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玲：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变化及其新红利空间的创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关于中国奇迹有多种解释，其中红利说是其中之一。红利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来源于制度转轨、人口、资源等诸多“红利”的作用。目前，我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时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加上市场扭曲行为的影响，过去支持中国长期增长的诸多红利开始消退。因此，在红利消退背景下如何创造新的红利空间，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经济增长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探析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由此，制度转轨红利、人口红利和外资外贸红利等传统红利要素成为推动中国宏观经济保持大规模、高速而持久的增长，实现中国“增长奇迹”的主要动力。这些传统红利空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制度转轨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巨大的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快速调整的历史性变迁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推动中国长期增长的首要因素是制度变迁，这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个因素涉及所谓的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和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生产力的发展得到了新的动力和新的要素；其次，建立初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创新了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市场体制机制。再次，实行开放型经济战略，实现“两个市场”和“两个资源”的结合，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资，发展“三来一补”贸易，使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得到了充分利用，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提高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在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基础上保持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有效地加强并改善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城镇化道路。特别还要注意到，中国的举国体制放大了大国经济的作用。实践证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走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同样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1]。
    中国的制度转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起步，严格的计划体制有所松动，市场调节开始萌生；第二阶段，以城市为重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第三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取得重大进展，推动了社会经济主体的变化和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塑造，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进一步深化、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加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建立新型分配制度，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第四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改革重点转向加快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方面[2](P115～132)。
    经济欠发达与改革的双重挑战交织在改革过程的所有阶段[3]。通过创造性地进行制度变迁和制度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转轨的具体情况有机结合，形成内生诱致性和自适应性的制度变迁轨迹，有效避免了强制性制度移植和输入，以及制度外部依附所引致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本土化”的制度创新所形成的中国模式促进了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2]。
    (二)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在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以及经济史上新大陆超过旧大陆经济的增长表现时，把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变量来推算人口抚养比，即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或有效的生产者和有效的消费者两者之间的比例，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中间大两头小的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这个在常规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经济增长源泉，被称作人口红利。他们认为，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人力资本等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业产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大，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土地资源数量少，稀缺的农业资源与过多的农村人口存在尖锐的矛盾，土地报酬日趋减少，产生了大量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1978年从农村开始的体制改革所增加的农业剩余中，不仅包括剩余农产品，更是包括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紧接着启动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也从中获得了廉价劳动力的“红利”。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持续了整整30多年还没有完全停止，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强大动力[1]。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处于劳动力增长迅猛的阶段，拥有人口年轻、赡养率低的优势。即受抚养的幼儿和受赡养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小。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末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现在都是主要劳动力。1978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年龄在15～64岁之间)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由1978年的57.99％上升至2000年的70.1％，再至2010年的74.5％(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61.5％)；相应地，1978年以来，中国人口的总抚养比则呈逐步下降态势，由1978年的72.44％下降至2000年的42.6％以下，2010年则进一步降至34.2％。人口抚养比下降幅度大、速度快。上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获取人口红利创造了有利条件[4][5]。
    通过改革开放，伴随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逐步转型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现代部门，使过剩的劳动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将巨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不仅表现在劳动力充分的廉价供给，还表现在由于劳动者抚养(老人和儿童)率低而产生高储蓄[1][6]。
    中国利用拥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鼓励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充分利用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网络中的优势，及沿海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承接国外产业的转移和技术扩散，工业制品的出口贸易增长势头迅猛，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化分工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出口商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形成了价格竞争力，规模持续扩大的加工贸易出口成为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这又为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提供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乡镇企业改制进程的深入以及民营企业的壮大，加之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产业导向进一步得以明确，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
    (三)外资外贸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实行了对外贸易和外资、外汇等制度的配套改革，并大力推进对外开放政策。在存在外汇和技术“双缺口”，以及国内市场发育不足的具体国情基础上，通过利用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采取先沿海、后内地，先区域开放、后产业开放，对外开放，先“引进来”，再“走出去”的渐进式的开放、FDI诱导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双引擎开放战略。一方面，国家集中控制对外经济活动程度的逐步弱化，带来了国际交易总量增长以及市场范围的扩大，放松了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与货币约束。另一方面，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不断释放，不仅缓解了巨大的就业压力，且由于干中学效应和竞争性创新机制的获得，解决了外汇与技术双缺口以及市场化早期内需严重不足的问题，提升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推进了中国工业化、市场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使经济有了持续的增长动力，国民福利得以不断增进。
