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内容提要」1985年以后，特别是工业化速度加快以后，我国城乡差距呈现加速扩大趋势。种种迹象显示，我国城乡差距已经由量变转化为质变，城乡差距由最初的外在制度引起，逐渐发展为内在地自我强化，形成恶性循环。尽管2004年以来，中央加大了支农力度，但是与城乡差距迅速扩大的趋势相比，这些政策力度还远远不够。要想打破恶性循环，根本消除城乡矛盾，就要彻底扭转“城市为主、农村为辅”的投资主导思想，在一段时期内有计划、有目标地重点投资农村，在农村掀起一场农业革命。
「关键词」三农问题/城乡差距/农业革命
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劳动报酬率不断提高，引起了农民工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城市劳动力开始饱和，但并没有出现刘易斯等西方经济学家预言的工业化的基本完成和农村收入的补偿性上升，相反却出现了城乡差距的单边扩大趋势。城市、农村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1985年～2004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2004年底，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达到3.3∶1，据有关专家估计，考虑到城镇居民的隐性收入、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因素，我国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已经达到5∶1到6∶1的程度。而国外普遍接受的城乡收入差距应该在1.5∶1，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差距也不过为1.7∶1.直至2003年底，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仍然超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两倍（注：2003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为9.4%，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率仅为4.3%.）。综合多种因素分析，我国城乡差距在量变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质变，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行的城乡发展政策。
一、我国城乡差距循环累积发生质变，转化为城乡鸿沟
我国城乡差距的变动情况可以用缪尔达尔等人提出的循环累计因果理论来解释，即地区之间已有的差距不断成为新的、更大差距的原因（Gunnar Myrdal ，1968）。长期执行的城市偏向的政策结构，最终使得城乡差距由体制的外因促成转变为内生自我强化的城乡鸿沟。
（一）市场鸿沟：城乡之间市场的不等价交换导致城乡市场的不完全交换，农业、农村逐步被边缘化
建国初期，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农业承担起了为工业提供积累的重任，农村发展为城市发展让路，收入分配向城市居民倾斜，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延续了五十年之久，导致城乡市场联系日益薄弱，资金和资源的市场循环被阻断。
1.农民在销售环节所得低于所付。农村以规定的低价格向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工业原料和初级产品，城市得到廉价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农民通过交换得到的回报始终小于付出的价值，差额就是农村无偿为城市提供的积累。在长期的不等价交换中，农村和农民陷入贫困。
2.农民在购买环节不堪重负。城市利用廉价资源生产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以与城市市场统一的价格销往农村，农民在销售环节没有形成足够的收入，没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导致农民既不能及时改善生产条件，又难以提高生活水平，陷入生产能力低、文明程度低、社会地位低的窘境。
3.城市产品的市场实现不能全部完成。随着短缺经济向产品相对丰裕的历史阶段的转变，城市产品市场实现越来越受制于低下的农村购买力，内需不足现象从1997年开始显现，至今没有根本扭转。城乡市场的不等价交换与不完全交换最终导致农村产出减少，农产品品质不高，不能适应工业生产需要，城市不得不进口工业原料和食品；农村没有能力购买城市的工业品，城市产品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出口市场的支撑……城市加工业走上了一条原料靠进口（约三分之二），产品靠出口的高成本、高风险的发展路径，逐渐抛弃了农业和农村市场。不等价交换最终导致了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落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业城乡市场交易日渐萎缩，农业、农村、农民逐渐被现代经济边缘化的严重后果。
作为城乡不等价交换的结果，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日益被分割开来。城市市场上的家用电器、服装、日化产品等家庭消费品先后步入饱和期，城市零售市场此起彼伏的打折狂潮就是明证。农村市场则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农村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恐怕并不能仅仅用伪劣厂商的诚信不足来解释，正是因为这类产品价格低，正好适应了农民低收入下的超低购买力。
（二）投资鸿沟：公共投资缺位，导致社会资本进入的高成本，致使农业、农村长期失血
1.农业、农村成为公共投资的边缘地带。在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同时，公共投资也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支持了城市的超常规增长，以致于很多人已经开始勾画中国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美好前景，一时间忽视了广袤的农村疆域和广大的农村人口的存在，忽视了农民的贫困和深刻的结构矛盾。这种情结进一步推动了各级公共投资的非农倾向。
1992年～2001年，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中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在低位徘徊，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则少得可以忽略不计。造成的直接后果有：农村交通、通讯落后，信息闭塞；农林水利设施或没有，或年久失修，不能正常运转；农业生产工具停留在数百年前的原始状态，农业生产工艺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现代经济发展进程。农业与农村在向工业与城市提供积累的同时，得不到公共投资的眷顾，使得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农产品质次价（成本）高，失去了与国际农产品竞争的条件，不仅很难打入国际市场，就连国内市场也在日渐缩小。
