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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雄安"区域产业生态的构建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19/12/30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李晓华 陈… 参加讨论


    三、构建“大雄安”产业生态系统的必要性 

    囿于本地有限的要素供给和发展空间,雄安新区的产业发展必须跳出雄安,在“大雄安”区域范围构建产业生态系统。

    (一)产业生态系统理论 

    对于区域间产业同构性的好坏,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区域间产业结构相同,容易导致重复建设、过度竞争。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区域间产业同构有利于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既有合理的地方,也存在不足。现代产业的特点是越来越复杂,生产的迂回程度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细化。一件复杂产品多则包括上十万甚至百万的原材料、零部件和组件,涉及门类繁多的产业领域。因此,一个产业的发展需要形成与其他产业之间、产业内部各环节与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不同企业的投入—产出关系。从国民经济分类角度看,某一产业很难独立地发展,需要在某个地区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配套。对于结构简单、产业链短的产品,如服装,鞋帽等,可以在一个较小的地域空间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配套与分工协作关系,如产业园区以及浙江“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产业集群。但是对于产业规模大、产品种类丰富或产品结构复杂的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基于产业园区的空间集群乃至一个城市都很难容纳该产业发展所需的所有配套企业,因此,需要在城市群等更大空间尺度上形成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由于此类产业的细分门类繁多,具体产品品类数以百万计,因此,即使在同一大类产业中,不同城市、园区之间仍然能够在细分产业或产品层面上错位发展,避免产业同质化造成的问题。事实上,在分工与合作高度发达、生产与创新网络蓬勃发展的当下,很少有产品的研发、设计、原料、设备、生产、分销等完整的价值链活动全部集中于一个地区完成,要保证最终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必须充分利用周边地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可获得的最优资源。在较小空间尺度上聚集的多是支撑该产业发展的主要投入品生产企业。在不同空间尺度上高度集聚的具有产业链联系或投入—产出关系的企业及相关配套条件的整体就构成了产业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一词起源于生态学,由于企业或产业也表现出像生物生态系统一样相互依赖、复杂连接、自我修复、共同演化的有机联系,“商业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被先后提出(Moore,1993)[6]。最初“产业生态系统”理论仅关注地理空间上靠近或相连的产业网络中的物质和能量流动,旨在通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副产品的充分资源化利用以实现产业与环境的和谐(Ruth,Davidsdottir,2009)[7]。但是产业内部不仅是物质和能量的流动与循环,从产业自身发展演进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产业内部各类参与者之间在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形成的投入—产出关系,这是产业生态系统相互依赖、复杂连接、自我修复、共同演化的经济基础。因而后来有学者进一步将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从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的范畴进行了扩展,关注产业生态系统中各构成要素相互连接、依赖与协作的过程,提出产业生态系统是由能够对某一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参与主体、支撑因素与外部环境构成的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有机系统(李晓华等,2013)[5]。Timmers(1999)在考察技术创新从知识产出到创新产品的生成环节时指出,创新链主要由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实际运用、产业化与市场化4个阶段组成,且每个阶段相互影响[8]。与此类似,创新(科学、技术)、开发(企业)和应用(产业化)构成产业生态系统的3个重要环节。因此,创新生态系统、开发生态系统与应用生态系统三生态群落就构成了产业生态系统的核心层[5]。

    就如同生物群落是个有机体一样,完善的生态系统也是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完善的产业生态支撑下,新技术、新模式、新企业和新业态才能更好地培育和成长,高端高新产业才能发展和繁荣[5]。产业生态系统的提出体现了产业发展范式从单体式竞争到链条式合作再到生态网络式协同的转变,它打破了个体、区域的界线,是多元主体间连接、互动、协作、共生共存的全新组织模式,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新范式[9]。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优势的建立和保持,需重视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协同演进。

    (二)京津冀产业发展的反思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是我国三大城市群,但是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较为均衡的经济发展不同,京津冀三地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距。2018年,北京、天津人均GDP分别达到14.02万元和12.07万元,而河北的人均GDP只有4.77万元。与长三角地区相比,京津冀地区之间缺乏产业内部的分工联系,没有形成区域价值链是河北产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京津冀之间产业的同质性低,很难形成产业内部细分产业之间与价值链各环节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北京、天津的产业优势很难对河北产生溢出和辐射。从表2可以看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之前的2012年,北京、天津与河北不仅在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例前十位的二位数制造行业存在很大差异,行业间的排序也有很大的不同。例如,2012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工业总产值列北京、天津的第二位,但是没有进入河北的前10名之列(21位,仅占河北制造业总产值的1.0%);在北京规模居第5的医药制造业,也不在天津、河北的前10名之列(天津、河北均列第15位)。  

    表2 京津冀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例前十位的产业(2012年)  
 

