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剑：新农村建设凸显热点：农村金融、基层民主建设和土地流转

    转变增长方式，必须促进城乡均衡发展。这是在第八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增进农民福祉的新农村建设”专题讨论中专家们的共识。与会代表对新农村建设中一些问题表现了强烈兴趣，特别是农村金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和土地流转问题。
    就农村金融来说，有代表问，农村金融方面面临一些什么挑战，有一些什么措施来进一步帮助中国的农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回答说，这几年金融支持不足，成为整个农村经济发展一个非常大的制约因素。去年农业增加值占中国GDP的比重是11.8%，但是去年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给农业，尤其是提供给农户的信贷资金，在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不到6%。所以农业是一个严重缺乏金融支持的产业，农民是在想尽一切办法苦斗。今年年初国务院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加强农业的金融服务，作为下一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来考虑，中国有关部门也在研究这个方案。 　
    陈锡文说，从正规金融机构来看，确实存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都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革，而且他们都在向单一化银行方向推进。对于农业这样一个利润不高的部门，靠什么办法吸引他们的资金，让他们贷款到农村去，这确实不仅是这些企业，也包括政府需要认真研究的。在非正规金融机构方面，确实应该说国际上有很多好经验可以供中国来学习，包括像渣打银行小额贷款模式在很多地方都在进行试验，人民银行直接在五个省进行试验。在正规金融机构提供支持不够的情况下，民间拆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打压它，而应该给它一定的规范，来弥补正规金融不够的问题。
    从农村自身的情况来看，也使金融机构面临着一些现实困难。比如说，从前不久刚通过的《物权法》中就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银行抵押贷款，土地是农村集体的，不能够向金融机构抵押，房产没有房产证，也是不能向金融机构抵押，在全世界来讲，没有摆脱传统农业的农民，离开土地，离开房子就没有其他的财产，因此很难取得银行所需要的信誉，而农户经营非常之小，所以每一笔贷款数也是很小，这样银行评估成本就很高，甚至入不敷出。这就是政府怎么统筹各种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的问题。当然，这不需要政府直接去干预，而需要政府有适当的政策加以引导。这个问题会逐步解决，但是难度又确实很大，不会说几天之内或者是一两年内一蹴而就得到解决，也需要长时间的解决。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李景台博士在介绍韩国经验时说，韩国对农民金融方面的支持，早期的时候非常匮乏，后来韩国政府建立了农业合作组织。农业合作组织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它能够发展农业方面的一些项目，另一方面也进行农业生产。这些合作组织在全国都有很多分支机构，有很多办公室，也就是他们和农民有直接的联系人，这些联系人能够直接了解农民需要什么样的钱，需要什么样的财政支持。这样，他们在给农民钱的时候就可以做出很好的决定。但在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农民在借了钱之后没钱还，这就不断地导致农民的负债问题。所以在某一个阶段，韩国政府面临非常大的政治压力，要求他们减免农民的债务。这个问题到现在在韩国还没有完全解决。
    关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问题，陈锡文指出，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制度，得到了多数农民的欢迎。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两种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通过选举确实检查出了一些过去少数或者是个别干部的腐败问题，比如说贪污、多吃多占等等，这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教训，也就是说农民可以把他不喜欢的、或者是多吃多占的干部选下去。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农村和韩国农村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乡村里面存在血缘、地缘关系，存在着氏族的结构，所以也可能出现个别地方操纵选举，选举没有真正公平展开。但是要想让文化程度不是太高的农民真正学会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没有一个直接选举的过程这一点他永远学不到。所以虽然目前农村选举还表现出它的幼稚性，但是它一定会慢慢长大，一定会长得比较规范。
    对于乡镇基层政府的改革，陈锡文说道，一方面要精减机构，精减人员，精减不应该发生的一些开支，另外一方面也必须要做到加强管理和加强服务，不是说把人减掉就不干事了，而很重要就是这个背景下要给农民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中国也好，韩国也好，日本也好，村庄自然形成的组织长期会存在，但是农民又会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发育这种经营性组织，这个方面农民长期在探索。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去年10月31日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今年7月1日将在全国正式实施。我想，这对于促进农民发展合作经济，提高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李景台博士介绍说，韩国主要是在村一级建立乡村发展委员会。把社区村民集中在一起，表达他们的想法和需要。这些想法和需要可以直接地反映到具体的项目当中。乡村发展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他们的居民讨论好的项目，制定出好的项目规划。同时，他们还建立一些乡村组织、乡村单元来实施这些项目。
    至于土地流转问题，陈锡文指出，应该说自从中国政府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同时就鼓励农民在自愿依法有偿的情况下土地可以集中。也就是法律和政策一方面要稳定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这个制度，另外一方面又把流不流转土地，是自己种还是给别人这个土地的权利赋予了农民，而不是赋予任何一级政府和它的组织。从这个角度来讲，如何促进农民的土地适当流转和集中，全部问题就在于我们工业化和城镇化，给农民和农村人口的转移创造了多少机会。人流动走了，土地就会水到渠成的集中起来。人不走就想把土地集中起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土地兼并，农民和政府都不会答应。因此，只要创造了农民可以向城镇转移就业的机会，实际上也就创造了土地流转的机会，当然政府在这中间要帮助做好土地流转信息等服务工作。
    陈锡文认为，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不会太乐观。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对中国的借鉴可能很有限。因为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出9倍，比韩国大约多出30倍。所以在韩国解决一个首尔的问题，问题差不多就解决了，但是北京现在1500多万人，在全国比重中仅仅占1%，“中国的城镇化过程我觉得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每年进城务工的农民虽然年年都在增长，但是每年城镇化仅仅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所以中国城镇化可能要持续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即使到那个时候，还会有数以亿计农民留在农村。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特别关注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和中国城镇化的发展。 　
    文章出处：中国发展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