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雪原：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治本之策

    农村、农民、农业“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认真对待、妥善解决的重要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观察，“三农”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现代化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是城乡差距拉大、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审慎处理的问题；从人口学角度观察，是人口城乡结构落后于社会经济结构、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必然面对的问题。农村人口素质不高，核心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主要是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这在经过了26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当今世界正步入信息化和经济球化大背景说来，如何有效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目前农村劳动者素质的基本估计
    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一定的共识，但在评价的程度上有差异，甚至有比较大的差异。总的评价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显著提高，然而目前的突出矛盾仍然是素质不够高，同经济、社会和人口的发展不相适应。1949年以前，我国农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婴儿死亡率在200‰左右，80%以上为文盲和半文盲，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素质十分低下。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的进步，在全国人口素质不断提高过程中，农村人口素质得到有效的提升。估计目前农村人口预期寿命在70岁左右，婴儿死亡率已下降到30‰以下，文盲半文盲比例大幅度降低，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入学率普遍提高，广大农民通过各种形式学习科学知识和文化，以农业劳动力为主体的农村人口总体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同城镇比较，差距仍然很大，甚至有扩大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2003年全国6岁以上人口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占9.68%，市占4.92%，镇占7.42%，乡村占12.42%，乡村分别比全国、市、镇高出2.74个、7.50个和5.00个百分点；小学全国占33.42%，市占19.76%，镇占26.45%，乡村占41.40；乡村分别比全国、市、镇高出7.98个、21.64个和14.95个百分点。初中全国占38.04%，市占35.55%，镇占38.03%，乡村占39.16%，乡村同全国和镇的水平很接近，只是同市比较尚有一定差距。高中所占比例则倒了过来：全国占13.37%，市占25.38%，镇占19.78%，乡村下降到仅占6.29%；乡村分别低于全国、市、镇7.08个、19.09个和13.49个百分点。大专以上所占比例相差更为悬殊：全国占5.49%，市占9.13%，镇占6.54%，乡村则下降到仅占0.64%，同市、镇无法相比。这说明，目前乡村6岁以上人口中，小学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占到一半以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文化教育素质较低的状况。笔者据此计算出，相当于平均所受教育年限的6岁以上人口文化教育素质指数，2003年全国为7.09，市为8.10，镇为7.61，乡村为6.03，乡村相当于全国水平的85.05%，市的74.44%，镇的79.24%，比较确切地反映了目前城乡人口和劳动力文化教育素质存在的差距。（《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二、农村劳动者素质偏低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给经济、社会和人口的变动与发展带来的影响，正在越来越强劲地表现出来。最主要的：
    一是地制约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众所周知，人口多、耕地少、生产力不发达是我国基本情的主要特点，现在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基于这样的基本国情和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现实，为了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我们选择了以粮食等农产品产量增长为主要目标的数量型农业发展道路，完成了向着水平不高的前小康的过渡。但是这样的农业发展道路严重地阻碍着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挤占了技术密集以及技术密集与劳动密集相结合的其他种类的农产品的生产，也缩小了农业内部的就业容量，迫使相当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而且“打工族”的素质相对要高一些，这样反过来又加剧着滞留在本地的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状况。据有关部门估计，目前农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所占比例仅为其他部门的1/20，每一名农业技术人员约负担7000亩土地，每一名兽医人员约负担7000头牲畜，每一名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约负担2万亩林木，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远远低于社会经济较发达国家水平。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农业的技术进步，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受到限制；影响到农产品的加工和深加工，使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受到限制；影响到新的农产品的开发和生产，使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受到限制。时至今日，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科学、教育、文化素质偏低，使得许多适合农村的科技成果推广不了，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不足1/3，而发达国家一般都达到2/3或更高。这是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和农民收入较低的内在原因，不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失去农民自身的基础，农业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
    二是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和人口城市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打破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壁垒，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掀起一次次浪潮，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流动人口为 14439万，扣除2707万本市区内人户分离的其他街道人口，其余11732万可视为跨省和省内的流动人口。其中流入市镇的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8.6%，流入农村的占21.4%，农村人口流入城镇扮演着流动人口主力军的角色。（依据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726页数据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从根本上说，“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广大农村自然资源——从而自然资本，以及与自然资源、自然资本紧密相联的产出资本或生产资本的严重短缺，从而同农村人口过剩和人力资源充足的不相匹配，每个农民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本过少所至。改变这种资源和资本不相匹配的治本的办法，就是走人口城市化道路，逐步将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和人口转移到城镇工商业上来。现在的情况是，能够流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差不多都流了出来；但是这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进城之后，由于绝大部分文化教育素质较低且没有受过专门的技术培训，只能选择从事道路修建、房屋建造、环保卫生等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部门和行业。这在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化时期，是有用武之地的。然而当着经济“过热”、需要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的时候，或者发展到超越重化主导产业阶段进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大力提高资本技术构成的时候，这些农民工便不得不踏上回乡之路，形成一定时期、一定规模的农民工“回潮”景观。由于农民工素质偏低和缺少专业技能，难以真正成为城市产业大军的骨干中坚，甚至难以融入城市市民生活圈，这已成为当前城市管理中一项新的社会问题。因此，尽管一方面可能出现城市需要的农民工得不到满足，发生“民工荒”现象；另一方面却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因为在城市找不到适当的劳动岗位，得不到想要得到的劳动报酬而打道回府，农民工劳动力素质偏低制约着他们转为城镇人口和人口城市化的进程。
