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穷人的话语

    
    
    2013年的阅读回顾，我仍然想从班纳吉与迪弗洛著名的经济学科普书《贫穷的本质》说起。几年前，这本书的英文版甫一出版，就在国际上引起阵阵发展经济学的狂潮。人人都在谈论印度和非洲的贫困问题，人人都想去那些地方看看，出谋划策，为帮助穷人脱贫而贡献一份力量。
    在中国，由于近些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使得人们普遍处于自身定位混乱的状态之中。中国是不是已经从第三世界国家中抽身而出了？中国大陆是不是已有足够能力来嘲笑香港，台湾或者日本的经济发展问题了？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贫穷的本质》终于在2013年被翻译进来。书里探讨了全球各地的贫穷问题，很少提及中国。这说明中国至少已不是典型的贫穷国家。
    这本书在中国还是被许多人士认为是“高大上”的装饰。但是它指明了一条关注全世界贫困问题的认知进路。在我看来，班纳吉与迪弗洛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指出极端贫困人群的行为与决策，往往与我们正常社会里人们的认识不同。如果没有真正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就很容易发出“何不食肉糜”似的议论。
    穷人的观念，我们常常觉得是一种无知而滑稽的呓语。比如穷人很难区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常把小额贷款得来的钱马上换酒喝掉；比如穷人毫无克制消费，促进投资的眼光。
    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中国的脱贫工作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使得中国人逐渐把关注点从脱贫转向其他的社会目标。潜意识里，许多中国人觉得经济发展并不是很困难的事。而班纳吉与迪弗洛的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像中国那样幸运。印度几乎与中国同时独立，当年就提出以脱贫致富为基本国策。几十年过去，印度的贫困问题依然严重。
    过去一些年里，学界和媒体上都广泛流传着“龙象争霸”的说法。龙是指中国，象是指印度。中印两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群体，全都保持了极高的经济发展速度，长此以往，很有可能改变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
    不料几年一过，这种说法已经很少再被提到。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惊人的高速，而印度经济的发展势头已经跌落下去。前两年出版的跨国研究巨著中，不管政治学家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还是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何失败》，全都要直面两个问题，中国为何成功？印度为何失败？当然断言中国成功，印度失败还为时尚早。但以目前趋势而论，中国必有成功之处，印度必有失败之处，这大约是事实。
    成功经验总是很难总结，而且并不存在永久的成功，难保日后的衰落。总结失败教训才是学者应尽的责任。所以除了《贫穷的本质》之外，另一些学者也推出新作，从不同角度支持班纳吉与迪弗洛的研究工作。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新著《不确定的荣光：印度及其矛盾》就是典型代表。森近几年显得很活跃，在推出向罗尔斯致敬的政治哲学巨著《正义的理念》不久，又推出这本总结发展经济经验的《不确定的荣光》。
    在这本书里，森以印度经验为基础，论述了过去追求GDP发展效率而普遍忽视的腐败，缺乏医疗，缺乏教育，缺乏社会支持，社会不公等问题。他认为正是这些因素的滞后，影响到印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印度与中国的最大差距并非单纯体现在GDP上，而是体现在由这么多方面共同构成的社会发展环境上。一旦致力解决再分配领域的问题，印度经济反而有可能再度攀升。
    森的这个观点，遭到哥伦比亚大学资深经济学家巴格瓦蒂（Jagdish　N.　Bhagwati）的严厉批评。巴格瓦蒂也在去年推出一本总结经济增长的书《增长为何重要》，观点与森截然相反。巴格瓦蒂也出身于印度，后来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巴格瓦蒂一直是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主张印度政府应该放松管制，通过自由贸易来推动GDP增长，进而改善社会分配状况。简单地说，巴格瓦蒂主张“以发展带动自由”，而森的观点一直是“以自由看待发展”。
    两人的媒体上展开笔战，用词极为严厉。巴格瓦蒂指责森的观点不仅错误，而且危险，因为过去这些年里，印度政府投在改善医疗，教育，整治腐败这些领域的钱，基本都被浪费。财政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极落后的政府没有能力做好这些事情，不论印度还是非洲，皆是如此。而森认为，正因为这些方面都没做好，政府才应该更多地直面这些困难，不能坐视经济增长进一步拉开贫富差距。
