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安全为中心治理社会风险——发现“中国经验”的新视角

        以安全为中心治理社会风险，不仅要求将安全作为优先的价值目标，在安全与发展、安全与自由等价值冲突的权衡中更倾向于安全；而且要求在科学手段上通过应急管理、风险治理和危机治理来实现结果的安全。
    风险社会理论正式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关于风险社会的局部认知则至少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基于对1917年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爆炸的经验观察，普林斯在其博士论文《巨灾与社会变迁》中指出，灾难不仅不会终结历史，反而是社会变迁的“导火索”。这与贝克《风险社会》一书的核心观点——风险分配超越财富分配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逻辑——是高度一致的。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冷战的背景下，风险研究、灾害研究、危机研究、安全研究在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中发端或发展，随后逐步走向交叉与融合。就此而言，社会科学关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认知已有正好100年的历史。
    从“后现代社会”到“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一词是关于现代性的总体诊断和批判，是类似于“后现代社会”的概念表述。贝克认为，“后”是一种言之无物的表述，因此以“风险社会”代之“后现代社会”。从现代性的诊断和批判来看，风险社会的生成根源于现代性的自反性或是自反的现代化。根据贝克、吉登斯和拉什的理解：“自反性现代化是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
    风险社会有四个重要特征。其一是无序性。风险社会的表象是灾难频发，而灾难的本质则是社会常态的例外。社会的常态是有序，社会的非常态则是无序。人类的安全感来自于社会的有序运行，社会的无序状态必然导致安全感的缺失。
    其二是叠加性。虽然风险社会的核心问题是风险分配，但工业社会的财富分配问题依然存在，且与风险分配呈叠加关系。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中，风险分配主要表现为富人少担风险而穷人多担风险。
    其三是系统性。不管是制度创新的风险，还是技术创新的风险，它们都是现代性的负面后果。随着现代性的演化和扩散，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不断涌现，新兴风险也随之层出不穷。以现代性的逻辑来应对风险的行为不仅难以消除风险，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风险。
    其四是全球性。现代性的扩散和全球化几乎是同步过程。随着现代性的全球扩散，现代性的负面后果也在全球扩散。在非特定的时空范围中，由于“飞去来器”效应，“化学烟雾是民主的”，即使那些将危险工业转移到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发达国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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