    通过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传统的国家统制对外贸易体制已经被打破，适应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对外开放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型，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目前已成为欧美、中国和泛亚地区生产—贸易—金融的国际分工中的重要一极。
    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一方面将国内丰富而廉价的劳动供给和国际资本、广阔的海外市场相结合，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管理经验、营销渠道和技术，成为中国技术转让的重要来源，培育了中国企业的自我吸收和创新能力。自1992年以后，中国出口增量的三分之二都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外贸进出口，拉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化产业转移格局下重要的加工制造和出口基地。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迅猛增长，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29740亿美元，为1978年的144倍，货物出口总额居世界首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呈现逆差(1978～1981年)，通过对外贸易的发展，国际收支由早期的逆差转换为顺差。至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首次突破千亿美元。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快速增长。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11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31811.4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高额的外汇储备为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巨大的资金保证。
    此外，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只有以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为前提，依靠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才能转化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即产生人口红利。
    总之，随着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和对外贸易结构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外贸依存度大大提高。中国利用国际制造业重心转移的机会，逐步将资本项目的国际长期债务转化为经常项目盈余，有效规避了短期债务风险，并且通过货币扩张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解决了就业问题，获得了溢出效应，积累了外汇储备，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传统增长红利的消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增长在面临巨大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传统红利消退的严峻挑战。
    (一)传统红利的消退及其表现
    1.体制转轨红利的消退。过去30多年我们以体制转型为主线，以渐进改革为路径，通过宏观体制、微观体制的改革调整了资源配置方式，改善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促进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但是目前，这种转轨释放效能的程度逐渐降低。一方面，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2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已经逐步取代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已经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达到顶点，造成了体制转轨红利的消退[7]。另一方面，过去30多年的改革对传统制度变革的强烈压力形成了“增长共识”，这种“共识”产生的合力作用对持续的高增长拉动效应明显[8]。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各阶层分化明显，市场分割程度不降反增，要素价格未形成合理的决定机制等问题，使得增长共识逐渐降低，过去的“合力”在慢慢减弱，逐渐演变为“分力”，制约了经济增长。
    2.人口红利的消退。依据蔡昉(2010)的研究，中国目前已经走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的转折点，人口红利逐步消失。随着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开始下降，过去依靠劳动力规模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分工效应都会减弱。即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已经大幅度减缓，因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基础正在消失，这是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当人口年龄结构因老龄化而在总体上不再富有生产性时，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便相应丧失。从绝对数量上看，中国劳动力仍然占有优势，但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逐渐降低，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会快速下降。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使取之不竭的劳动力供给正在接近于发展的末端[3](Barry Naughton, 2010)。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在2015年左右达到零增长，即遇到人口结构转型问题。一旦劳动力的增长为零，则劳动力的唯一来源在农村，未来20年农村劳动力的规模会快速缩小，城市劳动力保持缓慢增长，而这种缓慢增长必然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放缓。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讲，1990～2025年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极为有利的时机。之后，人口老龄化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人数会由2000年的1.28亿，2012年的1.85亿，增加到2030年的约3.5亿，老人赡养率将达30％，超过儿童抚养率。
    在现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未来依靠劳动力质量提高的红利仍举步维艰的情况下，传统的低劳动力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严重制约。
    3.外资外贸红利的消退。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外资外贸红利密切相关。中国通过对外开放政策，利用自己的优势全面融入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中，由此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外资与外贸红利。但是近年来一些因素的变化，使得外资外贸红利在逐渐消退。一方面，中国的这种新重商主义特征的双引擎开放战略是高成本、不平衡的，也随着国际经济关联度的增大而面临贸易顺差激增、贸易摩擦加剧、人民币升值、短期资本流入、国际能源价格暴涨等外部冲击[2](P161～165)。中国在贸易上实行的“出口至上”战略表现出对出口需求的过度依赖。2007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包括服务贸易)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尽管2010年这一指标降至5.2％，但是出口的过度增长，冲击了一些国家的国内市场从而引发了贸易战。加之，随着欧美国家经济衰退，外向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减弱，我国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时所出口的相当部分产品由于技术含量不高普遍遇到国际产能过剩问题。加入WTO并没有完全克服主要进口国的保护主义，国际贸易摩擦频繁，频频遭受国外贸易壁垒和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另一方面，由于近些年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此后的欧债危机，这种不利的外部环境加上国内劳动成本上升等因素，中国外贸数据已连续多月收窄，外贸红利的薄化也同样不可逆转。
    (二)传统红利消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首先，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使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过去30年(尤其是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资本密集化、劳动密集化的条件下产生的。人口红利消退，人口快速老龄化，会在中国的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时，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3]。变化的要素禀赋和要素价格正在使中国离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其次，外资外贸红利的消退缩小了经济增长的市场空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中国以比较优势战略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的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换回国外的高科技产品。这种贸易格局的资源比较优势较为明显。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优势逐渐趋于衰减，加上人民币快速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外资外贸红利的消退缩小了经济增长的市场空间，依赖比较优势实施的开放战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日趋减弱。
