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光：建立环境农业发展模式,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兼论”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取向

    ---兼论”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取向
    神州五号载人飞船将扬利伟送入太空,标致着中国人从太空观察地球时代的到来,预示着我们要学会从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视点考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问题。就目前全国展开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来看,着眼点不应仅仅局限在如何解决当前某一具体问题,而是着眼于理顺思路,形成共识,集中全国的力量,以整体协调推进的方式,有步骤的解决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这里有几个思考希望与大家共同探讨。
    ●中国农业的战略定位―――有竞争力的世界农业大国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它还不能是今天我们提出大力发展农业的唯一理由。发展农业的首要任务是维持13亿人口的健康的体魄以及扩展他们赖以生存的优美的空间。民众的人身健康,终极的理由就是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的肌体乃至基因的安全。
    透过贫穷的农村的表面现象看世界农业的现状,依赖化学合成物质的投入,以达到增加粮食产量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大陆也不例外,20世纪60年代以后,源于石油的合成农药以及合成肥料成为支撑亚洲粮食增产的重要手段。然而土地对化学合成物的承受能力不是没有限度的。事实可以证明,过于依赖化学合成物的投入将导致土壤微生物的大量减少和变异,它必将影响到源于土壤的动植物的繁殖, 其负面影响最终将波及人类自身。因此说,要保护在中国这快土地上居住的人的健康和高质量的生活,就必须要从保护这个地区的农业不受化学物质污染开始。这就是自然环境与农业的一致性问题。
    当我们反思对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时,是否还要同时反思由于我们无视对农业生产环境的保护,使得化学合成污染物通过食物链已经进入我们的肌体这一严峻的现实呢?中国的现状是:80%的流域受到工业废弃物的污染,而这正是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问题还不是到此为止,在我们的日常食物中必不可少的工业加工食品中的诸如抗生素、防腐剂等化学添加剂的大量使用以及转基因产品的出现，使人们开始担心每天自己吃掉的食物是否安全,这样的现代化不是人类追求的目标。
    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即农业的本质是什么?是维持人类社会健康延续(而不是退化)的基本生活方式。人类只有在自身的身体健康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探讨寻求精神健康的的途径。人类的遗传基因不会因社会的伦理观发生变化而变化,因此任何社会形态下的人都需要用从自然界获取食物来维持生命的延续,这个规律永远也不应改变。
    将认识降低一个层次看,当今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中国周边地域间关于FTA谈判进展加快。尽管WTO农业谈判的进程阻力重重, 05年末在香港举行的降低农产品关税的谈判依然取得重要进展,有关农产品关税的争执最终将会得到解决,农业领域的市场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所有国家都明白,农产品市场的最终竞争不是价格要素,而是品质即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对进口农产品的残留农药检验设定更加苛刻的基准,比如日本计划打算对进口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检查数量从目前的数十种扩大到所有农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具有千年产茶历史的中国对日茶叶出口数量低于泰国甚至越南。农产品以及畜产品的对欧美出口也面临同样压力。技术壁垒不能突破,中国的农业产品就不能算安全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也不会有光明的未来，因此这样的农业就不会发展,也不会有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的进步。
    当然对于中国农业的过分悲观也是错误的, 虽然中国农产品在市场准入方面遭遇重大挑战,但如果目标正确,措施得当,又会有很多机会。从中国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以及物种多样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农业具有世界规模的物种优势。再加上劳动力成本低的社会因素,中国的农产品(在某些领域内)应该象纺织品一样,以优质和低成本在世界市场站稳脚跟。当然中国还有13亿人口这个巨大消费市场,即便不以农产品输出最为主要目标,这个竞争优势也可以长期保持下去。这样农业就赢得了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上的主动权,中国农业就有发展的希望和空间。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百年大计,是农业发展的最高目标。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以及辅助政策取向―――构筑环境农业的基本框架
    以脱离贫困和提高收入为主旨的经济政策不足以应对今日”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计划。农民和农村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农业这一主体的自立的基础上,而主体的自立又是建立在农业基本要素的完善这个必要条件上的。这个必要条件就是充足且干净的水和适宜农业耕种的土地。不能小看这个前提,因为农村一旦失去这个条件,农村发展的基础就丧失掉了,与城市的差别不仅进一步加大,而且不可逆转。
