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高度城市化阶段的乡村复兴

    本文发表于《北京农村经济》2017年第七期
    中共十八大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提出了“生态空间”概念，并对国土空间进行划分，对于先行工业化、城市化大城市地区的建设和管理而言，这个概念尤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是高度城市化阶段生态文明赖以存在的重要空间
    “十一五”时期，北京市已超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万美元发展水平，城市人口比重接近90%，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降到不足1%，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已告一段落。这些标识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指标表明，北京区域经济已越过了“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进入了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
    在进入新阶段门槛时应认识到：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不是有始无终、漫无边界的现象，必然会被新的发展阶段所取代，工业化、城市化既带来了巨大的人类进步和物质财富，也造成了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延续原有阶段的经济、社会、城市发展方式，在首都地区暴露出许多问题。笔者前几年对统计数字分析得出结论，本市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加快1个百分点，既可以增加近20万个就业岗位、超过20亿元财政收入，也会增加0.4亿至0.5亿立方米水耗、上千亩建设用地。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是有限的历史性现象，必然存在阶段的转换更替。可以说，高度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就是从整体上克服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缺陷阶段。在进入这个阶段之时，如果对上述重要变化的理论和认识准备不足，难免会遇到诸多矛盾，后果是有可能将发展导入误区。所以，新时期的发展需要新的概念和理念。
    高度城市化阶段的生态文明，需要依靠体量上远远大于生产和生活空间的生态空间来支撑。生态空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绿色乡村空间。北京与国外其他世界级城市的不同之处和优越之处在于：北京不是单一的城市地区，作为我国的一级行政区，其属地内既有典型的城市地区，也有幅员很大的乡村地区。北京市行政区面积为1.64万平方公里，其中包含功能核心区和功能拓展区的中心地区面积1368.3平方公里，郊区面积1.5万平方公里。在每一个郊区县域内，都有城有乡，即使进入了高度城市化阶段，大量乡村地区仍没有被城市的水泥沙漠湮没。
    这些乡村地区以其较低比率的人口密度、建筑密度、建筑容积和较高的绿色覆盖率，为大城市地区保持了绿色空间；以其各种人造物的低密度、植物的高密度和生物的多样性，形成了对城市景观无限扩张的边界（UGB），构成了城市精明增长的空间要素。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强化，城郊乡村所特有的绿色、生态功能，越来越成为大城市地区重要的功能。因此，中心城的边界控制，以及郊区和乡村建设与管理，是高度城市化阶段城市建设与管理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农民是绿色乡村空间最主要的守护人
    尽管我国大城市郊区的乡村具有不可或缺的生态功能，但在整个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乡村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持续、大量向城市地区非农产业转移，乡村地区自主工业化和城镇化随机发展，乡村地区人口出现了不断减少的趋势。进入高度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意味着非农产业区域经济比重已经上升到一个绝大的份额，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基本完成。在这种条件下，区域的就业结构正趋于稳定。这种稳定意味着，城乡之间在新的产业、就业和人口格局下，形成了新的分工。这种新的分工与工业化前阶段和工业化阶段的城乡分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的农业、农村和传统农民也正发生转型。
    传统的农业，是以提供食品的生产功能为主的产业；现代农业具有生产、生活、生态等多功能；大城市地区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其特有的生态功能和生态价值正在成为这个产业生存的最重要意义。
    传统的农村，是农业生产和农民居住的地区；大城市地区的新型乡村不但有传统的农业生产功能，而且有居住、休闲、工业和自然保护区等多种功能。其特有的绿色生态功能，越来越成为大城市地区最重要的功能。
