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现祥 王贤彬：任命制下的官员经济增长行为

    摘要：本文考察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在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经济体，即中央任命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体里，不仅会出现竞争效应，还会出现极化效应，正是极化效应决定了理性的地方官员在增长竞争中将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在实证上，本文贡献了一种度量极化效应的方法，并基于中国省级官员数据证实了极化效应的存在。
    关键词：地方官员，任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徐现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王贤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徐现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510275；E-mail：Lnsxuxx@mail.sysu.edu.cn.本文曾在中国经济学年会、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联谊会（YES ）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讨论班上报告，代谦、聂辉华、汪丁丁和聂海峰等给予评论和修改建议；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0305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8JC790103）、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团队项目（07JDTDXM79006）、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资金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特别感谢姚洋教授、两位匿名审稿人和戴天仕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以奇迹般速度增长的过程中，地方官员对当地经济发展所体现出的兴趣和热情在世界范围内可能也是不多见的”（周黎安等，2005），张军（2005）更是把其概括为中国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因而，地方官员成为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视角。
    沿着这个视角，现有文献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探索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基础，尝试从中国政治体制安排的有效性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
    Zhuravskaya （2000）、Bardhan （2006）认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俄罗斯、印度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经济成绩差异不是源于财政分权上的差异而是政府治理上的差异。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1）从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出发，强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力的强弱成为地方财政分权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王永钦等（2007）、杨其静和聂辉华（2008）也提及政治激励的有效性是保证地方财政分权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中国在政治集权下采取了恰当的地方经济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动力促进辖区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标尺竞争（Besley and Case ，1995），周黎安（2007）把其概括为政治晋升锦标赛，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官员间形成的围绕经济增长而展开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线索。总之，这类文献强调，中国利用人事权激励地方官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从而晋升激励成为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激励（Maskin et al .，2000；周黎安，2004；Li and Zhou ，2005；周黎安等，2005；周黎安，2007；徐现祥，2005；张军，2005）。政治激励假说无疑增进了人们对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理解，但似乎无法较好地解释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绩效的显著差异，毕竟，地方官员大都面临相同或相似的政治激励。
    另一方面，定量考察中国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徐现祥等（2007）从干部交流视角考察了省长、省委书记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存在正的官员交流效应。张军和高远（2007）从干部交流和任期角度考察了省长、省委书记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发现官员交流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同时发现地方官员经济增长绩效在任期内呈现倒U 形。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进一步细化了各类地方官员治理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类型地方官员的经济绩效显著不同；控制了省区经济变量和地方官员自身特征等变量后，地方官员间的经济绩效仍然显著不同。这自然引发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面临着相同的政治激励等，不同类型的省长、省委书记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却不同呢？
    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助于人们从地方官员的视角考察中国地区的收入差距。但至少在我们的知识范围内，现有文献并没有答案。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把激励搞对固然重要，但地方官员是异质的，其发展辖区经济的能力不同，当地方官员展开增长竞争时，面临相同政治激励的地方官员会选择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具体而言，当中央授予地方的政策及其官员的能力不同时，在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的经济体里对称性均衡将不会存在。比如一个地方中央授予的政策差、官员的能力差，在经济增长竞争中，地方官员无疑处于“劣势”，在增长锦标赛中胜出的可能性不大，因而会倾向于把财政收入更多地用于在职消费增进自身福利，而非投资于生产性的社会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提供更好的服务等，结果当经济体均衡时，该地区的部分甚至大部分资本将可能流出。与之相反，如果一个地方中央授予的政策好、官员的能力强，在经济增长竞争中，地方官员无疑处于“优势”，从而会选择把财政支出更多地投资于社会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提供更好的服务，因而从其他地区吸引来更多的资本，最终促进本辖区的经济增长，增进其在增长锦标赛中胜出的可能性。总之，在经济增长竞争中，竞争本身并不一定促使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发展，理性的异质的地方官员可能会对相同的激励做出不同的反应，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