    中国农业以及乡村的发展速度落后于城市的原因,不是工业化发展速度太快造成的,而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对农业以及农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使得农业存续的基本要素－－水、土地、人才――的供给量受到破坏和制约所至。中国近30年来城乡差别加大是世界规模技术进步造成南北半球国家差距加大的缩影。作物的种子通过光合作用到结出果实所需要的时间是和地球转动次数密切相关的自然周期,这是农产品取得附加价值的科学根据。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用10年的时间使谷物增产了1760万吨,虽然它的市场价值仅增加466亿元,这已经是了不起的贡献了。而2003年国内计算机和通讯行业的附加值为3400亿元。
    相对于农产品,工业产品的附加价值的增殖速度是以秒为单位计算的。因为在农业以外,一个新概念、一个灵感都可以与附加价值的增加结合起来,所以这个差距的存在是必然的。农业无论怎样加快产业化速度,也无法缩小同以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城市间距离。假如农业产业化理论目前还是人们的一般认识的话,单靠用工业创造的剩余价值贴补农业以缩小差距的做法,理论上是在构筑一个无法持续提高效率的补贴型农业产业结构。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经济发达的欧·美·日等国走不通,人多地少、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如果走同样的道路,结果也不会令人意外。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农业政策取向呢? 伴随着交通网、物流网、信息网的发展,人才的聚集(或新知识的共有),使人们面临更多的工作选择机会，满足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也更加容易,以自由支配时间为象征的多样化的城市价值观的追求,是这些人的下一个目标。获得经济自立以及精神解放的人们,必将开始重新反思自身追求的合理性, 结论是健康应该放在人生首位。而健康和环境是不可分割的。从重视自身的健康到试图改善自然环境以使自己的健康更有保证的阶层今后会不断增加,实际上它已经形成了超越国界的新的价值取向。如果农业对此有所认识并有所准备的话，农业(或农民、农村)是有能力满足上述”物质”以及”精神”上的需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城市对农村的”关心”不仅仅是对食物的量的需求,而是对食物的质和量相统一的需求。是要求农业具备在安全·卫生的环境中,生产出安全卫生的产品的条件。
    因此农业必须要准确无误的回答这一要求。农业将如可应对?答案就是走环境农业的发展道路。即来自农业的产品是不含(或仅含必要最低量的)化学合成物成分,不含转基因的安全产(食)品，是在安全的自然环境中生长的物质。光有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做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可以作为资源实现完全的再利用,对来自农村的生活 (固体和液体) 废弃物实施无害化处理或实现循环利用。建立在农村的工业也必须实施与城市同等严格(在认定的重要水源和资源保护地区)甚至更加严格环保措施。也就是说农产品生产者(原理上与药物生产者一样)须具备令人放心的健康安全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和特有的保护环境的生产技术与技能。
    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将创造新的农业文明,如果是从环境恢复开始的话,农村的持续性的发展就有保障,农民的收入的提高以及农村特有的, 以接近自然的魅力为代表的精神文明建设就会得到认同。来自农业的新价值观,在精神世界这个层次上,使城市和农村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它不仅是农村的机会,认同它的存在的城市也会将其视为机会,难道它还不能成为农业发展的动力吗?
    实施环境农业的前提是农民的自主性努力。作为农业主体的农民应该认识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就是农村的” 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素的健全”,农村的优势就是优美的自然环境,农民自己首先要珍惜它。在这个理念下,国家及各级政府可以针对农村目前的实际困难,采取渐进式的解决方案。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待今后由农民自己去创造的,但是政策环境的治理是应该具有前瞻性的。比如,以保存农业生态为前提,结合地方特点,必要时国家以强制手段,确保农业用水的数量和品质;加大改良土壤,建设农产品物流网的投资,强化农产品安全认证,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医疗与卫生条件,增加农村教育与农业科技开发投资,实施养老金制度等等。当然也包括教育城市人群努力提高自身的环境意识和科学素仰,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提高饮食消费水平等。
    从宏观角度看,农业以外人口对农产品消费量随着收入的提高会不断加大。导入现代农业科技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目前5亿农业人口中的1亿人就能够凭借现在的约16亿亩土地养活现在的中国人。这个效率正是日本农业的追求的规模效率。通过政策调整,让土地相对地集中到种田能手那里,不仅可以提高土地产出率,还能够将优秀的农民留在农村,用现代科技知识武装他们,有他们在,农村的希望就不会破灭。同样环境农业的发展需要相对较多的劳动投入,对于不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剩余人群来说,他们中的相当多数将长期工作在农与工的劳动领域,这是需要一定技能和知识的工作,是连接农业与制造业、流通业的新职业,他们将是既有一定技术的生产者又是一定经济能力的消费者。
    另一作为辅助性的长期政策的取向就是根据我国经济的特点,应该逐步提高相对稀缺的源于土地的农产品价格。为保证对高质量农业产品的需求，在居民日常消费支出中,要相对降低或控制相对充裕的源于人的服务价格,如教育、医疗、交通与通信的价格等。这样有利于降低家庭日常开销而增加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
    农业发展的原动力只能来自农业内部,发展条件的确立是政府的主要工作,对于工业的”反哺”,也必须是在确立上述前提之下的行为。可以说,中央提出的关于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余、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是一个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目标,更不能刻意定完成指标。
    ●在法制的框架下推进”新农村建设”―――参考日本的经验
