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研究三农首在认识三农

      当下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与传统的三农相比，当今的三农可以说本质未变，而面目全非。只有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当下的三农状况，才可能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科学的对策。
    要准确认识三农，则需要下大力气深入实际进行田野调查。早在十多年前，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的学者就提出了“实际、实证、实验”的“三实”学术风格。这一风格不仅得以延续，而且为年轻学者所发扬。本丛书就是中心几位年轻学者追寻农村研究先辈―――吴文澡、李景汉、费孝通、张厚安等走过的路，走向田间地头，与农户进行深度访谈，并运用现代研究工具进行分析而写成的。此套丛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个案的选择方面，具有较强的地域代表性。 “三农”问题最突出的在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以粮食主产区为甚，丛书选择三个村庄：河南省黄河岸边的一个村庄、湖北省大别山区的一个村庄，湖南省洞庭湖区的一个村庄，同时选择武汉市都市经济圈――武汉市城乡经济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三个村庄反映了中部地区的农户的经济生活，都市经济区域反映了城乡一体化的情况。“三个村庄，一个区域”可以反映或者代表中部地区农民、农村、城乡一体化的基本情况，发现当今农村、农民的行为与选择。
    研究领域的方面，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农村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任何单一的学科都无法对农村、农户做出较为全面的实事描述，也难以给出较满意、接近实事的解释。经济学对农民“经济人”的假定会受到社会学“社会人”、“小共同体”假定的否定，“小共同体”假定又会受政治学“政治人” 假定的置疑。因此，要将农村、农户、农业实事较为完整的展示出来，必须打破学科界限，用跨学科的方法描述真实的农村，用跨学科的理论工具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并对发现的悖论建构新的解释体系。丛书不画地为牢，根据需要选择学科、工具和方法。
    研究对象选择方面，以农户为主。经济学注重宏观数据的描述和计量、注重农民个体行为和动机的分析，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注重个案村庄的研究，还有一批学者以制度为工具分析基层政府，特别是农村研究的“村庄化”，至施坚雅以来是一统天下。村庄研究是否适合中国值得商榷。俄罗斯的村社制以村庄为研究对象名符其实，印度的种姓制是否也能够用村庄予以概括呢？中国的家户制度更无法用村庄以一概全。其实，中国农村的决策单位、行为单位既不是个人，也不是村庄，而是家户、家庭。但是中国农村研究领域单单缺少以农户、家户、家庭为单位的研究。丛书的三个村庄研究均以农户为研究对象，研究农户在社会化、社会化过程中的行为与选择。
    研究方法的方面，计量实证和个案实证结合。农村研究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大量的学者，特别是以非主流自居的学者缺少方法论意识，缺少工具训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也不例外。但是方法论意识和工具训练的缺乏将导致有思想，没有检验；有个体，没有整体；有地方性知识，没有普遍性的概念。丛书的作者们也是刚刚接受方法论和工具的训练，虽然比较稚嫩、不熟练，但是他们想通过实践方法论和工具来体会方法论和工具。丛书以农户为单位，以村庄为观察范围，使用人类学的叙事方法和经济学的计量方法进行描述、解释、预测。
    经过实证分析，丛书得出几个有趣的结论：一是现在的小农既不是追求生存的传统小农，也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农户，更不是农业＋家庭手工业的商品小农，而是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以化解家庭支出压力的社会化小农，他们面临的不是生存问题、也不是利润问题，而是社会化、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支出问题。二是农村无法解决农民的就业和增收问题，现有的资源条件下，农业只能够解决“吃饭问题”，难以解决“增收问题”，要解决增收和就业问题必须借助非农化、社会化途径，现阶段强化农业，只会加剧农业与农民的对立。三是“打工＋农业”模型已经较为普遍，不管是黄河岸边的村庄，还是大别山区的村庄，抑或是洞庭湖区的村庄，“外部打工＋农业”已经成了普遍的经营模式，打工成了农户家庭重要的拐杖，这一拐杖与黄宗智的“家庭手工业＋农业”的经营模式相差较大。四是城市经济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还是通过农民主动进城而求解，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现象并没随着农民大量进城而有所缓解，非常有意思的是地处武汉市周围的农村其就业和增收却以纯农业为主，而远离城镇的“三村”却要两条腿走路。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检验。
