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贵：新农村建设：灵魂与路径

    自从三农问题热起来之后，各类三农问题专家就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自新农村建设展开以来，就像汉武帝时期“用事者争言水利”一样，各方面人士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锦囊妙计或偏执之词也是纷然杂陈、几乎无限地多。拨开迷乱的文献，我想籍此强调一点：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主，其灵魂是要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基本路径是“工业下乡”和“农民进城”的双轨运行。
    根据我的观察，农民是不大关心街上是否有垃圾的，他们更关心兜里有没有钱。这是许多地方农民屋里干净漂亮而街上脏乱不堪的重要原因。所以，“村容整洁”理应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但从总体上讲，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之首，因为只有不断强化农村的产业支撑，加强农业和农村的实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才能为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尤其是目前尚有近3000万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对他们而言，首先是要发展生产，脱贫致富，而不是盖新房，建新村。我们的善政之光要少照绮罗筵，多照茅草屋。
    经济建设的核心是要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不久前，我去看望杜润生先生，汇报了我在美国所做的一项研究，临别时杜老说“再找个时间，谈谈农民问题。减少农民，富裕农民，这个是灵魂。”杜老高屋建瓴地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安排下，我国实行了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这套被称为“三驾马车”的制度安排构筑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广大农民为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广大农民却没有平等地分享工业化带来的成果，没有实现就业的转移，人口大量积淀在农村，以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国际比较发现，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的城市化率只相当于国际上人均300美元的水平。这指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艰难的任务就是要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建设新农村不是要“令民归心于农”而专事那微薄的地利，不是要把农民留在农村过美好的田园生活，而是要让更多的农民转移到城镇就业和定居。
    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其基本途径就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工业下乡，农民进城”双轨运行的路径。工业下乡，就是要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城市资源进入农村，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大力发展农村中小企业。农民进城，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多渠道结合起来，但最主要的是进入大城市。
    在促进农民进城的问题上，目前不少人存在一种担心，即担心出现贫民窟。为防止出现拉美式的贫民窟，而限制农民进城有一叶障目之嫌。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大中小城市数量可观，农民进城有多种输入地城市选择，不会拥挤在几个特大城市。第二，即使农民集中进入大城市也不会发生类似里约或孟买那样的贫民窟。不久前，我作为惟一的中国代表在里约参加了“跨文化对话与全球治理研讨会”，会后到巴西有名的贫民窟“上帝之城”调研，并进入了其中最脏乱差且多数家庭与毒品有涉的一个区。由于我们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受到当地居民信任的贫民窟协会主席，又通过该主席找到了毒品犯头子（正在服刑）的母亲，所以得以与贫民窟居民深入交谈（还在贫民窟里吃了午饭）。调研后我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不可能出现里约式的贫民窟。一则是巴西政府显然缺乏对贫民窟必要和有效的管理，而社会控制和管理恰是我国政府的强项。二则是里约贫民窟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决非单纯的农民失地的缘故。著名的巴西社会经济研究所(Ibase)专门研究贫民窟的研究人员告诉我，“他们的爷爷的爷爷可能有过土地，他们的爷爷就开始住在这里做小生意了。”说明贫民窟并非最近几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被动结果。我国也不会因农民失地而形成贫民窟。2000多年前，晁错在《论贵粟疏》说“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晁先生的观点反映的是产业结构高度单一的传统农业社会的思维。现在有的学者一味鼓吹类似的观点，对政府决策，特别是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形成了严重的误导，贻害无穷。第三，即使形成了贫民窟，解决贫民窟供水、供电、教育、卫生、就业培训等问题也比同量的分散农村人口成本低得多，效果好得多；而且，担心贫民窟是站在市民角度的考虑，出于经济收入以及享受公共资源的考虑，农民自己倾向于居住在贫民窟，而不是自己的村庄。前些时候，我坐火车从沈阳回北京，正是早晨，却不见农村中诗情画意的袅袅炊烟，因为农民都改用了煤气，我不免有些伤感，但这伤感是很虚无的，因为农民喜欢用煤气，而不是烧柴。这也说明，城里人喜欢的未必是农民喜欢的，城里人不喜欢的也许正是农民所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