众诉求未必能够全部倾听。这种分裂性尤其体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舆论中，舆论导向呈现出民众对政府的严重质疑和不信任；而政府在公共突发事件处理时的遮掩和消息发布的滞后乃至话语应对方式都与民众诉求相距甚远。这既昭示出政府在处理社会问题上的失当，也反映着新媒体时代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者、维护者在方式方法上与民众利益诉求直接化、多元化的矛盾加剧。
    2.以对话共识思维取代主观专断思维
    
    新媒体在放大自上而下的利益聚合与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的矛盾的同时，也为政府转变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提供良好的契机和政治沟通环境。一方面，在新媒体力量的倒逼下，官本位的思想和主观专断做法越来越难以畅行于社会管理之中，另一方面，高度互动化、个性化和及时性的新媒体又为官民沟通、消除分歧、误解，树立政府形象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沟通环境。因此，应以新媒体为契机，真正倾听民意，消弭民声与官声的断裂甚至对立。对此，应树立对话共识思维，共识思维不是主观武断，不是天马行空地臆想，更不是代替他人判断，是彼此站在他者立场上的情感沟通、平等对话、理性讨论、利益权衡上达成的共同的见解、判断或者结论。应放弃主观专断思维，转变为民做主的旧式执政思维，有效进行社会利益聚合。
    新媒体为凝聚社会共识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一方面，新媒体为多元意见表达提供了一个多元化、去中心化的开放公共空间。多元意见是共识的前提，没有多元意见谈不上共识。多元意见既包括主流意见，也包括非主流“异见”，还有弱势群体的诉求。另一方面，新媒体提供了公共商谈机制。以互联网论坛、微博互动为代表的对话沟通机制，提供了传统媒体所无法提供的即时对话、沟通与回复机制，在民众中间以及民众与政府之间架起了双向沟通桥梁，“以商谈为形式，在辩论中产生的公共意见虽然产生在自主的公共领域中，但其影响力作用于制度化的政治系统中的协商活动，影响了法院、国务院、全国人大，并在正式决策中具有了权威的形式……这是一个政治影响转变为政治权力的过程。”⑩最后，新媒体具有强大的聚合功能，为凝聚多元意见，寻求“公约数”、“公意”提供了技术条件。尽管新媒体使得信息越来越分散化和碎片化，但是，通过搜索引擎、网络论坛、社交网络、微博等却为寻求社会共识提供了技术支持，政府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收集、甄别民情民意，对话沟通，凝聚共识。
    要进行有效对话需要不断改进对话的方式方法。一要平民化。放低姿态，不说官话。新媒体扭转了传统的传播体系中传者和受众的不平等地位，受众分享了社会的话语权，政府及其官员以平等者与民众对话，才能换取民众理解。以居高临下的官话与民众沟通，势必引起民众的“围观”，造成新的隔阂。二要真心化。真话真情实意，说真话，讲实话，不虚夸，不夸海口，不说大话，言必信，行必果，获取民众信任。三要分众化。不同的受众群体应该有不同的对话方式和语言风格。新媒体时代受众是极度分化的，不同的受众群体的知识水平、社会阅历、认知评价、需求甚至兴趣爱好都有所不同，尤其是面对中国众多年轻的、充满政治热情而思维方式和文化认知都不同的80后和90后网民，使用传统的对话方式与语言表达可能会适得其反。四要行动化。对于政府和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是为对话而对话，更重要的在对话的基础上，了解民情民意，以实际执政行为解决民众所关心的议题和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如果仅限于网络空间的“空对空”的沟通交流或是“高谈阔论”，则会失信于民。
    四、柔性开放思维取代刚性压制思维
    
    1.新媒体时代社会稳定和谐的政治愿景与社会问题放大化的矛盾凸显。社会稳定和谐是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愿景，也是政府考核中的一项重要指标。社会稳定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经济建设和国力持续提升的前提和基础。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利益分配格局的深刻调整，我国进入矛盾多发的高风险社会，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借助于各种新媒体传播、发酵，社会问题和矛盾有不断被放大化的趋势。
    第一，新媒体时代，社会矛盾的焦点增多。新媒体时代是一个全民皆媒体的时代，信息源难以控制，人人都是一个小媒体，而能量大的意见领袖则成为一个大媒体。在无数媒体的合力之下，曾经单一的舆论空间成为众声喧哗、热闹异常的公共表达空间，成为意见和观点的自由市场。这就意味着社会问题和社会焦点被不断释放，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第二，新媒体时代，社会矛盾焦点强化和无限扩大化。一方面，信息传播过程难以控制，线性传播模式呈现网格化传播、裂变式传播，原有的社会矛盾焦点借助于新媒体传播效应被强化和放大。另一方面，开放性的新媒体使信息传播暗箱化走向公开化，改变传统的信息传播的封闭路径，走向开放多元，加剧信息控制失序。再次，由于表达内容审查的几近缺失，网络表达的随意性增加，感性化、情绪化、焦虑化的表达以及人际关系的倍数传播，使得社会矛盾呈现“火上浇油”之势，极易产生极化效应，使网络民意越来越偏离正常的轨道，走向极端化和偏执化。第三，新媒体时代，社会谣言增多，加剧社会不稳定。把关人的缺失和网络伦理道德的淡漠，各类谣言的传播急剧增多，加剧社会民众心理的不稳定性。第四，新媒体时代，社会动员的力量增强，群体事件借助新媒体变得更加活跃。2011年初突尼斯、埃及等西亚北非国家的社会动荡甚至权力更替中，社交网络(Facebook)成为强大的助推工具，互不相识的人们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互相组织起来，因而这次社会动荡被称为“脸谱革命”。
