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山：郝堂村变迁与村庄可持续发展反思

    ——在第六届县乡干部论坛上的学术报告
    中国的村庄面临着巨大的变迁，但是变迁的方向不同，变迁的后果也不同，郝堂的这个变迁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方向，是一条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发展道路。郝堂的变迁有两点值得我们深刻认识。
    第一，郝堂案例反映了理念与实践的契合。正如昌平老师所说的，郝堂案例告诉我们的党应该怎么做，理念应与实践契合。实际上今天下午听了很多通过ppt放出来的先进的理念，包括孙老师讲的保护生态、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如粪尿分离的厕所，昌平老师的三位一体四权合一，谢英俊老师的“协力建屋记忆传承”。所有各种理念，最终是与我们十八大讲的生态建设是相吻合的。当然，光是理念也不行，还要有很多理论作为支撑，正如孙君所讲，我是从社会学家的角度切入建设农村，这就不得了了！因为咱们当年指导赵本山说范伟，厨子学了兵法了，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中央美院的画家最后把人类学，社会学，以及风水都利用起来，通过这些理论那就不得了了，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让我们惊叹的东西。当然还有我们的规划学，国际商贸管理各种不同的理论是多学科的合作，最后，郝堂的东西就有血有肉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理论、理念最终是跟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契合的。平桥区，我搜了一下，平桥区最近五年的工作报告讲的也是城乡统筹、生态宜居、和谐发展，这些总体要求，着力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基点作用等等。李秀奇的关于农村的建设-迁并改，我觉得郝堂是“改”，我们很多政策就结合在一起，理念、理论和政策。还有一点就是最终要由操作的措施，具有可操作性，可行性的措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孙老师的主意，孙老师的业绩，孙老师的效果图，知道应该变成什么样。但最终效果图要变成施工图，然后施工图要有人操作来施工，王磊先生就是具体来搞规划，他把孙老师很多的梦想然后转为现实的东西。郝堂施工的还有一个老李，他把郝堂的想法变成具体，比如豫南文化的狗头牌楼，就是上边两个狗头的牌楼，细节也得以重视。就像我们的姜佳佳所说的，施工者要有根设计者一样的情怀，一样的理念，并不是说我想得到就能做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理念、理论和实际的一种契合，最终要转换成为一种可操作性的具体的措施。
    第二，郝堂案例反映了利益相关者形成的合力。郝堂案例，正如昌平所说，多方利益的融合。这里边的利益相关者，具体来说，第一是地方政府，我们很多事情离开了政府是不行的。这里边就是平桥区政府，平桥区政府应该来说就具有远见卓识的，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他们搞了一个公民社会与现代思想论坛，这项工作，十四年，一百六十多个专家，能够持之以恒的做下去，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对人思想的转变，所以地方政府是有一定的远见卓识。第二个是我们村的领导，村干部。我那天跟曹书记和胡主任都聊了，我们可以看到，胡静主任说话气场很强大，使人感到很振奋，她说中央倡导的美丽中国、生态中国我们已经走到前面了。我跟他们聊了之后觉得昌平老师的一些理念和理论他们已经接受了，因为接受的和照本宣科是有差别的。还有就是说农民的主体，刚才讲了一个个村民小组开会，垃圾分类，小学生来评比，很多具体的措施，来使我们讲的农民主体作用得以发挥，主体力量真正得以体现。当然，另外我们说的利益相关者，我们讲的外来的力量，有个词叫做改革的代理人或者讲promoter，我们这里有的讲协作者、促进者或外来力量。很多地方，是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但是，在这儿是找到了一个载体和平台，也就是我们的乡村规划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载体平台，把各路豪杰整合到这儿，整合之后让他们发挥他们的效果，在里边，有浪漫主义者，有理想主义者，有搞风水的有搞规划的。我们执行院长王莹，她搞国际商贸管理，政府向我们购买我们的服务，我们需要做交易，我们跟他们谈，这些也要有，没有这些钱的话我们怎么干事儿，各种专业背景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努力这样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郝堂。所以这是我这两点最深的体会。
    郝堂的变迁也有值得思考的问题。孙君老师说，我们从来不谈问题我们谈希望。当然我也谈希望，但是，我也要谈一些问题，我们社科院的人都是乌鸦嘴。我们有时候问题谈得多，我们看的希望看得多。成绩我们都看得到，有些问题我思考之后没有答案所以我提出来。
    第一，郝堂的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我刚才讲的理念、理论和政策的契合，可操作性，多种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们都是可以讨论、可以学习的。但是，郝堂的这个具体做法在经济上、资源的聚积上有没有可复制性？也就是说郝堂的经验别的村可不可以学？这一年多，可能时间更长一些，上级部门给的资助大概两千来万，比如说教育局的，水利局的，然后农业开发扶贫办的；整个推进的项目，交通局的，然后农业部的，综合国家项目可能有两千来万。刚才胡静主任讲的他们自己投入的资金中：互助社160来万，向老板贷160万，集体原来积累110万，然后现在还有200万的欠债是欠包工头的钱，如果不算农民的投入就已经是2600多万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平桥区能够支撑多少个郝堂？因为2011年平桥区的农民纯收入是6733元，还是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财政的一般预算收入是3.95亿元。刚才问了禹书记，可用财力大概是18个亿。一般预算收入是我们自己有的，可用财力是通过各种化缘财政转移支付来的。姜佳佳也讲了，信阳八个县，五个是国家贫困县，三个是省级贫困县。所以信阳从收入水平上来讲还是处于加快城镇化的过程，平桥247个行政村，现在是以郝堂、双桥，徐岗三个新型农村社区为示范，247个行政村，除了这三个，剩下的244个该怎么发展？资金从哪儿来？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一直考虑的最终的经济资源的可持续性、可复制性。