除此之外，公共投资在农村教育、医疗等农村社会事业方面的资金也与投资于城市的同类投资资金存在很大悬殊。
2.逐利资本徘徊在农业和农村之外。按照资本流动规律，逐利资本会不断地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流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的区域，以寻求较低的配置成本，然而，受引致投资不足和制度因素的制约，我国农村的投资率长期在低位徘徊。1985年至今，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以农民个人投资占绝大比重，因为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过低，且多数农民收入是非农收入，近年来就连农民个人对农业的投资也呈逐年下降的态势，农村地区以外的投资更是凤毛麟角。首先，引致投资不足阻断了中国逐利资本向农村转移的步伐。私人资本进入某一区域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那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要完善，“公共投资搭台，私人投资唱戏”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果公共物品没得到有优先安排，则私人资本运营成本就会上升，当因为公共物品缺位对私人资本盈利带来的不便大于落后地区的低成本优势时，私人资本便不会进入落后地区。近年来，城市大量闲置资本没有产业出路，热衷于炒作金融资产，涌动于全国各地的“炒房团”资本便是典型的城市热钱，他们不断在房地产市场兴风作浪，加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究其原因，农业、农村的公共投资缺位是关键原因。其次，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动存在制度障碍，制约着逐利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脚步。因为资源分割，使得农业生产无法实现规模化，导致技术设备使用的不经济，遏制了技术设备投资；又因为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使得资源配置效率极低，增加了投资农业和农村的风险，从制度上阻碍了逐利资本的流入。
作为投资鸿沟的后果，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止步不前。有的学者认为，农村贫困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后导致的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所致，这种说法很牵强。纵观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并没有经历一个普遍使用农业技术设备的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20世纪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焕发出来的生产热情所致，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不仅没有改进，有些地区还出现了倒退（土地划小以后无法发挥规模效应）。侯建新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民的劳动工具从秦汉以来没有重大改进（侯建新，2002）。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我国广大农村还在用原始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产品质量自然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而生产成本却居高不下。正是农业生产技术停滞，农业产业没落导致了农村的贫困。投资不足与农民贫困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不断强化城乡鸿沟。
（三）教育、文化鸿沟：农民受教育少，认识水平低，连保护自己权益的能力都没有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教育投入体制，农村教育经费主要由县级财政支出，而县级财政则不堪重负。因为农民收入低，往往倾尽一年的家庭收入也不够支付一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就连中小学教育的费用也难以承受。
据中央党校一项专门针对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状况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还有15%的人口覆盖地区——主要在西部贫困地区——没有实现普九教育，即便在“普九”已经验收的地区，辍学率也出现了明显反弹。近年来，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辍学率上升，有的地方农村辍学率高达10%以上（注：引自《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4日。）。另据“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人口低学历比例远远高于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中高学历人口比例明显高于农村人口的比例。其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占农业人口比重与占非农业人口比重分别是：51.5%和16.3%；而本科文化程度人群在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0.02%和5.63%，差距达280多倍（注：引自《东方早报》2005年2月14日。）。该研究表明，大量的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集中在农村，而城市高学历（本科）人口比率高出农业人口几百倍。调查显示，这一差距还处在不断扩大的趋势之中。于是，教育文化鸿沟从一代人沿袭到下一代人。
作为教育文化鸿沟的后果，现代文明成就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出现了断层，种种现象表明，多数农村的文明程度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而城市文明已经开始与世界接轨。一方面，农民成为与现代经济格格不入的族群。他们对于新鲜事物不愿接受，对于现代文明成果也持排斥态度，社会上出现了“民工是城市的农民”的说法，就是说即使让农民生活在城市里，他们也依然保留着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另一方面，农民对自己应该得到什么，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什么损害等问题也往往并不清楚，甚至中央出台了相关保护农民权益的文件，他们也不是十分理解，要么蛮干，要么默默承受。在保障自身权益方面，我国农民长期没有“话语”。不是他们不想要自己的权益，而是不懂权益是什么，不懂如何去保障自己的权益。更谈不上让农民掌握先进技术、运用先进理念来创造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等这些高级问题了。
