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含章：谁在挑战西方自由主义制度

    转眼间，新世纪第一个10年即将结束。回望这段岁月，中国的快速崛起无疑是对世界影响最大、最令人惊奇的事件之一。10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由世界第六上升到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成功举办了全世界为之惊叹的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汽车产销量不可思议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生产国和市场……全世界都在用“奇迹”来形容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也在国际思想理论界引发热议。国外一些学者据此热评“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模式”会成为未来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新对象，成为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有力挑战者。
    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模式”当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不断实践和探索，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逐渐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整套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巨大思想指导作用。但是，中国的发展壮大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模式”要有意挑战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制度。这是因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不搞对抗，不搞价值观输出，尊重各国根据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制度。同时，虽然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腐败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过大、资源环境破坏等许多新问题，这说明“中国模式”还有待完善。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外思想理论界的一些人认为，并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即使存在也不会有前途，中国应该照搬现成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及制度，不要寻求中国自己的“特色”。
    那么，“中国模式”该如何面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及制度的挑战呢？
    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是民主、自由、平等，主张个人权利至上。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自由主义无疑是一大进步。300多年来，从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斯密、康德等启蒙思想家开始，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深入人心的价值理念为基础，逐渐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不仅战胜并取代基督教神学，成为西方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派生出现代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价值观念更新和制度演变的重要思想力量。资本主义世界现存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或多或少都留有自由主义印记，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西方的自由主义制度作为胜利一方，在全世界范围获空前发展，美国学者福山甚至预言：历史的终结已经来临，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将成为人类最后的制度。
    然而，历史无情地证明，那种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制度就是完美的、终极的、唯一的观点，注定是荒谬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本质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制度）的批判，就深刻揭示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及制度的固有缺陷。即使在自由主义内部，也存在着保守主义、现实主义、社群主义等不同分支流派，它们在各领域对自由主义思想及制度进行批判和争论。
    自由主义用来鼓动人心的民主、自由、平等这些美好字眼，在现实中带来的也并不一定就是美好生活。在世界各地信奉自由主义的社群中，经常可以看到，少数富人穷奢极欲，可他们身边的人却在忍受贫困、饥饿和疾病。由此可见，主张个人权利至上的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对消除这种社会不公现象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远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就是因为自己的言论，被以民主的方式投票判处死刑。再看现在，世界人民普遍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违反国际法，是不道义的，甚至对美国也是不利的，但在2003年却有近八成的美国民众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在法国，不久前萨科齐政府决定驱逐吉普赛人，而法国参议院则投票通过禁止妇女在公共场所穿戴遮盖面部的头巾。事实证明，在古代和现代的民主发源地，在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里，民主、自由、平等带来的并不一定就是正义和善良，在这些美好字眼的背后，隐藏着非常可怕的另一面，它同样可以带来不义、邪恶和战争。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西方的自由主义制度既不是不可替代的，更不是终极的。在人类历史上，民主和自由在本质上也是在追求一种好的秩序，如果可以找到建立好的秩序的方法，西方的自由主义制度就是可替代的、非必要的。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及制度在中国的影响
    在中国，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及制度与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有着极深的渊源，产生过复杂的影响。