    第二，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在中国普遍的层面上是否存在。我跟孙老师聊，孙老师说利益相关者的共识有四个要求，第一是农民觉得特别好能得益，第二是政府能够支持，第三是项目要可持续，第四是项目的设定人要有兴趣，即纯粹性，观点不受政府的左右。用案例来告诉党什么更有利于农民、更有利于社会，但有时候这些有利于不一定符合官员的利益，最终我们是否能够形成合力和共识？我个人可能看得悲观一点。今天是我们的县乡干部论坛，可能我说的不对，请大家批判。今天上午，孙君老师说今天的政府官员有实践、有理想、有文化，这些我都不否认。我做了这么些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做调研，跟很多干部接触过，各个层级的干部我都接触过，我感觉八十年代的干部水平是受影响的，理论知识和他本身的素养较差。现在的干部，乡里的干部，县里的干部，包括更高，确确实实有文化、有素养，对很多问题认识很深刻，你跟他们聊，尤其是在饭桌上闲聊时，他们对一些问题看的很深刻，对现实的抨击，对时弊的针砭很厉害。但是，到具体工作时他们还是按照错的，他们明知道是错的他们还要那么做，为什么呢？形势比人强，他要服从他整个的利益考虑，这是最可怕的！如果说他不知道错，稀里糊涂的犯错误，可以理解！但是，现在这些干部有能力、有知识，知道那是错的，还必须那么做，否则的话无法在政治生态环境中生存。我们讲现在“合力”的问题，大家的方向都是一样的，但是政府的官员考虑工作的优先序，和农民需求的优先序是不一样的。农民考虑的优先序是短时间不能见效的、不能马上出彩的，政府的官员要的东西是短平快的、马上能见影儿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到处破坏文化，有的地方叫缩村让地，有的地方叫掀村腾地，有的叫拆建并院，各地的口号不一样，但是做法都是一样的，都是扒农民的房，然后让农民上楼把地腾出来，增减挂钩，占补平衡，接着卖地，土地财政，土地金融。
    前两年我们跟陈锡文同志一起开会，他说我看到了各地兴起了拆农民房子占地的热潮，这种热潮一直到现在还继续存在。如果说没有政府的号令，没有文件，没有精神，各地都在盲从地做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有他们的利益驱动，这个方向和我们最重要的合力的方向——我们最终要的，是不一样的，只要尽快卖地就行了。我们所做的事跟当官的心中的郝堂村是相差很大的，如果说我们没有资源，而且又要发展，我们要出政绩的话就要快，要快的话就是资本和权力结盟，然后就是走一条传统的发展道路——资本为主导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就跟郝堂村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所以昨天佳佳带我去，我说郝堂我看了，我想看一下附近不是试点的村，然后我看了佛山村，佛山村看了之后就给我一个跟郝堂村巨大的反差。佛山村就是老板发展模式，两个老板，一个老板是马德记，马德记搞了一个合作社，合作社的社员把茶叶都卖给他，他等于是垄断的。他这个合作社掌握了一万多亩茶园，三个村的茶园，搞了两个基地，一个二百多亩，一个三百多亩，他搞了两个大型炒茶机，一个是炒绿茶的，一个是炒红茶的，三百多万。他现在在建一个茶坛，就是祭祀的茶坛，然后建一个茶圣堂，是陆羽的茶圣堂。以我的体会，他以后可能搞茶博物馆、茶文化等等，也是孙老师设计的，也是政府购买，专业施工队，佳佳介绍说，钱不是问题。然后我路过了一个咖啡厅，一个正在建造的咖啡厅，跟碉堡一样钢筋水泥的，听村里人讲这个咖啡厅并不是很大，用了五十吨钢筋，说这五十吨钢筋可以建十层的高楼，然后后边有山，把整个山推到，把咖啡厅盖上，在外面看跟一个土窑一样，但里边是一个现代的咖啡厅，有八个卫生间，底下铺砖上边木板，是一种高端豪华的，我看到这个听他们说完，当时就深深感到资本的力量。咖啡厅搞起来，茶坛搞起来，茶文化搞起来，整个儿看就是一种资本的主导，而且利益出发底下可以接受先进的理念和做法，这么有品味、原生态的东西很吸引人，他们可以做。但是，我们讲的农民的主体地位，参与主体，决策主体，授予主体就根本谈不上了。所以，郝堂村这个草根式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由外力协作者来推动的，和以资本为主导、为支配的，哪一个在中国目前占统治地位？应该还是资本类的。
    正像佳佳说的，会不会以后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最后又都到咖啡厅这儿？最终我的理解是郝堂的草根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发展会不会依附于资本为主的发展，等于是为资本为主导的发展服务呢？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极力避免的。我们看到了一种无奈的、清醒的趋势。但是，我个人认为，未来真正有生命力的发展还是郝堂这样的发展，这种发展要慢一些，时间要长一些。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以这种发展模式作为主导，可能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能够落实，中国的小康社会的建设才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真正的伟大民族的复兴就可能存在！如果走那种资本发展方式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在走老路，我们应该坚持一种以人民为主导的，习主席讲了多少次以人民为主导的！这样的话我们的科学发展就最终能够实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本文根据作者于2012年12月3日在第六届县乡干部论坛上的讲话录音整理而成）
    文章出处：中国乡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