（四）城乡不平衡的政策、体制高筑城乡交流壁垒，加剧了城乡鸿沟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成文、不成文的对农村人口的就业歧视政策等等，都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筑起了难以逾越的壁垒，阻断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在资源、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人为地将优质资源挡在了农村之外，同时又将农村人口排斥在了现代文明的光环之外，即使生活在城市的包围之中，农民生活的地方也被称为“城中村”，而不是城市的一部分。城市居民的很多基本权利都不适用于农民，加之农民的贫穷和“愚昧”，他们从没有话语权转变为没有话语能力，横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那道鸿沟越发难以逾越。
综上所述，我国城乡差距的质变导致农村已无力参与市场竞争，失去了自我发展能力。在农村，一方面，自身产品价格低估，缺乏利润激励，农民的理性选择是放弃农业生产；另一方面，长期低收入，低投入，生产技术数百年不变革，农产品品质不高，不仅不能满足国内现代加工制造业对生产原料的要求，而且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产品质次价高，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的农产品势必被进口农产品所替代，如果听之任之，农业只有走向衰落。
二、城乡鸿沟的政策含义
（一）变以城市为中心的“前轮驱动”为一段时期内以发展农业、农村为重点的“后轮驱动”增长方式
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利普顿把政府对城市的过分保护政策引起的不公平的城乡关系称为“城市偏向”的城乡关系（lipton，1997）。他认为，这种城市偏向使穷人更穷。我国长期执行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城乡发展政策实际上就是利普顿所称的城市偏向政策，这一政策延续数十年，导致了城乡鸿沟，城乡鸿沟不同于地区梯度发展形成的合理差距，不能单靠市场的力量去解决，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倾斜来扶植农村地区的生存能力。同时，农村地区作为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有着可观的增长潜力。
1.受农村牵制，从上世纪末开始，城市的增长动力已显不足。表现为城市失业的增加、产品价格下降、城市资本饱和，投资泡沫重现……。近年来，城市失业成为困扰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尽管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失业率仍然在固执地上升；从1997年开始，城市日常用品零售价格一直低迷，在个别年份还出现小幅下降，多数零售商品处于市场饱和状态，尽管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在2004年初出现微弱上涨，但显然是上游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并非有效需求增加所致，因此城市生产加工工业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在城市游资的推动下，先后出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并在城市扩建领域出现较为严重的盲目投资与重复建设问题，突出了城市剩余资本出路难寻的深层矛盾。根据以上现象，可以得出如下基本判断：城市的边际报酬开始下降，经济中存在泡沫成分，运行风险不断提高。
2.农村潜在边际报酬很高，彰显增长潜力。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地区占全国版图80%，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61%，三农问题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最大瓶颈，牵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步伐，多年来实行的扩张城市政策已成强弩之末，而农村则堪称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仅农村的日常消费品及家用电器的边际消费倾向一项就大大高于城市。表1显示了农村家用电器的占有量与城市占有量的巨大悬殊，家用电器是我国迄今为止发展最为成熟的行业之一，也是市场饱和、价格大战硝烟最盛的领域，在21世纪的中国，家用电器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必需品。我们知道，生活必需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很大，广大农村家庭没有这些电器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而是因为他们收入太少，只要收入增加，他们就会优先满足这些产品的需求。如果同时能够解决制约农民需求的水、电、气等公共设施不足的问题，农民对以电器为代表的城市产品的需求必将是很旺盛的。
可见，我国长期实施的重点投资城市，由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过数十年的片面增长，城市这个“前轮”在带动先天不足的农村发展过程中已经力不从心。城市就像改革开放时期先迈出来的一条腿，这条腿迈出的步伐太大，而农村这条后腿至今尚未抬起，如果不赶快帮助抬起后腿，则整个经济这个身体就会摔跤。辩证地看待农村落后与农民贫困问题就会发现，三农问题既是宏观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宏观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契机，已经到了用农村经济这个“后轮”驱动整个国民经济继续增长的时候，农业的发达和农村的繁荣将带动国民经济步入新一轮和谐增长周期。