    在思想领域，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自晚清起，就在中国得到有效传播。五四运动之后，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改造国民性及促进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时至今日，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中依然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在大学校园和公共媒体中，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自由主义特征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大学，由于西方在诸多方面保持领先优势，因此，学习先进知识往往就意味着学习西方知识。加之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框架下的知识理论体系非常成熟完备，这就导致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知识体系逐渐在大学校园占据重要地位。在媒体领域，中国传媒业正向市场化转型，不仅西方的市场化媒体运作方式渐成主流，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价值判断和话语表达方式也日益流行，许多媒体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中，都会大量运用自由主义理论和概念报道解读新闻事实，不仅有效地传播了自由主义理论，也对受众，特别是精英受众的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大量学习借鉴西方的经济制度，积极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增长，虽然也造成了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等问题，但中国经济和中国老百姓获益良多，中国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总体而言，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它的传播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许多竞争甚至冲突，但这种竞争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促进了中国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公开透明、廉洁高效。
    警惕西方自由主义制度的同化作用
    在一些人眼中，未来中国应该进一步接受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制度。主要的原因有五个方面：一是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国家获得了成功实践，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有较大的影响力；二是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没有一种经济制度比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更能刺激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是自由和民主是人的天然权利，是人类发展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四是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由西方文明主导，西方文明会以不按西方的自由主义原则行事为借口，在国际交往中为中国设置重重困难；五是其他理论学说在完备性、现实可操作性上，都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不小的差距，可资借鉴的选择较少。
    这些理由看似有道理，但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和世界现实来看，进一步接受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制度的同化并不是中国的理性选择。因为许多国家的例子证明，政治自由化往往造成对国家秩序的严重破坏，带来分裂和弱化，而分裂和弱化又容易造成各派政治势力对他国的依附，使国内政治受他国操纵，最终使本国人民的利益严重受损。
    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就是前车之鉴。与中国一样，苏联和南斯拉夫也是多民族国家，这两个国家随着政治自由化的开始，在民族自决的口号下，国家迅速解体。新诞生的国家之间很快就因翻历史旧账、种族、领土、利益纠纷等原因反目成仇，原来休戚与共的同志加兄弟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塞尔维亚与科索沃……这些本来同属一个国家的兄弟之间互斗不休，不仅严重损害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也使这些国家的整体实力严重削弱，给外国势力以可乘之机。
    再如中东、东亚和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西方的推动下实行了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但选举结果往往是造成国家分裂为两派，两派之间互不服输，谁也不听谁的，谁也压不倒谁，于是两派往往都会寻求外部支持，依附于他国。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出现新的分裂就意味着混乱，一旦陷入混乱，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就会中断。而依附其他国家更不是好出路。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绝大多数国人不愿意国家依附于外国。同时，任何国家也养不起中国这头大象。如果中国依附于其他国家，不仅不会像一些小国那样从依附中获得实质性好处，相反还会变成被掠夺的对象。在这方面，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教训。因此，西方的自由主义制度会给中国带来很高的风险。
    西方自由主义制度正在激化全球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达到顶峰，其自身的局限性也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并正在激化全球矛盾，引发全球性货币危机、贸易危机和环境危机，而西方的自由主义制度对此却无能为力。如果西方的自由主义制度在世界上一统江湖，可能将整个人类引向死胡同。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有两大自身无法克服的顽疾，一是生产相对过剩，二是失业。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暴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这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为了应对生产相对过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刺激消费，特别是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政府事实上具备了完全凭借政府信用无限制印钞的能力。于是美国开始疯狂印钞，鼓励国民借贷消费，用寅吃卯粮的方式，凭空创造本来不该有的消费。从短期看，美国刺激消费的做法缓解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但从长远看，却导致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背负巨额债务，并带动全世界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美国用这种方法应对生产相对过剩，发展到极致状态，就引发了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可是，危机过后，美国政府并未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印钞刺激消费，这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生产相对过剩，另一方面是想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稀释债务。美国不计后果地刺激消费直接导致人们失去对货币的信任，使黄金、铜、小麦、棉花、糖等各类大宗商品价格呈失控状态飙升，全球物价飞涨，极有可能诱发全球货币危机、贸易危机和资源粮食危机。
    西方的自由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失业。追求利润、提高生产效率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意味着用最少的人干最多的活，其直接结果就是随着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少部分人就可以完成所有人的活，许多人都会失业。因此，高失业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可是，由于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导致选民对这种制度本身造成的失业不接受，政府为迎合选民，就会拿其他国家作替罪羊，从而诱发贸易战和国际争端，极端情况下就会导致极右政府上台，掀起种族矛盾和排外浪潮，激化西方的自由主义制度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战争。