    这是一场围绕发展与分配的争论。我们很容易想起，十余年前两个著名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Jeffrey　Sachs）与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之间也发生过类似的争论，那一次的焦点是非洲。萨克斯是当年哈佛经济学的明星教授，现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80年代就曾直接指导过南美和东欧几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转型。他后来把研究重心转向非洲，实施一个“千禧村”计划，即在非洲寻找一千个村庄，根据当地状况推行脱贫政策试点。这一千个村庄成功后，影响很快会向周围辐射，从而带动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起飞。
    纽约大学教授伊斯特利坚决反对萨克斯的这类计划。他曾写过一本书名为《白人的负担》，全面总结了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在全球推行扶贫政策的失败教训。这本书以翔实的材料证明了国际援助的普遍失败。不管森还是萨克斯，全都高度赞赏这本书。只是萨克斯更为乐观，既然我们有了那么多的失败教训，接下去做事就不那么容易失败了。
    萨克斯的“千禧村”计划已经推行了近十年，对于它的评价众口不一，但悲观的看法占据了上风。就在去年，记者芒克（Nina　Munk）写了一本萨克斯的传记 《理想主义者》（The　Idealist），将更多人的吸引力集中到萨克斯和“千禧村”计划上来。在芒克看来，萨克斯绝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少年即在学术界出名，执教于世界名校，却把改变世界上广大穷人的命运作为终身的理想。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更愿意做而不是说。明知很多国际援助计划失败，他却仍然希望利用自己的知识，通过改进援助计划而取得成功。他的抱负太大，失败的可能性也很大，但这种理想主义精神比起理性而冷漠的右翼经济分析更吸引人。
    班纳吉与迪弗洛的研究站在萨克斯与伊斯特利之间，同时也站在森与巴格瓦蒂之间。他们既没有萨克斯那种改变世界的乐观，也没有伊斯特利那种一无可为的悲观。他们去非洲和印度做研究，只是想弄明白那些国际援助计划失败的深层原因。在我们没有弄明白当地人的真实想法和真实行为之前，任何外部援助都只是赌博。而班纳吉与迪弗洛的研究表明，在真正了解当地人的需求之后，像点穴一样，有可能通过很小的调整就一举改变当地的落后状况。
    而经济学家的这些努力，在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也都得到了回应。以印度研究而论，过去几十年里出现了一个“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学派，主张用后殖民的视角来研究印度这些后殖民地区的历史和社会。庶民研究纠正了我们大量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甚至为研究西方历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工具。
    去年，社会学家钦伯（Vivek　Chibber）的《后殖民理论与资本主义幽灵》是这一领域的最新力作。钦伯认为过去的庶民研究的重要性仍被低估，他很有信心将后殖民理论作为一种基础性理论来取代西方中心主义的统治性框架。庶民研究本身也存在一点缺陷，即研究者在反对资本主义视角的时候，仍然潜在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真正的庶民研究应该上升到这个层面来反思。
    与前面所述那些发展经济学家工作的联系之处在于，经济学家也应该意识到非洲和印度的经验绝非孤例，绝非白人世界之外的偶然。处于贫困之中的人群，在总体数量上丝毫不比发达国家少，而发达国家中也有相当比例的穷人。经济学家不应仅想着帮助人家脱贫致富，也应该想想从他们身上能学到些什么，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我们所生活的经济与社会环境。
    去年还有一本“大历史”的著作，也涉及这个问题，即迪顿（Angus　Deaton）所著的《大逃脱》。迪顿认为，西方世界在两三百年前那次“大分流”中，非常侥幸地逃出贫困陷阱，从而顺利走上经济发展之路。而非洲国家没有。长期来看，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展开一场逃离贫困的竞赛，美国侥幸走在前面，非洲则落在了后面。
    最后就让我们把目光从国际转向本土，我想推荐一本真正的本土小说，金宇澄的《繁花》。印度有几十种书写语言和文字，而中国固然还有不少方言，主流文字则只有一种。这一点为大家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在文学创作上也失去了许多可能。金宇澄这本书写的是几十年来一群底层上海人的生活变化，各型各色，起伏跌宕。为了塑造《金瓶梅》般的世俗场景，他还创造一种新文体，杂糅沪语的国语。
    有人感慨说，《繁花》的文字并不是彻底上海化，终究只是在国语的基础上夹杂了沪语，使得懂沪语的人能从时时冒出来的沪语结构里感受到力量。金宇澄也承认，《繁花》的写作过程中，有一个刻意筛掉过于沪语表述的程序，免得把它变成区域小说。他的目的是用不是特别上海化的字词，写出了非常上海的感觉，以及上海人的思维方式。
    金宇澄的工作与发展经济学家的工作何其相似，都是用大家熟悉的语言和认知结构去探究看似边缘的人群状态。在真实的场景里，我们熟悉的语言瞬间变得苍白无力，甚至滑稽可笑。而边缘话语试图与主流话语的融合，也会非常困难。理解上的差异性，才是分割两个群体的真正鸿沟。
    （作者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