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社会建构

    好几位发言者都提到农民缺乏组织的问题。姚立法先生在发言中，又提出来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但是现在农民要组织起来太困难了。他提到的这个组织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是农民要不要组织，而是怎么组织起来的问题。当然，姚立法先生认为农民中本来就存在很多组织资源，只不过现在我们要对它减少一些限制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清华有位同学写了个农村调查，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他里面提到的很多事情我感到很有意思。第一他说现在农村人心散了，什么事情都搞不成，第二又说一个乡镇干部告诉他，说现在的农村选举毛病非常多，说是农民一投票，他考虑的就是本家庭本姓的利益，因此造成宗族活动的增加等等。
    看到这个说法我就觉得很奇怪，农民如果没有组织，就说他人心散了，如果农民一旦有认同有合作，你就说他搞宗族或者是搞别的什么东西，那么农民没认同也不行，有认同也不行，而且他不能认同家庭，不能认同本姓。其实，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存在合作资源的。竞争和合作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和一个群体是天生的人心散了不懂合作。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假如同姓甚至一个家里的都不能合作了，你还能在什么层次上指望他们合作呢？我觉得在传统的农村他本来是有很多组织资源，当然这个传统的组织资源有很多局限性，但也许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我们用种种办法，人为地解构乡村中的组织资源，一方面又反过来说现在人心散了。所以我觉得政府来组织、非政府组织来组织和农民自己的组织都是现代社会需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他们三者的关系应该如何摆正，我觉得这是我们建构乡村社会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实际上我们现在讨论的后农业税时代出现的问题是本来早就存在的，现在负担问题淡化了，其它问题是突显了，我觉得这是好事，而这也是税费改革取得成就的一个标志，原来大家不注意的或者被主要矛盾所掩盖的，由于税费改革成功地化解了这些矛盾，使人们对其它矛盾有了更多的关注。免税后的问题越多，越证明了税费改革的伟大。
    从长远看，我对免税有点担心：这个事情我们到底完成了没有？皇粮国税和产业是有关系的，在农业时代不管什么税最终都是向农民拿，工商业社会从理论上讲就有可能从农民那里拿得少一点。传统的皇粮国税和现代公民国家的赋税制度相比，它最大的不同点并不在于赋税的产业基础，而在于征税的机制，现代赋税制度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无代表不纳税。税费改革本来的含意是并税除费，免税改革更进一步，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免了300多亿的正税，又免了搭车收费的1000多亿，可是有人指出，仅仅去年一年的征地的增量，从农民手里拿去的就达4000多亿。
    那么税费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实际上也是处理农民和国家的关系。也就是农民在公民国家或者现代国家中的公民权问题。
    我的问题是，现在很多征地没有征得农民个人同意，是否经过村集体的同意也是极大的问题。另一方面，现在征地问题是否一概可以归入补偿不足，我觉得可疑。大家知道现在征地并非都是被迫的，有些是有油水的，甚至还有走后门要求征地的这种现象。我知道有个被征地的关系户是超额补偿的。当然从总体上讲可能不会很多，但是也有。
    超额也好，不足也好，背后的问题是价格由谁说了算这同一个问题。说穿了是一个是否尊重农民权利的问题。这个权利不管给予什么名称都不重要，现实是农民的权利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尊重农民的权利，农民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随着现代社会的建立，国家现代政治文明的确立，相信农民的权利会有越来越多的内容，得到越来越多的保障。
    现在关键在于，我们已经承认给农民的权利，能否给予多一点尊重，不管是后农业税时代还是前农业税时代，农村问题的核心始终就是这一问题。我认为没有什么三农问题，只有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也不是种田人的问题，农民问题实际上是在农村之外的问题。
    前农业税时代和后农业税时代，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得好，可能是决定中国农民未来的一个主要因素。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文章出处：中国改革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