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燕：“中等收入陷阱”：巴西的教训

    巴西在经过1968―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的快速发展以后，在 1974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此后，巴西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一直没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002年后，巴西经济重新开始新一轮高速发展，但是直到2010年人均GDP才刚刚突破10000美元，仍然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巴西近40年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徘徊，给它的经济、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错失战略转型时机
    巴西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以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加强本国经济独立自主的能力。“进口替代”工业模式使巴西的工业化快速发展，在1970年代末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门类齐全的基础工业部门。但是，由于巴西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从而忽视了出口市场，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落后，造成了工业技术落后，技术设备陈旧，产品质量差，成本高，难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不利于工业化深入发展。长期重视工业投资也造成了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第一产业薄弱；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不合理，对内缺乏基础建设支撑，对外资金和资源的依赖性十分严重；第三产业由于非正规部门的急剧膨胀，而难于整体性规划发展，更难替代第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动力。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这种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
    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使西方国家陷入经济萧条，西方国家开始实行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同时，基于微电子技术的信息技术迅速传播，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世界产业结构开始进行优化升级。在国内国外的挑战和机遇面前，巴西依然 “举债发展”，继续推进耐用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错失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时机。
    20世纪90年代，巴西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并主要以依赖外资为主求发展，试图稳定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虽然贸易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在开始时还算顺利，但是1990年代后期，巴西遭受了这样的结果：国际收支账户出现巨额赤字；基于过高估价的汇率手段实现的经济稳定，附带了很高的而且是难以弥补的代价——进口的结构性增长，致使本地企业无法抵御具有廉价优势的进口产品、组件和散件，它们越来越多地替代国内生产的产品，国内生产多被其摧垮；国际竞争力主要来源于规模大而附加值低的商品生产部门，主要商品部门是原材料部门（农业、自然资源和能源密集型等部门），相对而言，产业转型水平较低。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只是巴西的去工业化。
    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一国经济的低成本优势将会逐步丧失，为与发达国家抗衡，必须提高研发能力和重视人力资本，进行产业升级，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发展中高端市场。
    20世纪70年代末的能源危机迫使世界产业结构开始进行优化升级的时候，巴西经济开始衰弱。1980年代，巴西的投资大幅减少，致使巴西难以引进所需的新技术，持续的财政困难和外部压力也使主要国有技术研发中心的改革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政府面对外汇与通货膨胀危机一再引起的困难已经无力做出必要的协调或前后一贯的调整措施。1990年代，受“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巴西政府开始大幅削减公共财政预算，研发投入急剧萎缩，本土优秀研发机构被弃置。同时，跨国公司对巴西本土企业大肆兼并重组，巴西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被进一步削弱。在这些情况下，巴西已无力构建和培育必要的条件来促成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集群的兴起，并进而实现以技术革新带动新一轮的资本积累。
    巴西科技进步与创新长期不受重视，R&D（研究与发展）投入强度低，始终在1%以下徘徊。2004年以前，巴西法律禁止政府直接资助公司的创新行为，也不允许公司雇佣大学研究人员，这使主体间缺乏交流互动和衔接，不仅阻碍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经济，也阻碍了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发展不重视公平，腐败严重
    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巴西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巴西长期以来重财富积累，轻分配，认为“财富要先创造，其后才能分配”，笃信“涓滴效应”。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发展不重视社会公平，最终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阶层——高收入的富有阶层和低收入的贫困阶层。1970―1995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平均达到0.61。这充分表明，绝大多数巴西人并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人所享有。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进一步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腐败也是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巴西政治腐败严重，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盛行，贪污贿赂蔚然成风。腐败严重制约和影响了巴西经济和社会发展。在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2005年清廉指数”世界排名中，巴西位居第62位。巴西许多政府高官利用手中权力对经济生活进行广泛干预，以权力换取金钱，实现权与钱的肮脏交易。如2000年圣保罗市政府拨款修建圣保罗地区劳工法庭大楼，十几位高级官员从中非法贪污资金高达1.65亿雷亚尔（约折合 1亿美元）。腐败使巴西付出巨大代价：外国投资减少、外债负担加重、私人资本外流、收入分配不公、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政治动荡。
    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
    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货膨胀温和上升是正常现象，但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将通货膨胀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经过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快速发展后，巴西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政府未能有效控制，在货币、税收、信贷、物价等政策方面也未采取相应措施，导致通货膨胀到1980年代成为难以驾驭的“烈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巴西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全面放开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开支等。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继续恶化，国际收支长期不平衡，造成经济危机频发，经济发展大幅波动。
    巴西积极实施的民粹主义，也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形势。为了应对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巴西政府不顾自己收入水平和财政能力的制约，照搬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想在“经济赶超”的同时，实行对发达国家的“福利赶超”，这从 1997―1998年的平均社会总支出与GDP占比达到20.8%就可见一斑。福利政策赶超经济增长，使政府出台的各种救助政策实际作用微弱。结果导致财政赤字过大，国内外债台高筑，引发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城市化过度发展
    一般来说，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和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带动的自然结果。巴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速度过快，城市化水平和发达国家相当，如2000年城市化率高达81.4%，而同期的世界水平仅为46%。这大大超越了巴西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巴西长期的进口替代战略快速发展和完善了工业化体系，但是巴西整体工业化水平一直不高，工业吸收就业能力有限，加上人口过度膨胀，农村土地集中程度高，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只能涌入城市，而城市又没有能力给这些农民就业机会，导致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出现，严重影响了巴西的和谐发展。
    过度城市化导致城市边缘化问题日益严重。围绕城市周围的贫民区人口不断增多，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贫民窟里的贫民难以融入城市发展进程，非正规就业率、文盲率、贫困人数攀升，环境混乱、治安混乱，犯罪率不断上升，造成一系列社会管理难题。
    在巴西的大城市里，先进与落后、富裕与贫穷、文明与愚昧同时并存，带来了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不仅没有给城市的健康发展注入活力，也没有给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生机，而且成为整个城乡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国家财政的累赘，社会发展的障碍。
    ◆链接
    “涓滴效应”：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或认为政府财政津贴可经过大企业再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