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赫希曼与发展经济学的新进展

    
    
    观察，再观察，直到永远。
    ——蒙田
    2016年，由普林斯顿历史学教授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撰写的已故经济学教授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15—2012）的长篇传记《入世的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被引入国内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这本传记将赫希曼传奇的一生完整地呈现出来。作者还顺便披露一些八卦，例如赫希曼曾在二战中冒着风险营救过大批犹太难民，其中包括画家夏加尔、杜尚，作家安德烈·布勒东，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以及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
    经济学家，尤其年轻经济学家，多半恐怕已不知道赫希曼，实在很少会从最新的研究文献里看到引用这个名字。只有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还记得，以前有不少人探讨过《退出、呼吁与忠诚》这本充满思想的小册子，可惜它最终也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范式。而阿德尔曼这本传记给我们带来一个与印象完全不符的赫希曼，迫使我们重新认识他的思想，也重新思考经济学这半个多世纪走过的道路。
    赫希曼的早年经历
    赫希曼有着传奇般的学术经历和人生经历。他的兴趣如此广泛，发表的著作涵盖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学、政治科学和古典哲学领域，无所不论，以至于经常有人怀疑：“到底有几个赫希曼？”自然只有一个赫希曼，而且再不会有第二个，他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学家，更是这个时代绝无仅有的古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赫希曼的研究从不为现代学术分工所限，因为他只对具体问题有着最强烈的兴趣。这也和他多元的学术背景有关：他最早在法国学习政治经济学，而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待了一年，学习各种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这一年似乎极为重要，虽然他只是不为学位的非全日制学生，但他有机会修到罗宾斯与哈耶克的课。同时，他也去剑桥听凯恩斯的高足斯拉法（Piero Srafa）的课。这些学者都致力于挑战主流经济理论，斯拉法更是试图将李嘉图、马克思与凯恩斯融为一体。在所有这些欧洲经济学家里，赫希曼认为斯拉法对他的影响最大。
    随后欧洲战火弥漫，他不得不离开学院，投身现实。赫希曼参与了反对弗朗哥的西班牙内战，但他一辈子都不太愿意探讨这段经历。这似乎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反战，而是也与赫希曼立场转变有关。他坚定地反法西斯，同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左翼政治的问题。所以赫希曼既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抛弃抽象的理论而转向实践问题，这是他后来所有研究的思想背景。
    赫希曼语言能力强，同时也擅长统计和洞察数据背后的运行规律。所以他最初的工作与国际贸易研究相关。早在英国学习阶段，赫希曼已熟读凯恩斯《通论》。但他在实践中意识到，被美国经济学家理论化的凯恩斯主义，很大程度上因为抽象方法而忽略了复杂的国际互动以及制度变迁。这里的国际互动不仅包括国际贸易，还包括国际政治。例如意大利独裁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它在非洲的军事扩张之间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就不能在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内得到解释。
    赫希曼希望弥补这些缺陷。这也体现出赫希曼的研究风格：总是关注和追踪那些不起眼、但具有启发性的小指标，从事经验性和实践性的经济分析，从不远离政治现实，从不回避伦理诉求。赫希曼一直认为这些小问题的意义比学院里热衷研究的规范性问题来得更大。最终他从复杂的统计数据中精巧地构造出一种指数，计算一个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行业总收入或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用于有效衡量市场的集中度。
    这项研究后来发展成为赫希曼的第一本书《国家实力与世界贸易的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但赫希曼没去大力推广自己的发现，也没有
    进一步将它用于产业研究。当时，欧洲经济学者的工作总是被忽略。另一名学者赫芬达尔（Orris Clemens Herfindahl）也独立提出了这种测量方法，并将它应用于产业组织。这时才有人想起赫希曼做过类似工作，于是该指数现在被命名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有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其他国家。他们注意到非洲、拉美、东南亚都有大量欠发达国家，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经济学应该为这些欠发达国家作出贡献。发展经济学在此背景下繁荣起来。赫希曼本可以成为一个国际贸易方面的专家，但是他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要真正了解发展困境，必须离开热衷空谈理论的学术界，真正走向现实世界。
    作为发展经济学家的赫希曼
    1948年，赫希曼远赴哥伦比亚做研究，很快走遍了哥伦比亚。他的工作与人类学家非常接近，都是“经验亲近”的知识，需要参与观察而非远远地揣测。与之相比，当时主流经济学的知识都过于“经验疏远”。为了确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必然需要大量的信息和“局部知识”。但这些信息很难通过传统调查得来，越是欠发达国家，调查越困难，至今仍然如此，何况半个世纪以前。所以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大多只是学者在书斋里的理论假想。
    当时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认识，可分为“均衡发展理论”与“非均衡发展理论”两派。均衡发展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应当注重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区域之内各个地区的同步发展，平衡分配生产力资源，实现共同增长。如果某些产业、某些地区的发展受到制约，未能跟上整体的发展速度，它就有可能成为整体发展中的短板，制约整体的经济发展。均衡发展理论的主要支持者包括MIT的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哈佛的纳克斯（Ragnar Nurkse）等，都是美国学界的大牌学者，影响极大。同时，均衡发展理论又很符合直觉，适合用数学工具来完美描述，所以当时学界大多数人都赞同均衡发展。
    非均衡发展理论学者的观点与之相反，认为经济发展不必追求产业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平衡。因为资源的扩散过程在空间上并非同时、均匀，不同区域的发展积累可能有先后，发展本身也可能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资源有限，管理能力也有限，基本做不到全面均衡的发展。当时非均衡发展理论最著名的倡导者是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Cunnar Myrdal），他当时尚未获得诺贝尔奖，影响力无法与美国学者相比。赫希曼也是非均衡发展理论的支持者，不过他的分析逻辑与缪尔达尔不同，也不支持缪尓达尔。这进一步加剧了赫希曼的边缘地位。
    与罗森斯坦-罗丹这些大牌学者相比，赫希曼在当时的美国学界还只是新人，不算发展理论“圈内人”，甚至不太认识国际学界的很多名家。但他对哥伦比亚的情况有兴趣，在哥伦比亚考察过程中知道很多哥伦比亚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赫希曼利用他过去在欧洲获得的经济学训练，一点一点推导政策建议，与当地学者交流，比较各种政策的优劣。他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大牌学者的理论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实证观察基础上。这可以说是一种很冒险的做法，也是赫希曼独有的风格。
    在哥伦比亚，赫希曼很快就完成几篇富有洞见的论文。他很少引用官方数据，因为他深知这些数据存在的问题。与之相反，他更喜欢具体的案例分析。他已深入调查过许多国家不同类型的大企业，理解这些企业的发展背景以及政治关联，以此来解释发展问题。赫希曼这些研究私下里获得很多学者的好评，包括后来获得诺奖的博弈论专家谢林（Thomas Schelling）。但是赫希曼仍无法获得美国教职。哥伦比亚工作合同结束后，他接受了哥伦比亚的咨询工作，在哥伦比亚生活。
    赫希曼希望能与美国发展经济学界保持接触。但是他的根本立场与美国主流经济学不相一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赫希曼总是抱有极深的怀疑主义，不愿使用漂亮、简明的模型来呈现结论。他总是注意一些小问题，希望推进具体项目，甚至对那些具体项目的远期影响也没有太大把握。这些都使得他的研究结果看起来很“中庸”，没有重大意义。
    他一直主张经济学家应该摈弃计划倾向，更多利用小型实验来了解情况，从实际经验中学习。这一看法实质上与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最接近。赫希曼在拉丁美洲收获了大量朋友，并且把所有这些想法都写入了《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战略》确立了赫希曼发展经济学家的身份，可这本书受到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有意思的一点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大牌学者普遍不喜欢赫希曼这本书。例如哈佛的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认为赫希曼对主流理论批评的同时，并没有拿出有价值的替代方案。就连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也认为，赫希曼的表述十分新颖有趣，但对于“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的两分法可能存在问题。总之，赫希曼的理论在学术上不严谨。
    对于赫希曼而言，理论的严谨并不是他追求的目标。在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落后国家或者区域内部必然面临各种张力和博弈。他注意到，发达国家成功经验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泥潭之间的距离，或者说发展理论的应用过程，很可能是“漫长的弯路”而非“现成的捷径”。那些简洁优美的理论可能无助于发展中国家制定具体政策。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施中，政客会使用各种修辞技巧，而非理论模型。因此赫希曼一直对修辞抱有强烈兴趣。即使写作《经济发展战略》这样的书时，他也会大量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赫希曼重视即刻的小想法，创造出精准的概念来描述这些想法。经过锤炼，他的著作中总是充满隐喻和格言警句，这些特征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到了晚年，他直接写了一本《反动的修辞》来批判经济学语言。赫希曼知道，主流的、数学化的经济学模型并非他的长处，那些模型反而有可能淹没无数小细节。而他更看重那些小细节。
    在《经济发展战略》之后，赫希曼还写了一本小书《通往进步之旅》（Journeys toward Progress：Studies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Latin America）。
        
