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的收入差距该怎样衡量

    有一次讨论，涉及收入差距的度量。我问了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些人饿死了，有些人没饿死，基尼系数该怎么算？”问题脱口而出，自己也知道很突兀。好在那天参会的多是行家，不以为意。小结的时候，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赵人伟教授点到“从财产的角度研究收入”——是了，他知道我说的意思了。
    收入就是收入，怎么扯得到饥荒饿死人？怎么又扯得到财产？——过瘾的讨论就是这样，大家知道在说什么，可以跳得很快，在互相激发中直逼问题的根本。但是，事后清理一下，把跳过的环节补一补，对自己也对关心本题的读者有个细致的交代，也是好的。
    先把概念打通了再论其他。夫收入者，盖财产(资产、资源)提供的服务也——这个理念的原创人是欧文·费雪，当年耶鲁大学的教授，应该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费雪阐释说，财产别无他用，惟一的用途就是能把“收入”源源不断生产出来供人们享用。土地、果树、楼宇、机器、设备、银行存款，甚至人本身以及依附于人身的种种能力，无不如此。就是说，财产是源，收入是流。离开了财产谈收入，不过是在说无源之水。
    是的，人本身和人具有的种种能力也是“财产”。理由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人和人身的能力也一样能够带来收入。早就如此，不过到了现代才被看得清楚。于是才有人力资产和人力资本的概念大行其道。不必说，人力资产有生命。因为生命一旦停止，人力财产再也不能创收，收入流就永久地枯竭了。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把“财产、生命、自由”当作三位一体的处理，现在看，道理不浅。
    这也是度量收入不能离开财产的道理。要是我们讨论的恰好是人力资产，度量收入当然也就不能离开生命。回到我那看似突兀的问题——当一些生命由于胡闹的体制而“非正常地”结束，这对我们考察、度量收入及收入差距，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处理那些本来不应该结束的生命？是把这些被饥荒剥夺了生命的人无情地从统计册子上一笔除名，从而以全部活下来的人口创造的收入为准，从而得出一个或一串基尼系数？还是把非正常死亡的人恰当地看作被剥夺的财产，并在这些本来还应该在服务年限内的资产收入的科目下，更加无情地记下零、零、零……从而得出另外一个或一串完全不同的基尼系数？
    不问源、只看水的收入度量办法，在“正常”条件下可能无大碍。但是，遇到生命不正常死亡、财产被剥夺的情况，不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事实上，要不是1981年夏季有机会到安徽定、凤、嘉三县农村调查，直接接触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减半村庄的农民，我对收入的度量绝不可能想到这个层面。不是我愿意的，但是比较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长程变迁，谁又可以把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教训一笔勾销呢？
    类似的问题，“自由”又怎样算？在讨饭也要拿介绍信的体制下，人们得到一笔收入；在可以自由流动和择业的条件下，人们也得到一笔收入。即便这两笔收入的数目完全一样，它们带给当事人的“幸福”也一样吗？我说不一样，你要怎样反驳我？
    还是要搬费雪。他说，形形色色的“收入”——货币的、实物的、观念的——只在一点上相通，就是它们都给人带来享受。因此，最准确的收入概念是“享受性收入”(enjoyable income)。他还说，“工资不是收入，用工资换来各式享受的时候才是收入”。这是至理名言。问题是，“享受”是个人的主观感知，又从何度量？“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或不乐”，怎么办？只好退而求其次，以人们为某种享受付出的货币代价来衡量收入。
    从这个观点看，虽然“自由”代表着很高的收入，可是以当期货币收入来衡量，自由却无价！在不同的经济之间，或者在同一个经济的不同时代，如果人们的自由状态非常相似，不管自由之价的基尼系数，也许还可以说明问题。但是，在自由状态很不相同，或者前后变化很大的情况下，拿“科学”的基尼系数说事，却得一个“讲”字。
    这么说，把生命财产和自由的状况放进去，人民公社时代的基尼系数应该是人类的一个记录，高不可攀！不是说公社体制改革后就万事大吉，从此一切美妙。没有那回事。比如矿难牺牲的工人——几乎全部是农民——人数，人民公社时代绝对没有现在这样多。也是生命财产的永久失去，也是当下基尼系数的计算里没有得到反映的真实。不过，以“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数量级来衡量，收入分配状况要比1959-1961年代人民公社还要恶化的可能性等于零。这绝不是说矿难问题无须面对，而是说正确的收入概念及其度量，才会把社会的注意力引到正确的、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方向。
    当期货币收入当然是收入，但那只不过是“最耀眼的收入”，只不过是收入的部分，而绝不是收入的全部。非货币收入，包括实物、福利和名誉性的收入，则是隐蔽的、常常容易被漏看的收入。无论货币还是实物，收入又分合法、非法两部分；而介于合法非法之间，还有“灰色收入”。我还是坚持，如果收入的各个组成部分比例大体不变，我们以局部收入的度量替代全部，可能误差不大。但是对于一个制度变化急速的社会经济体来说，麻烦就大了。举一个尖端的例子，那么多大贪官以权谋财的数目惊人，可是好像没有一个是从所得税环节上被发现的。仅以当期(合法)货币收入为基础算基尼系数，能反映这个转型经济的实际分配状况吗？
    还有，我们讨论收入或收入差距的时候，究竟衡量的是“总收入”，还是“净收入”？要是后者，还要涉及各种各样的“成本”扣减，麻烦又很不少。其中一个问题，风险成本怎样算？比如两个都可以带来月入千元的工作机会，一个稳定性很高，几乎等于铁饭碗；另一个朝不保夕，很容易“炒鱿鱼”。如果我们不考虑风险贴水而加以区别，一概以填到调查表上的当期收入数目来算，那样得出来的基尼系数，真的可以让分析者心安理得？
    其实不难观察到，无论哪一类财产都可以在很长久的时间内提供多次收入。这也就是费雪的“永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概念。既然收入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像潺潺流水般的一个长流量，我们当然要顾及当期收入与长久收入之间的关系。抽刀断水，抽取一个时点瞬间的截面数据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可取；但是我们自己总要知道，这个瞬间收入并不一定代表收入流的性质。薛兆丰注意到婴儿的体重与成人体重的差距很大，但是婴儿终身的体重与成人的差距就小得多。我给他提供的证据，是当中国城乡隔绝的体制被改革冲开，巨量农村“剩余”劳力进入城镇从事工商业的时候，市场里一下子拥入无数收入方面的“婴儿”。在这个瞬间，收入差距很大，基尼系数很高。但是，假以时日，这个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会降低。当然，如果对农民工进城的歧视消除得快一点，这方面的改善可以加速。
    目前流行的“收入差距”分析，以“当期货币收入”——收入中的一部分——为基础，不考虑风险和其他贴水(例如生活费用指数)、也没有对实物的以及非法和灰色的收入有足够的统计或估计。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的基尼系数及其变化趋势，并没有反映“收入差距”的全部，而顶多只是局部。这样的度量，有“best available”的好处。不过拿来讨论经济和社会问题、决定相关政策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这样得出的信息，与实际的收入、收入差距及变动趋势，还有不小的误差。作为一个迅速转型的经济，从事跨国比较和历史比较，尤其要当心中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