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凌云：农民工问题的“独立性”

    目前，我国有１亿多农民在城镇就业，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那么，应当怎样认识农民工？如何更好地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在身份上和心理上是农民，即便是在现代化水平颇高的工厂里、在高楼林立的都市中，他们也是以外来者的身份来谋生和旁观，社会和他们自己都还没有真正把他们当作城市的主人。他们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熏陶和工业纪律的约束，但内心深处仍然留存着农民的思维和习惯。他们舍不得将自己微薄的工资用在城里消费，而是攒存起来寄回乡下。他们在农忙季节会想办法回到家乡，帮助年迈的父母和孱弱的妻儿劳作。他们在劳动的间歇会为责任田里的虫灾旱情揪心，或者为作物丰收喜悦。
    农民工实际上是工人、是职员，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工人和职员的工作，具备了工人和职员的功能与作用。在这些方面，他们与城里人并无太大差别，只是他们来自农村，所从事的工作不像城市工人和职员那样固定而已。如果联系到大多数城里工人和职员即便本人不是出身于农民，他们的父辈或祖辈也是出身于农民，而且城里人的职业流动性也越来越大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和职员的界限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分明。这样来看，农民工问题就具有了“独立性”，不是“三农”问题所能涵盖的，也不是解决了“三农”问题就能解决的。
    农民工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问题。把农民工问题简单地理解为“三农”问题，实际上是沿用传统户籍制度框架下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产物。农民工在城里务工和创造财富，农民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城市问题。试想，农民工的就业、培训、维权、医疗、工伤、文化娱乐、政治权利等问题，哪一个不是城市问题呢？因此，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城市应当而且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农民工问题已经超越了“三农”问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既然农民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问题，那么，它就超越了“三农”问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农民工问题超越“三农”问题的空间范围，是指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心越来越转向城市，农民工问题中越来越多的方面需要城市解决。农民工问题超越“三农”问题的时间范围，是指“三农”问题的解决并不必然带来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将持续不断地向城镇转移，即便“三农”问题解决了，这一过程依然存在。
    农民工问题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从经济角度看，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伴随工业化、信息化而出现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一个现象和过程。从政治角度看，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是工人、农民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关系重构的过程。从社会角度看，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是农村和整个国家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和社会整合的过程。可见，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得如何，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解决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农民工问题的时代性、宏大性，决定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需要进行深入思考和整体设计。首先，有必要将农民工问题从“三农”问题中独立出来，确立农民工问题研究的独立地位，并建立相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由于农民工问题的综合性，对它应进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和分析。第三，应在公共政策设计中纳入农民工因素，或者说应以农民工问题为重要基点之一，调整和完善公共政策体系。(赵凌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文章出处：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