    《湖村经济：洞庭湖畔农民的经济生活》以社会化为核心，描叙了湖南省洞庭湖平原一个以粮食为主业的村庄农民的经济生活。湖村毗邻洞庭湖，是洞庭湖平原的一个典型的湖区村庄，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江南村庄。农业生产禀赋比较好，是传统的粮食主产区。《湖村经济》主要是用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用实证的手段描叙、解剖、分析湖村农民的收入、就业、支出与社会化（案例实证法），每一个部分都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进行追溯，最后落脚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湖村农民生产、生活。全书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与收入；农民外出打工、劳动力的社会化配置与收入；农民生活支出及货币支出压力。三个部分主要思考和回答四个问题：一是农业能不能增收，能不能致富？二是农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三是农民行为目标与偏好是什么？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追求收入最大化，追求生存最大化，还是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四是高社会化程度背景下农民如何选择劳动、资本的替代关系？贯穿其中的核心观点是：农民的行为以货币收入最大化为取向，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打工，其选择与劳动力的投入都以此为目的。
    《山村经济：大别山区农民就业与增收》的研究对象是湖北省红安县、大别山边缘的一个村庄，它属于典型的山村经济，主要生产水稻、花生和油菜等山区的产品。《山村经济》采用经济人类学和SPSS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实证研究描述山区村庄农民就业、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全书分成六个部分：农业就业的情况及生产、投入与收入；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在前两个部分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就业与收益的一般模型；农民消费；农村家庭的经济平衡，以期获得家庭经济平衡的一般模型；本文的结论部分：山村农业生产仍然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农村可能存在的收益及机会已经趋于饱和并已被分配完毕；农村社会发展的关键点不在农村内部，而在农村外部，农民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在于农民的非农化。《山村经济》主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山区的农业生产究竟处于什么阶段？还有没有从农村内部增加农民收入的可能？二是农民的非农就业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它对乡村社会特别是家庭的影响如何？三是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的着力点究竟在哪里？
    《平原经济：黄河边农民的经济生活》的研究对象是河南省开封县、黄河岸边的一个村庄，它属于典型的平原经济，主要生产小麦、玉米和花生等中原地区的产品。《平原经济》采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用实证的手段反映平原村庄农民的收入、就业、支出与社会化过程。全书分成三个部分：农业生产、分工与收入；非农产业、非农行为及其收入；农民生活需求及其支出。著作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反映了平原村庄农民的生产、生活，农民的行为动机及其偏好。著作严守实证研究的要求，重点是描叙平原村庄“是怎么样”，同时也进行适度的“为什么”分析。
    《城乡经济：武汉市城乡居民就业与增收》以武汉市的城乡居民为研究对象，同样是用计量实证的方法描叙分析武汉市城乡居民的收入与就业，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与就业的影响因素。《城乡经济》采用历史比较法与横向比较法，历史比较法主要是寻找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城乡居民就业和收入的变动规律；横向对比法主要是探讨武汉市城乡居民就业收入与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进行对比，以描叙武汉市、中部城市的居民就业收入与东、西部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差别。著作主要是回答如下几个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变化规律是怎样的，城市与农村之间是否有差别？中部都市――武汉与东部都市、西部都市是否有差别，差别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武汉市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著作用详实的数据、用计量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不管是以村庄为单位的农户实证分析，还是以都市圈为单位的城乡计量分析，对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来说，都是研究转型、方法转型迈出的新步伐，因为是新尝试，总会有许多不足，甚至会有错误。如《湖村经济》中实事描述和结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实事是否能够推导出结论，值得进一步商榷；小地方个案性如何预测大地方的普遍性，预测是否可靠等。《山村经济》和《城乡经济》的计量分析是否准确，能否代替传统的农村研究方法，非生命性的计量能否代替活生生的现实，是否存在滥用计量工具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否与实事相符等都值得学者，特别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思考。如果计量不太可靠，个案又没有普适性，如何在大样本计量与个案剖析之间找到既能够连接微观个案，又能够连接宏观计量的方式呢？我们应该抱着宽容的心态，看待年轻学者的探索，也应该对其不足予以明确指出。希望丛书年轻的作者们围绕着上述问题，在方法论和理论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争取研究更上一层楼。
    
    文章出处：中国农村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