（二）有计划、分步骤地制定振兴农业、繁荣农村经济的发展战略，用5～8年时间消除农村积弊，之后实现“四轮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发展经济学家缨尔达尔认为，低梯度地区要想摆脱贫困，不能单靠自身力量，除自身的努力（自力更生）之外，还需要国家财政支持，需要由区外引进技术和资金，采取一系列政策并制定周密的扶植计划（Gunnar Myrdal ，1970）。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加大了支农力度，但与消除城乡鸿沟的迫切性相比，其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应该拿出和改革开放一样的魄力和勇气，组织社会各界力量，深入、全面分析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深刻矛盾，周密制定振兴农业、繁荣农村经济的短期、中期、长期发展规划。彻底改革城乡分制的制度结构，拨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同时还要运用税收杠杆、行政审批杠杆等政策手段，鼓励民营逐利资本更多、更快地注入农业生产和加工环节，注入农村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以更有效的政策与措施大力扶植农业、农村这块经济短板，打通结构瓶颈，从根本上缓解城乡矛盾，最终实现城市、乡村共同发展的“四轮驱动”经济增长方式。
在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中，值得重点强调的几个方面：1.坚决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掀起一场农业革命。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历史实践说明，农业革命为工业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农业的长足发展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侯建新，2002），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不是在农业处于原始状态的条件下实现的，企图将农业与农村边缘化而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超越农业革命的后果，是农业被边缘化和工业畸形发展的不可持续。我国城乡差距扩大为城乡鸿沟，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太慢，没有足够能力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是农业和农村没有经过长足发展，不仅没有为工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农业产业停滞导致过多农民放弃家园进城，形成比正常情况下更多的剩余劳动压力，加剧了农村贫困。因此，必须弥补农业革命欠账，坚定不移地加大农村技术改造投资，实现农业生产工具的现代化刻不容缓。要充分开发利用农村资源，繁荣农村经济，延长生产链条，扩大经济范围，农村地区巨大的发展潜力必然会创造出大量的就业空间。健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是农业、农村先升级后转化的过程，而不是将农业、农村边缘化、逐步将其消灭的过程。
2.启动农村经济需要一个显著的资本流入过程，而资本流入又必须遵照引致性公共投资先行，逐利性社会资本跟进的次序展开。资本是生产活动中最活跃的要素，中国农业衰落和农村贫困，固然受到诸如制度、社会、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然而，资本短缺却是农村贫困的主要矛盾，加大农业和农村投资，补充农村经济血液是当务之急。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投资的主体始终以农民个人为主，其次是基层政府，中央政府和省、区级政府的投资很少。农民个人资本不仅很少，而且也属于逐利资本，不会投向农田基本建设、科技开发等具有外部性的基础领域；绝大多数基层政府如果不向农民强行摊派和征收税费，便没有投资来源。因此，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剂，具有引致私人投资功能的公共投资只能由更高层次的政府来提供，在城乡经济结构矛盾深化的背景下，中央及地方财政对此责无旁贷。
3.要保证财政支农投资的有效性。第一，公共投资应尽可能避免投向私人领域与民争利，应集中有限资金向农业农村基本建设和科技、教育、培训领域倾斜；第二，要保证公共投资进入渠道的有效性，避免支农资金雁过拔毛，真正到达农村时已所剩无几的尴尬。为此，可以考虑更多地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发放专项农业低息或无息贷款的渠道发放支农资金，减少通过行政渠道在各级政府之间层层下拨的做法。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行政渠道下拨资金的效率很低，况且行政部门对项目的评估、审批、跟踪等能力都远远不及银行来得专业和可监督；第三，要区分公共投资与农业补贴的不同功能，在农业处于严重弱势产业，农民成为严重弱势群体的条件下，给与农业和农民补贴是必要的，但是，应该避免象欧洲与日本农业那样陷入高补贴与高价格并存的保护落后的泥沼，应该充分发挥农业投资的作用，致力于革新农业生产工具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得农业倾斜政策真正能达到提高农业和农产品竞争力的目的，使农业和农村重新获取自我生存能力而不是越发离不开政府的保护与补贴，成为养不大的婴儿。
4.繁荣农村经济，消除城乡矛盾，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缺一不可。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城乡统一大市场，鼓励土地等农业资源有偿集中等制度创新措施必不可少，好在这些制度改革措施已在各地农村逐步展开。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
[2]迈克尔·托达罗：《发展经济学》（第六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3]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4]Gunnar Myrdal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NewYork，Pantheon Books，1968
[5]Gunnar Myrdal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A World Anti-Poverty Programin Outlin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0
[6]Lipton M.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a study of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Cambridge，Mass，USA ：Temple Smi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7]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农民收入与劳动力转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
[8]农业部课题组：《21世纪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2期
文章出处：《改革》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