    中国农业面临的问题与日本不同,因此解决农业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两国的农业政策的着眼点虽然不同,但强化和改进自己的农业的初衷是一样的。日本总结过去40年间农业发展中遗留的问题,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新的农业发展计划。日本对于农业问题解决方法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之处,这就是2003年6月国会通过的”新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
    “新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的三个支柱:第一,确保粮食生产最低安全供给量。经过战后60年的发展,日本农业人口已经降至总人口的7%以下,主要粮食大米的产量与上世纪60年代相比下降50%,并且面临进一步开放本国农产品市场的压力。政府从维持国内政治安定和食品供给安全的角度,要求立法以确保国内的粮食生产量。第二,维持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近年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冲击了国内的农业,使得国内农用地闲置,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现象加剧。作为农业起源的国家,政府担心其原有的自然条件将因此发生改变。同时务农的后续力量不足将导致农产品进口量进一步加大,长期下去日本的农业将彻底萎缩。因此政府要求调整农业结构,在大力培育农业骨干户的同时,鼓励非农业部门的法人或个人从事农业活动。法律要求增加政府对农业科技开发的投入，在改善流通体制,强化食品安全准入标准方面制定有关政策和法规。第三,农村振兴。农业的衰落导致农村人口的进一步减少,农村只剩下高龄的务农者,而这样的局面维持不了10年,农村特别是山区的小规模村落就将消失。因此政府在国内强化农业对于保全环境方面的作用这一理念的同时,大力强调维持食品的安全的重要性,提出农业要走资源利用的循环发展道路。还要加强城市和农村的交流。包括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农村养老设施,完善农业人才培养等具体措施。”新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中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农村的存续与能否建设有魅力的农村密切相关。
    “新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的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为了实施该法律,特别规定了所有相关者的责任。比如,国家的责任是根据该法律规定的原则,制定基本实施计划,并且要向国民广泛宣传基本法和各项新政策。地方政府和公共团体的责任是为国家分担责任,根据地方的特点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并且实施。农民的责任是积极参与发挥主导作用。消费者的责任是理解农业,积极改善和提高食品消费水平。该法还规定了有关实施的法制措施。如在支援农业方面的立法有:要求政府制定相应的财政与金融措施;每个年度要求检察计划推进情况并向国会报告;为了能及时了解最新动向, 政府还必须成立专门的审议会等。
    日本的农林水产省是基本计划的制定者,在粮食基本政策、农业生产、经营、消费、研究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消费、国际动态分析等方面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并且每年的国内农业统计的最新数据等都在官方网站上公布。
    农业发展问题对任何国家都是长期性的大事,特别是伴随大量投资且多部门协调动作的事业,单纯依靠政策是不够的,要长期稳定地推进这项事业,必须得到全民的理解和支持,参与和监督,立法是最为有效的途径。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按市场机制运行多年,具备了通过立法确保今后”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的条件,建议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建立有中国特色”新农村建设基本法”。
    ●新农村建设推进过程中的几点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 新农村建设不仅是农村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农业政策部门的事情,它是全社会必须共同关注的大问题,它最终关系到每一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该计划的推进要取得全社会的共识,需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都关心农业的每一个发展,因此需要研究有效的宣传方法,避免目前通行的政策上传下达的僵硬机械的做法。
    二 环境农业是新农村运动的方向性设想,中国的多样性决定地方必须建立适合地方特点的计划推进体系以及相应的立法措施。计划的推进也必须是渐进的,取得地方的经验后再逐渐普及。对于新的设想应该积极支持大胆试验,只有建立多种模式让大家共同比较和研究，才能走出自己的模式。
    三 大量精通农业政策和农业行政的人才是必不可少的,而在中国的基层,从事农业领域政策研究的力量十分薄弱,不能满足今后大规模农业开发对人才的需要。因此中国的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都应该根据农业的长远需要开设以农业经济政策研究调查统计为重点的专业,大量培养从事农业经济调研,农村经营方面的专业人才。同时各级政府都要在现有的培训制度基础上,加大对从事基层农业行政的官员政策能力培训,多开发相应的短期培训课程,积极培养和储备这方面的业务骨干。
                               2006年1月25日(于日本/东京)
    关键词:环境农业  食物安全  新农村建设基本法
    作者简历: 岳光
    1989年赴日留学
    1990-1992年  筑波大学 经营与政策科学硕士毕业
    1992-1994 年 在筑波大学研究日本产业政策
    1994-1999 在 日本VACEL株式会社任(中国经济分析)月刊「FORECAST」 主编
    1999-2001 年 任日本能率协会综合研究所研究员  
    1996-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中国地区综合开发等调查项目协调员
    2001-        独立。从事项目咨询以及环境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的调查研究
    文章出处：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