    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世界人口数量和资源能源消耗数量的日益增长，人类正在接近地球承载能力的极限，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限制人口增长和消费增长。而主张个人权利至上、鼓励消费、鼓励人类贪婪天性发展的自由主义制度显然无法承担拯救人类的重任。未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将越来越多地遵循限制个人权利的集体主义原则。而现在世界上，既讲求集体主义精神，又运行良好的国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新加坡等国家。
    坚持特色集体主义的新加坡模式值得借鉴
    新加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度，很难说哪一种主义对新加坡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由于特殊的人口构成和殖民地历史，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马来文化、中国文化、英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都对新加坡有很重要的影响。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宣称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可是人民行动党在执政理念上却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有着本质不同。“民主社会主义强调自由、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可是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从不讳言新加坡缺少民主。”（ 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社会民主党认同多党竞争，可人民行动党却长期一党执政，实行权威统治。对此，李光耀明确提出：“国家要发展，纪律重于民主。民主发达导致无纪律和紊乱的行为，这对发展根本不利。” （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外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因此，与其说在新加坡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倒不如说是吸收借鉴各种思想后所形成的新加坡独有的集体主义观念。这种集体主义观念虽然也遵循集体、社会、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
    它只对个人权利进行有限的、必要的限制。同时，这种集体主义借鉴西方的自由主义原则，鼓励公民创新劳动，不吃大锅饭，因此，既实现了社会公平，又促进了经济发展。
    1991年，新加坡发布代表国家意志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说：“这五大价值观强调社会在个人之上，即以社会为本。”“我们鼓吹国家至上，国家利益不只是在个人之上，它也在任何社群利益之上。” （龚群：《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这种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在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指导下，新加坡形成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在短短40多年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一个腐败盛行、脏乱不堪、经济凋敝、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前殖民地，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不仅把国家建设成世界闻名的花园城市，还跻身发达国家行列。2008年，新加坡人均年收入达到35163美元，高居亚洲第一；2009年，在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廉政指数中，新加坡高居全球第三，远远高于其他亚洲国家。也就是说，由于奉行务实的集体主义政策，新加坡在几乎没有自然资源的条件下，发展成了亚洲最富裕、最廉洁的国家，并且在人口密度高达6000人/平方公里的环境中，做到了让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住房。
    新加坡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除了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也与它坚决运用严刑峻法维护社会秩序密不可分。新加坡的社会治理体现出中国古代社会典型的外儒内法特征，即用儒家思想进行道德教育，用法家思想维护社会纲常。因此，新加坡刑法不仅体现了集体主义限制个人权利的一面，也体现出严苛的一面，对犯罪行为形成了极大震慑。
    新加坡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从小学开始即进行儒家道德教育。他们认为，“儒家伦理的核心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并结合新加坡的具体国情，赋予这八个德目以新的内涵。”（同上书，第105页）1993年，新加坡又提出了家庭价值观，“即：亲爱关怀、互尊互敬、孝顺尊长、忠诚承诺、和谐沟通”，“并把这五项家庭价值观归纳为：爱、敬、孝、忠、和，简称‘五德’”。（同上书，第112页）长期的道德教育，不仅提高了新加坡公民的道德水平，也提高了公民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道德秩序的确立有效地提升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国要借鉴别国先进经验将改革推向深入
    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得到极大缓解。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乘势而上，借鉴别国先进经验将改革推向深入，加快中华民族的复兴步伐。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而在于是否能够坚持走自己的路，真正贯彻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立社会应有的秩序。好的秩序建立了，人的行为就有了规范，百姓的利益就能得到维护。以在社会上引起舆论强烈不满的强制拆迁为例，不时出现的违法强制拆迁，大多是开发商和政府官员沆瀣一气，被拆迁老百姓利益得不到合理补偿和保障，其他老百姓也未从中受益，拆迁最后成了一小撮人违法、违背公平地瓜分公共利益的盛宴。这样的拆迁怎能不让百姓痛恨，怎能不让舆论诟病？
    西方的自由主义讲正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更要讲正义。腐败不除、公平正义不彰，百姓自然会不满。一些西方势力就会趁此机会，大肆宣扬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制度，借题发挥，间接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中国需要在反腐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进一步取得实效，这样即使西方再卖力地兜售自由主义，在中国也不会有多少市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共产党人从腥风血雨中走来，历尽无数坎坷，终于率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但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要居安思危，保持忧患意识，特别是对已经出现的严重问题，要迎难而上，切实加以解决，这不仅考验着中国模式的自我革新能力，更是检验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坚持真正执政为民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