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生：试论新常态下的农业发展

    “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重大战略的新研判。笔者理解，所谓“新常态”，一是告别了闯冒试的高歌猛进的发展和暴风骤雨式的变革，进入一个冷静理性、不急不躁、顺势而为的新阶段；二是新阶段出现了许多令人欣慰的超迈前古的新亮点、新经验；三是这些新亮点、新经验具有趋势性、不可逆转性；四是这一发展新阶段的形态不是短期而是长期的，至少到本世纪中叶，即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都是这个样式。如果回到政策文本，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综合表述，是对新阶段的总描述。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第一大产业，又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并受其制约，无疑也适应“新常态”的研判。因此，紧密结合农业发展的实际，全面认识农业发展的新亮点，准确分析农业发展的新特征，完善适应农业发展新常态的新举措，对于到本世纪中叶，在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同时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农业发展新亮点闪耀
    按照上述关于“新常态”的理解，联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实践发展，当下的中国农业，如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可谓亮点闪耀，特点突出，前景可期，首先是农业发展亮点闪耀。
    一是农业产品摆脱了长期短缺的困境。农业粮食等主要产品连年丰收的实践一再证明，中国农业已有足够的能力为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足够的食品和工业所需的农产品，农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长已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天然、优质、安全的农产品市场空间持续扩展。
    二是传统农业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在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的大势下，农业至少也进入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传统农业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利用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以自给自足为主。新中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即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了一大步，农业投入和产出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由此带来农业生产力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资本替代劳动，机械力替代人力、畜力。资本化经营首先进入畜牧业、园艺（果蔬）业，专业化、规模化不断扩大，并逐步向粮食等种植业扩展。经营主体多样化，农村商业、科技、机械、技艺等兼营种养业的农户与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的经营主体各显其能，各得其所。生产储运加工基地化、专业化、品牌化、产销直接对接的产业运行方式初步形成。农业内涵已由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延伸到生产资料工业、食品加工业等第二产业和交通运输、技术、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成为一个围绕着农业生产的产业群体。相应，农业的田间劳动大为减少，农业科教、农用工业、农业服务等岗位的就业量扩大。从田间到餐桌的生产、收储、加工等各个环节分工专业化、服务社会化，农户坐在家里，手持电话，呼风唤雨，要什么有什么，悠闲作田；一些居住在城镇，驾车进村，耕作农田，早出晚归，走耕成族。农业的功能由生产向观赏、休闲、美化等方向延伸，假日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旅游农业等新型农业遍地开花。农产品国际贸易空前繁荣，大量国外农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减轻了国内农业地的负荷，也让国内农业刮目相看。
    三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体制机制为农业、农民撑起了坚实的保护伞。农田整理、道路、水利、电力等公共设施，公共提供，得到较大的改善。农业的净收益得益于政府补贴和市场供需的价格调节稳步走高。农民的各种社会保障全面起步，城乡一体可望可及。
    农业发展新特征突出
    认真分析上述农业发展的新亮点，从产业与产业、城市与乡村、国际与国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亮点蕴含着新特征。
    在产业与产业的关系上，农业增长的动力不是来自农业内部，而是来自二、三产业的发展。我们通常讲，没有农业、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城镇的发展和繁荣，也难以支撑工业化、城镇化，这样讲无疑是对的。但是，从工农互惠、产业互补的角度来讲，我们还要讲，没有工业化、城镇化，就不可能有农业的现代化，也没有农民的解放和农村的繁荣。农业投入主要来自国家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家庭成员的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农业所需的种子、化肥、农药、机械及其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主要源自农业工业和农业科技的进步；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化服务得益于三产业的发展；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则直接源于二、三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等等，都无不是二、三产业发展的成果。
    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上，农民的话说得直白，养活亿万“农民农”是“农民农”自已的事；养活城里人和亿万“农民工”，则不是“农民农”的事，而是政府的事。城乡互惠互利，首先在于城乡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收益，等量资产获得等量回报，公共设施、公共产品、社会保障城乡一体。
    在国际与国内的关系上，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与合作，活跃了国际农产品贸易和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管理的引进、试验和推广，农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对农业发展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政府需要全面担负起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重任，而不是传统的劝课农桑、催耕催种所能凑效的。因此，要进一步界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农民的不同职责，各执其事，形成合力。
    新常态、新举措
    农业发展的新亮点和新特征构成了农业发展的新常态，如何让这种新常态贯穿于今后三、五十年农业现代化的全过程，当前，作为各级党和政府及农业部门，要做到以下几点：
    科学认识农业新常态，明确农业发展新方向。农业发展的亮点已闪耀，农业发展的特征已突现，农业发展的成果已可及。但是，多年来，在政策规划、学术研究和农业一线，各种争论，不休不止。“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之声未息，“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忧心又起。以致在实践中是非不明，举步维艰，时有发生，或一步三回头担惊受怕，或者频翻烧饼，进一步退两步，严重地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拉大了农业与二、三产业和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来一次思想大解放，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更不是从成见出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真正把思想统一到新常态上来，坚定走向农业发展新常态的信念。
    适应新常态，制订现代农业综合测量标准和农业工程规划设计规范，以利各地查漏补缺，填平补齐，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同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滞后于工业，原因很多，缺乏国家级的农业现代化综合测评标准和农业工程规划设计规范是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李书记东西向、王书记南北向”，各个部门、各个行当，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以至在一个省、一个县，要找出一个已基本建成的综合配套的现代农业区、农业园或农场，并非容易。2007年一号文件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但时至今日，除了各级制订的五年和年度规划以及少量工程设计以外，具体到一个区域直至一个村庄，如何实现上述“装备”、“改造”、“提升”、“推进”、“引领”、“发展”的配套设计和建设，似乎还长期处于等待之中，不说省长、市长、县长，就是一些农业部门的领导和专业技术人员，也很难说清本地区、本行当离农业现代化还有多远，还缺什么。而在工业行业和企业则完全不是这样。因此，没有农业工程设计就没有农业现代化。要在吸收此前关于农业现代化测评指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适应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多样化的特点，区分不同的农业区域，建立一套科学的现代农业测量标准和农业工程规划设计规范，变随意农业为“设计农业”，象搞工业园区、工业项目、工厂管理那样来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现代农业，并以此为重点来提高农民的素质，改变此前一些农民培训效果不佳的问题。
    加快改革，增强现代农业的活力。农业加快发展的过程也是改革红利不断呈现的过程。一是要加快农业部门的改革。改革开放30多年来，适应传统农业和计划经济的农口体制一直没有大的改革，已经严重阻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对整个农口体制进行改革和重组。二是要加强支农惠农投资管理方式的改革，提高资金利用率。常听农民就某个农业设施说：“新中国以来，如果设计得好，资金管理得好，光是国家的投资，别说一个泥巴工程，就是一个铁工程都早已建成了”。农民的批评表明的是投资效益的低下，必须改进管理，提高效益。三是要切实搞好农地制度改革。农地改革的死结在于，已进入代际更替的、按市场经济法则而不是按计划经济法则进入城镇就业居住、直至成为外国居民的数亿原农村户籍人口，该不该、可不可、能不能获得原农村承包或继承的土地权益，此结一解，农地改革就有可能一朝突破，一马平川。四是加快农村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对经济新常态的适应性变革。这些方面的改革，越迟越被动，越早越主动。（原载湖南省社科院《中国乡村发现》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