    传统的农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为社会提供食品和工业原料；大城市的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将越来越多转向从事绿色空间守护。现代的农业工作者，越来越成为大城市地区绿色空间的守护人。这些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和工作者是维护大城市地区生态空间的重要力量。
    树立绿色乡村空间与生态文明守护的职业自信
    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与城市快速膨胀相对应的是，乡村也快速凋敝，主要表现是：一部分村庄变成了工业区或城镇，离开了“农村的序列”；另一部分村庄则因年轻劳动力外流，呈现出老龄化、空心化甚至土地撂荒现象。在进入高度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后，乡村功能增加导致乡村活动和乡村就业的多样化，促使乡村重新焕发了活力，出现了“乡村复兴”；原先似乎失去了活力、走到了尽头的乡村，一旦进入抹平城乡生活条件差别的阶段以后，将从各方面萌发出一种新的生命力，人们在乡村社会找到了城市社会难以找到的个性化、归属感空间。
    许多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下叶都经历过乡村从凋敝到复兴，留下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日本为振兴乡村地区活力，开展过造町运动，发展农村活性化建设模式。韩国发起过新村建设运动。中国台湾曾提出要增强“营农信心”。欧盟国家更加注重乡村地区的保护与稳定，把乡村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聚居点纳入“城市”范畴，实行城市化的治理和服务。这些振兴乡村的”运动”，不是拆除村庄、折腾村庄、消灭村庄，而是对原有村庄增强服务、健全组织、充实福利、提高收入。
    2013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可以预期，新时期的北京正处于一个乡村从老龄化和凋敝到重新焕发活力的转折点。促进转折的关键在于实现乡村功能的多样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发挥乡村对于维护绿色空间的功能。
    保护乡村绿色空间，首先需要尊重乡村，尊重绿色空间的守护者。尊重村庄，就不应将村庄看成是可任人随意拆装、随意摆放的机器。村庄本身就是村民的一种权利。尊重村庄，就是对农民权利的尊重。尊重村庄，就应给乡村、给农民一个安逸而稳定的空间。应改变以“迁村并点”去消灭“空心村”和“空心户”的做法，实行以市民“填充”的积极对策。这样可以延缓农村住宅的寿命，发挥农村存量资产的增值增收作用，也是减少乡村建设对资源和能源消耗的重要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应该继续“城市化”，而乡村的形体，乡村土地的利用方式却不宜再继续“城市化”。城乡一体化提出，进一步明确了应在有城有乡、城乡并存、共同繁荣条件下，缩小乃至消除城乡之间存在的多方面差距。缩小城乡差距，不意味着以城市取代乡村，不是消灭乡村，而是要在保护大量的乡村形体和土地利用方式“非城市化”的前提下，推进乡村居民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城市化”。在实现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需要对农业、农村、农业劳动者同原来的制度加在他们头上的“落后性”加以区别，不应在消除掉对待农民和农村的不公平机制时，连同农民和农村一起“消除”掉。
    增强乡村的生机与活力，根本在于那里的人们要有自信。自信的基础是职业和生活的体面。绿色空间要靠生活在绿色空间的居民来维护。全社会都应为乡村和农业更加体面而创造条件，包括应有足够的收入，应有平等的福利，应有可归属的社会或社区组织，应有“城市化的”生活设施和便捷服务，应有公平的多种发展机会。需要调动乡村绿色空间守护者的积极性，一方面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政策和制度的支持、投入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全社会对环境、自然、乡村、农民的尊重。培育新型的绿色产业经营主体，让农业成为一种“职业”，让农民真正“职业”起来。通过农村产权制度、集体土地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农业支持制度、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使农民成为有多种收入的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以上的劳动者，成为享受城市和农村双重待遇的新型市民。
    积极支持乡村绿色空间和绿色产业发展，促进绿色空间的建设产业化，把绿化作为乡村地区的一项基本产业，促进生态林业向基础产业和公益事业转变，使农民取得的资源、资本性收入与生态保护、建设的劳动性收入相互补充，成为长期的稳定收入来源，让绿色空间守护者在从事为全社会服务的劳动中致富。应制定绿色空间规划和项目，着眼长远发展，做好深入调查研究，制定乡村地区居业规划和配套政策，确定需要保护的村庄和民居；应注意乡村地区文化的历史连续性，谨防以所谓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拆除“空心村”的短视做法，毁灭和割断当代历史文化，为后人留下较为完整的乡村文化发展史；应重点鼓励有文化的年轻人和城里人进入乡村地区，充实保护绿色空间、从事绿色产业的力量，使乡村地区的绿色产业建设、绿色空间保护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