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

    内容提要：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所引起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需要，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所引起的对环境质量的更高要求，是节能减排政策能否实现与地方政府的发展动机及企业行为激励相容，从而真正得以贯彻的关键。本文通过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排放水平从提高到下降的转折点，考察了中国经济内在的节能减排要求。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温室气体的减排来说，被动等待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已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环境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决心、地方政府和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动机，加大激励力度，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
    关键词：减排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发展方式
    *蔡昉、都阳、王美艳，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邮政编码：100732，电子信箱：caifang@cass.org.cn.作者感谢张彬彬对数据处理所做的贡献。
    一、引言
    关于全球变暖的严峻后果以及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的证据，近年来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增长，越来越不容怀疑（Stern ，2007）。《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取得的成果，对所有国家分别提出了强制性和道义性的减排要求。中国作为世界上排第一位的人口大国、按照PPP 计算的第二位经济大国以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更是国际减排的关注重点。例如，有研究预测，假设单位GDP 排放的二氧化碳比率保持在2001年的水平上，到2018年，全世界排放总量将增长69%，达到250亿吨，届时中国增长218%，总量超过90亿吨，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国家（Thomas，2007）。
    表面看起来，中国的节能减排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地方政府则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强制性要求。但是，如果这种要求和压力真是仅仅来自外部，则中国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具体来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自身没有内在的要求，节能减排会遇到严重的激励问题：中央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和能力（行政力和财力）坚持贯彻这个方针？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激励，牺牲短期的增长以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地方政府追求GDP 及其带来的财政收入推动的，节能减排要求是否与地方政府的动机激励相容，是任何有关政策能否有效的关键。
    大多数与此相关的政策建议，要么只是直接提出中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而不顾可行性与否，换句话说，只讲责任和义务而不顾能力和激励；要么把能力和激励问题视作理所当然的前提。这样的讨论固然痛快淋漓，却由于忽视了激励机制所在，在政策上缺乏建设性，在措施上缺乏针对性，在经济逻辑上也是不完整的。本文要回答的是，政策游说活动的相对谈判地位和效果，取决于经济发展处于什么阶段。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政府有着不尽相同的优先序。
    一旦条件成熟，激励机制和政府行为则可以改变。这意味着，反映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过程（Deacon，2005）。如果存在这样的曲线，它不过是反映随着收入增长，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从而引起公共品供给做出反应的表面关系，或者说是一个作为结果的标识。然而，其背后可能包含更多的内涵。从中国中央和地方共同构成的促进发展的政府这个特征出发，其背后隐含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重要性更甚于个人生活质量的要求。
    本文讨论中国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以及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含义。以二氧化硫排放为例，从经验上勾画出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从而揭示中国节能减排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着力点。通过经验分析，我们尝试回答下列问题：1.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政策导向可以转变吗？2.减排和低碳增长在财政上是可行的吗？3.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各参与方可以达到激励相容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二氧化硫为例的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到收入提高与改善环境的关系是存在的。然而，仍然存在若干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以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虽然可以预期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质的排放会迎来一个转折点，但是，大多数中国省份距离这个转折点仍然遥远，与排放密切相连的发展动力，在中西部地区仍然十分强劲。如果按照既有的路径发展，中国仍然要经历一个严重污染的时期，才会出现环境改善的整体效果。特别是，按照产业转移的规律看（甚至也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隐含的意义），相对落后地区接受转移产业，不仅是遵循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原则，而且常常按照对环境的接受程度进行，即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接受东部地区转移污染行业的倾向。因此，单纯的人均收入水平并不足以迎来库兹涅茨转折点，其更加仰仗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动力和相关的政策激励。
    其次，从东部地区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已经能够拟合出一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预测出库兹涅茨转折点，但各省之间的差异也仍然很大。即使如图5所显示的那些已经超越了转折点的点，实际上也呈现截然不同的分布位置，意味着这个发达地区整体趋势背后的巨大省际差异，它们总体上仍然处在较高的排放水平上，下降是缓慢的。
    最后，国际研究表明，在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总体库兹涅茨关系背后，通常存在着不同排放物之间的巨大不同。温室气体排放与直接具有危害性的排放物，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相伴关系，但是却表现为不尽相同的规律。二氧化碳作为无味并且不直接产生对人体伤害的气体，并不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效应。例如，经验研究很少观察到二氧化碳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即使有少数案例，也显示出其出现远远比其他污染物要晚，转折点时期的人均收入常常比其他污染物转折点出现时高数倍（Webber andAllen ，2004）。
    一般认为，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庞大、产业结构偏向制造业和能源使用效率低，在国际比较中，中国的人均排放水平较低而单位产值排放水平较高。从这个特点出发，中国实际上在排放上呈现了趋同的趋势（图7），即人均排放倾向于上升，主要反映了伴随高速增长的经济总规模效应，而单位GDP 的排放倾向于降低，反映了产业结构优化、能源使用效率的改进和减排措施的采取。在上述趋势中，二氧化碳排放的改进效果不如二氧化硫。
    尽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能完整地反映经济发展与排放关系的内在要求，但是，证明在人均收入水平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曲线，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表明，政府对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所产生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可以做出积极的政策反应。虽然库兹涅茨曲线并非意味着事情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库兹涅茨转折点也并不会在近期到来，但它揭示了政府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治理的决心和政策手段，是可以与经济当事人行为之间达到激励相容的。除此之外，许多研究也表明，在表面的库兹涅茨曲线背后，诸如环境教育、信息的公开等因素也对推动环境改善起到重要的作用（DeaconandNorman，2004），否则，温室气体的减排就似乎遥遥无期了。
    从我们的经验分析结果看，省际二氧化硫排放模式有很强的异质性，而没有能够进行类似分析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样会是如此，因此，减排政策也应该具有区域的针对性。特别是，在中西部具有很强的增长和赶超动机的情况下，需要中央政府进行机制设计，一方面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转化成为地区经济增长行为的变化，以及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变化，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区域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转移支付，为缓解欠发达地区的GDP 冲动提供物质激励，更有效地和更加激励相容地实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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