    本文把这种想法模型化，证明了，在一个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经济体，即中央根据授权于地方的政策和官员能力配置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在财政支出上权衡自身消费与生产性支出、企业进行完全竞争的经济体里，当资本等生产要素完全流动时，地方官员间开展经济增长竞争将会出现两种效应：竞争效应（competitioneffects ）和极化效应（polar ization effects ）。竞争效应是指，当其他条件一定时，参与增长竞争的地方官员会把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生产性支出，而非消费支出，以期在竞争中胜出。极化效应是指，理性的异质的地方官员会对相同的激励做出不同的反应：高能力的地方官员在竞争中倾向于把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生产性支出，促进辖区经济发展，提高在增长竞争中胜出的可能性，从而通过提高政治晋升的可能性增进自身的福利水平；低能力的地方官员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则倾向于把财政收入更多地用于在职消费增进自身福利。正是竞争效应和极化效应决定了面临相同激励的地方官员最优地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从而辖区的经济绩效不尽相同。
    本文还发现，地方官员异质的增长行为源于中央为不同地区任命适宜的地方官员的匹配前沿。具体而言，当中央最优配置地方官员时，中央授予地方的政策和地方官员的能力是互补的：中央授予某地区的政策越好，中央任命的适宜的地方官员能力就越高。这意味着，在一个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经济体里，中央授予地方差异化的政策，与任命能力差异化的地方官员相匹配。既然地方官员异质的增长行为根植于中央对地方官员的任命，那么中央自然可以通过调控地方官员的任命达到协调或极化地区发展的目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本文的工作表明，中国现行的上级任命的人事制度不仅能够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而且还能够解释与之相伴的差距。
    与本文最相近的工作是Cai and Treisman（2005）以及王世磊和张军（2008）。Cai and Treisman（2005）考察了当存在初始禀赋异质性时，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会出现极化效应。与之相比，本文有两点不同：一是Cai and Treisman（2005）考察的是一个经济分权的经济体，Xu（2008）明确指出，包括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文献也是基于选举的，中国的典型事实是任命而非选举。本文考察的是一个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经济体，即把中央对地方官员的任命引入分权的经济体，考察了中央对地方授权与任命地方官员是如何匹配的，进而把官员异质的经济增长行为根植于中央任命地方官员的技术。另一点是，Cai and T reisman （2005）重点考察的是地方初始禀赋，本文考察的是官员及其中央授权的与之匹配的政策。地方官员相对于初始禀赋更具有可变性，毕竟地方官员是有任期限制的。现有文献已经发现，当初始禀赋等不变时，领导人的更替将对辖区经济体的经济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也不同于王世磊和张军（2008）。王世磊和张军（2008）构造了一个描述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层级政治激励的模型，分析在政治激励机制作用下地方政府改善物质基础设施的表现。
    他们主要是强调了竞争效应，并没有涉及地方官员异质性及其可能存在的极化效应，而后者恰是本文的重点。
    本文并不是第一篇考察面临相同激励的中国地方官员会理性地选择不同行为的文献。比如徐现祥等（2007）和皮建才（2008）考察地方官员区际关系选择时发现，面临相同政治激励的地方官员是选择市场一体化还是分割，因条件而异。显然，本文与之不同，因为本文旨在考察地方官员在辖区内的增长行为，而非辖区间的区际行为。
    最后要明确的是，本文也不同于现有的增长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of growth ）文献。主流文献主要是基于选举经济体，Acemoglu（2009）在其经济增长教科书中对此给予了详细阐述，本文是基于任命经济体考察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显然，中国的政治结构更多的是任命而非选举。更甚，本文把中央对地方官员的任命抽象为中央在匹配地方官员能力与辖区禀赋，贡献了一种模型化任命制的方法。
    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假定；第三部分是基准模型，考察地方官员不开展增长竞争时的增长行为；第四部分是拓展的模型，考察地方官员开展增长竞争时的增长行为；第五部分是一个初步的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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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论性评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发展，甚至为增长而竞争，现有文献把其归因于财政分权（激励）和政治激励。但实证文献同时发现，面临相同激励的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却不同，媒体不时报道的类似故事也可能证实这一点。因此，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地方官员为什么会对相同的激励做出不同的反应？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
    财政分权文献是基于选举经济体（Xu，2008），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文献是基于选举经济体（Acemoglu，2009），中国的典型事实却是任命制（许成钢，2009）。因此，考察任命制下的中国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应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基于此，本文首次考察了任命制下的官员经济增长行为。
    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经济体，即中央任命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体里，不仅会出现现有文献所强调的竞争效应，还会出现极化效应，正是极化效应决定了理性的地方官员在增长竞争中将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本文还证明了，这种极化效应根植于中央对地方官员的任命。
    在实证上，本文贡献了一种度量极化效应的方法，并基于中国省级官员数据证实了极化效应的存在。
    本文的发现意味着，中央可以通过地方官员任命来协调或极化区域经济发展。具体而言，既然官员异质性在增长竞争中会对辖区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那么中央则可以通过调控地方官员的任命达到协调或极化地区发展的目的。
    本文的工作还是初步的，至少如下两个方向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一个是，在理论上，如何把模型动态化，把地方官员引入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进而考察其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另一个是，本文的实证分析还是初步的，如何系统地实证考察地方官员的极化效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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