  •     资料来源:北京、天津、河北统计年鉴

          长期以来,京津冀三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松散,各自为战,缺乏分工协作特别是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联系。由于地区之间的产业合作、配套水平低,北京的科技优势不但没有转化为京津冀的产业优势,更没有转化为北京自身的产业优势。事实上,由于北京及周边地区制造业发展滞后,造成北京很多高技术成果只能在京津冀之外转化。例如,北京的IT制造企业完成产品设计,不得不在长三角地区生产样品及进行后续大批量生产,这种情况已经对北京的创新能力造成了损害。由于缺乏承接高端制造业的配套能力,河北只能承接首钢、北京焦化厂等京津转移出来的重工业以及商业批发等低端产业,从而错失了产业升级的机遇。

          (三)构建“大雄安”产业生态的必要性 

          高端高新产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持,包含配套企业、生产服务企业在内的整个产业配套与支撑体系也至关重要。由于受到产业基础薄弱、配套设施不完善、创新要素供需不匹配、产业发展土地空间有限等不利因素的制约,雄安新区的产业发展不能是封闭的孤岛式建设,而是应该对接并最大限度利用北京、天津及河北省内周边地区的资源,在“大雄安”区域内实现产业的分工与协作,发挥各自优势,带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1.弥补雄安高端高新产业发展要素缺失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增强的关键性因素。产业间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间,而是逐渐转化为供应链间的较量和产业生态系统间的博弈[10]。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布的《创新美国》报告指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技术复杂性增强的背景下,创新的本质和创新者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主要体现为由原来彼此对立的关系日益演变为互补甚至共生的关系,因此各创新主体(企业、政府、教育家和工人)间需要构建形成一个21世纪的创新生态系统[11]。新时代产业竞争优势的保持离不开产业生态系统的协同演进。按照雄安新区的发展规划,高端高新产业主要聚焦于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环境污染小的价值链环节。鉴于雄安新区高端要素供给不足、产业基础薄弱以及发展空间有限的现状对大规模加工制造业布局的限制,雄安新区的产业发展必须跳出雄安,在京津冀即“大雄安”范围内统筹规划,围绕雄安的重点发展产业,以雄安为核心在更大的京津冀空间尺度内培育建设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与北京、天津及河北周边地区进行产业的合理分工、优势互补、优化资源配置。打造“大雄安”产业生态,关键是要处理好雄安新区与京津以及河北省其他地区的产业分工关系,总体上应大同小异、有分有合。也就是说,在大类产业的选择上应有较大重合,在细分产业或产业链环节形成差异;在产业链上形成合作,在产业链环节间形成分工。一方面,雄安新区要积极对接京津高端创新要素。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应是北京、天津将传统落后、技术含量低和环境污染严重的低端产业转移到河北,雄安新区的发展不是也不能在京津之外打造一个孤立的产业高地,而是要将京津的科研机构、创新成果、人才、生产性服务机构等要素和资源为我所用,从而弥补雄安高端高新产业发展在高素质人才、产业配套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雄安新区高端高新产业发展必须利用河北已经形成的原材料、零部件配套条件和充裕的生产空间。按照全球创新高地的定位与高端高新产业的发展方向,雄安侧重于前沿技术研究、新产品研发设计与小试中试、总部功能以及占地集约的现代服务业,而雄安周边的河北地区应围绕雄安的五大高端高新产业,重点发展原材料和零部件制造、加工组装以及占地面积大的仓储、物流、商贸等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构建“大雄安”产业生态,改变过去京、津与河北产业割裂的局面,推动区域将潜在的互补优势、集聚优势和协同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加快雄安新区高端高新产业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使之成为推动河北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增强京津冀作为中国经济“第三极”的战略地位。

          2.激活雄安优势、催生河北发展新动能 

          产业生态就是在一定区域内通过协调各地区、各领域的资源要素,如微观层面的要素流动(人口、资源、技术、信息、资本等),中观层面的结构优化(交通、产业、城镇、生态、公共服务等布局),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体制、机制、政策等),产生新的最优组合方式,达到各子系统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态势,实现系统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有序到无序的动态演化过程,实现区域协同发展[12]。北京是全国创新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机械装备等产业具有明显特色和优势,天津也是全国重要的石油化工、机械装备基地,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河北地区具有广阔的腹地和发展空间,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较低。打造“大雄安”产业生态就是要立足雄安的高端高新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充分整合利用北京、天津与河北的要素与产业资源,在三地间形成有机的产业链分工关系。北京作为技术创新的源头,主要做好原始创新,但其许多科技创新成果并不适宜在当地转化,而雄安新区可以起到承担承接、转化北京科技成果的作用。譬如,雄安新区有条件率先大规模商用5G、率先布局IPv6、区块链、太赫兹、认知计算等技术研发及前期试验。此外,雄安新区还拥有发展无人驾驶汽车的非常好的契机,它可以规划一个相对封闭的智能道路系统,包括汽车、道路、交通控制系统等,在河北围绕雄安新区的重点产业培育,发展上下游环节和配套产业。“大雄安”产业生态将有力支撑雄安新区成为河北经济发展的引擎,改变河北“守着金山要饭吃”的窘境,打造升级版的区域协同发展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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