    三是影响着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口零增长的进程。人们的生育行为不仅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还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生育率同人口文化教育水平成反比是普遍的规律。作为农村育龄人群主体的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自然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和生育率的下降不利。我们估计，目前全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73、城镇为1.35、农村为2.06左右，农村比全国高0.33，比城镇高0.71，可见控制人口增长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关于人口发展战略，我们提出“三步走”目标：第一步，将原来较高的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这一步已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第二步，稳定低生育水平，直至实现人口的零增长；这一步已经走过10年的路程，预计可在本世纪30年代完成。第三步，实现人口零增长以后，由于惯性作用人口数量将呈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状况，做出理想适度人口的抉择，使人口数量、素质、结构都趋于合理。当前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应锁定在第二步，即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和促进人口问题的全面解决上。而这一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在颇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稳定低生育水平做得怎样，取决于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体的农村育龄人群素质的提高上。
    三、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治本的方略
    世界银行提供的经验数据表明，劳动者所受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可拉动GDP增长9%，显示出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巨大效应。那么怎样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并且发挥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巨大作优势呢？目前，学术界和其他各界都开出许多“药方”，其中有不少有真知卓见者；也有一些或立脚点不高，或离开实际较远而不能“对症下药”，不能抓住要害而难以奏效。我以为，当前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最重要的是三剂“药方”：
    一是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要适当向农村倾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1980~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3%的高水平，然而教育、卫生等公共投入却没有跟着“水涨船高”，有的年份甚至出现“水涨”反而“船落”的不和谐局面。就城乡而言，乡村公共投入之“船”落得更低，严重地制约着乡村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当前城乡差距扩大，不仅是收入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公共资源占有和分配上不公平的扩大。要想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身体和文化教育素质，就一定要打破这种资源占有和分配上的不公平状况，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即市场和行政两种手段，实现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适度向农村倾斜，让农民同城里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支配资源的权利，这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治本的方略。
    二是采取有效措施，对农民工进行二次培训。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的新技术革命兴起，大大提升了人力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含量，人口素质的提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各国无不重视人口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培训。目前，世界农业劳动力总体上达到或接近高中水平，发达国家大多达到大专水平，不少国家以立法形式强行推行义务教育，保证了包括农业劳动力在内的全社会劳动力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仅仅依靠正常的教育办法去解决难以奏效，难以使已经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必须对其进行分层次的、分门别类的培训。目前已有浙江、山东、河南、江苏、河北省等一些地方开展对农民工的二次培训教育，培训目标明确，受培训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选择学校和学习内容；实用性强，学以致用，注重实践性教学效果；教学培训同工厂、企业等用人单位挂勾，一些培训本身即为用人单位开办，确保了培训与就业相连接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要巩固农民工进城和转化为城镇人口，确保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大力开展对农民工的二次培训，是当前需要大力推广的一项重要举措。
    三是推广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适当加大奖扶力度。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同农村生育率较高有着直接的联系。按照人口经济学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完成由投入孩子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的转移，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前提。当前控制人口增长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农村育龄人群因而农村劳动力素质不够高又成为突出的矛盾。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倡导优生、优育、优教与少生相辅相成、一脉相承，育龄人口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就是生育率的降低。自从一些地方开展农村计划内生育子女父母老年退休奖励扶助政策以来，收到良好效果，减轻了子女负担，有利于素质的提高。现在的问题是，一要大力推广：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情，从根本上解除计划内生育子女父母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农村生育率的降低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二要适当提高奖扶的力度：一般独生子女和计划内生育子女父母到老年退休一年一人奖励600元，现在看来水平低了一些。我们建议，根据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可将奖励金额提升到1000元左右，具体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立法部门制定。而且，奖励额度既是相对稳定的，一定时期保持相对固定的金额；也是不断变化着的，随着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过若干年后可作出适当的调整。
    
    文章出处：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