    最后，要素价格的变化影响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机制。伴随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土地等资源不可能再无限供给，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也明显上涨，过去长期存在并推进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和资源红利正在失去。经历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一直快速地积累着物质资本，同时人力资本快速增长。2000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为95万人，但至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达575.4万人。这些表明，中国的要素禀赋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正面临向新的增长阶段转型的急迫任务。中国不再只是劳动力丰裕、土地及资本稀缺的经济体，而是正在发展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比较优势。变化的要素禀赋和要素价格正在使中国离开传统劳动密集型部门，并被推向新的生产部门。正如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末所指出的：“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那种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重要性将降低。同时，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资源配置和生产力的挑战。”
    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的创造
    传统红利消退的事实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出现了失衡的状况。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红利变化的背景下，必须以创造新红利空间为目标，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创造和释放新红利空间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增加知识投入以及获取更大的生产力收益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创造新的红利空间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收入分配不平等时，富人需求高档消费品而穷人购买力有限，导致对国内工业品的需求不足，国内工业品的市场狭小，从而制约了国内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要创造新的红利空间，必须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重视消费能力的培育。中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强调效率和公平的并重，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针对中国现阶段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培育消费能力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在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创造新的红利空间时需要注意[1]。首先，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使得有钱可花。其次，是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使得有钱敢花。第三，是增加财政的公共性民生支出。其中包括：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使农村居民在吸收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中提高消费力。将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公共交通等准公共产品因得到财政支持而使中低收入者有能力享受此类公共服务，从而切实提高其消费能力。第四，必须关注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在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中都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来扩大有效需求，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二)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创造新的红利空间
    通过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其他一系列有利于扩大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措施，都可以进一步挖掘现有人口红利的潜力。通过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增长获取更多的人口红利。
    首先，通过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实现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和贸易部门，由此产生的“结构红利”能够提高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使得不仅城市化和对外开放等政策制度因素本身对人均GDP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且这些因素还能够进一步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以及人均资本等因素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10]。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当前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经超过50％，2011年我国的流动迁移人口达到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且流向和结构与以往相比均发生重大变化，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活、就业更加趋于稳定，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凸显。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放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就业转移的限制，使得迁移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同时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取就业机会的进程，为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提供政策制度保障，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均等公共服务，从城市化领域可以继续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4]，使得人口流动迁移及其带动的迁移城市化发展成为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使经济增长获取更多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途径[10]。
    其次，通过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实现资源的流动性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仍将面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结构性调整。在这一调整过程中，首先要解决资源的流动性问题。教育通过影响人的配置能力进而对资源流动性产生影响，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相对数量减少的状况下，应通过教育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在转轨期间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对农业科技的重视程度，增强农民的职业转换能力，让掌握一定技能、具备相应市场意识的劳动者首先从农村中转移出来，进入小城镇、小城市，甚至大中城市，从农业转向其他产业，为农民创收增收奠定基础。这是中国未来社会稳定条件下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最后，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促进经济增长。即经由系统性技能培训和普通教育的发展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对学历、能力、年龄均不占优势的“三不占优势群体”(廖海亚，2012)进行技能等多方面的培训，使之成为企业所需的劳动者，部分地解决目前的劳动力结构性问题，从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转型，将中国引入可持续增长轨道(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7)。
    (三)促进创新型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红利空间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使得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需要发展创新型经济，使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源泉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创新型经济是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11][12]。转向创新驱动就是利用知识、技术、企业组织制度和商业模式等创新要素对现有的资本、劳动力、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新组合，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学管理。
    一方面，要鼓励自主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核心。通过切实采取措施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等，尽快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使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提高自主创新动力不只是要强化竞争环境，还要以垄断创新收益权来有效保障创新者的创新收益。激励创新投入需要建立风险和收益相对称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系统的集成需要市场和政府结合作用。
    另一方面，要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密集度。创新型经济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中国人均能源严重不足，生态环境十分脆弱，长期依靠物质要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由投资带动的要素驱动阶段。这种增长方式不可避免投资驱动受到资源和环境不可持续供给的制约。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要素供给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正在制约经济增长。以能源为例，2009年中国GDP占世界的8.6％，能源消费占世界的19.5％。这种高能源消耗是无力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中国，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节能减排的制度性约束日益刚性。
    收稿日期：2012-05-29；修回日期：2012-07-20
    【责任编辑】霍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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