    这一切都使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焦点放大化，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变得复杂化，当然也变得透明化、柔性化，而不少政府及其官员依然惯用刚性思维，追求社会的绝对稳定，习惯封堵、压制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对群体的请愿、动员等正当利益表达活动惊慌失措，把一切集体活动都视为违反社会管治秩序、政权颠覆的活动，对一些非政治团体的活动、一些亚文化群体聚会和思想学术交流活动等，抱以草木皆兵的警惕性，而采取强硬手段加以遏制。这些都难以获得公民认可，反而激发民众强烈的质疑和逆向心理，并借助新媒体传播引发更多的群体事件乃至暴力冲突。政府需要顺应新媒体发展潮流，顺势而为，借力新媒体，转变思维方式，革新社会管理方式方法。
    2.以柔性开放思维取代刚性压制思维。面对社会矛盾不断放大化的趋势，政府应从刚性压制转向柔性治理思维，寻求社会的柔性稳定。柔性稳定，就是动用一切社会协同力量，法律的、道德的、民俗的，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进行有效沟通互动、劝服，推进社会治理中的公开透明。
    一要正确对待新媒体时代民众的利益表达诉求。借助于微博、社交网络等新媒体，民众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变得更加活跃，但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剧烈冲突，应该习惯性地把群体诉求看成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分配体制的正常推力和正面动力。承认社会中不同社会组织和群体的自主性自治要求，重视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表达，充分顾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把群众利益诉求及群体事件作为社会转型中的正常现象，“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11)用开放的思维，畅通表达渠道，规范表达方式，是让社会柔性化、稳定化的正确途径。
    二是提升政府及各级官员柔性思维的能力。要能把复杂的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柔性化、人性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冷静应对，不是简单化、意识形态化，不上纲上线，就事论事。放下对立冲突、压制管治的传统套路，真正站在草根民众的立场，处理冲突柔和化、弹性化，解决问题人本化。着眼于深化改革，利用新媒体平台充分发展民主，建立社会减压阀，充分发挥政府门户网站的作用，设置民主参与平台和政府与民众互动平台，垄断信息、暗箱操作的做法与思维方式将会受到网民的强烈质疑，如果继续在网络空间设置层级、障碍，沿用传统管理思维，不仅阻碍信息、服务的畅通无阻，还会激化社会矛盾，降低政府信用水平。建立社会公平机制，从根本上和源头上减弱社会震荡，探索建立釜底抽薪式的有效减震模式，防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区别性质，区分轻重。
    三要学会利用新媒体进行沟通互动，软化矛盾。新媒体在放大社会焦点的同时，也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应积极主动搜集和甄别互联网空间所反映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做好网络舆情的收集和甄别工作，关注各大论坛的网络舆情，做好民情舆论的实时检测。具备敏锐的研判力和预见性，尤其是对于各种突发事件，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和处理，社会管理最高水平是把社会问题与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乃至未萌之前。另一方面，做好透明公开，要依法依规向民众提供最新最快最全的信息，来引导舆论。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和敏感问题上不可缺席、失语、妄语，更不能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捂”、“压”、“盖”只会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并给谣言满天飞创造滋生的土壤，无助于缓和事态、化解矛盾，相反可能恶化失态，导致舆论失控。最后，做好沟通互动。政府主动回应媒体捕捉新闻的需要，主动配合、真实准确、平等尊重、积极引导；主动与意见领袖对话，借力意见领袖引导公众；主动回应舆论中民众最为重要的关切点。
    注释：
    ①徐龙福、邓求发：《社会信息化发展的网络文化安全》，载于《江汉论坛》2010年第11期。
    ②马凯：《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载于《求是》2010年第20期。
    ③[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
    ④⑨[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191页。
    ⑤何增科：《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分析》，载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6期。
    ⑥[美]克莱·舍基：《未来是湿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⑦[加]唐·泰普斯科特、[英]安东尼·D.威廉姆斯：《维基经济学(中文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⑧陈立辉：《互联网与社会组织模式重塑》，载于《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
    ⑩陈剩勇、杜洁：《互联网公共论坛：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兴起》，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1)人民日报评论员：《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载于《人民日报》2011年5月26日。
    【作者简介】赵春丽(1982-)，女，安徽人，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网络政治与民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