    
    
    这本书比《经济发展战略》的人类学味道更浓。赫希曼采访了大量主持巴西和哥伦比亚经济改革的官员，写完一章就发给他们看，征求意见。赫希曼并没有使自己站在历史之外，保持足够的距离。与之相反，赫希曼在写作时并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希望打破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身份隔阂。尽管历史也没有完全沿着赫希曼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但赫希曼的这项研究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不平衡发展的具体过程，看到各种维度张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通往进步之旅》是《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佳脚注，也是改革者最好的参考手册，提供了改革者迫切需要的一切材料。
    赫希曼不是宏大项目的支持者，也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会认真评估项目的投资成本，也会全面研究项目所导致的溢出效应。他认为评估一个项目的成败，与研究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得失一样，永远不应是单一维度的评估。赫希曼甚至觉得，一个项目的失败，往往是因为他引致大量竞争者和模仿者，从而导致市场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单一项目的失败，还有可能是整体市场成功的必要条件。
    所以后来赫希曼写出了一本更具体的《发展项目评述》（Development Projects Observed），直接评述十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的发展项目。这些项目分散在不同国家，不同领域，情况各异，也很难用统一的理论加以概括。赫希曼把故事写得很精彩，可这本书却被认为更缺乏理论，琐碎而肤浅。
    赫希曼的学术“转向”
    赫希曼写完《经济发展战略》之后，重新回到了美国学术界。但他并没有继续混迹在发展经济学圈子里，因为那些抽象的发展经济学模型从不是他关注的重点。赫希曼最关心的问题是“统治者为何能统治”这类根本性政治哲学问题，他很早就开始研究马基雅维利。而马基雅维利这类政治先驱缺乏耐心处理的经济问题，正是赫希曼最擅长的地方。
    在1960年代末期，赫希曼把视角从经验研究转向一般性的理论研究，即《退出、呼吁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and States）。这本书终于受到经济学家的热情欢迎。赫希曼后来在《自我颠覆的倾向》（A Propensity to Self-Subversion）中反思，《退出、呼吁与忠诚》的最初缘起，仍是因为他在非洲等地考察各类发展项目，发现相似的经济政策在各地的实践中表现出极大差异。因此研究本地人面对发展政策所采取的策略反应就显得尤为重要。赫希曼后来写《反动的修辞》也与之相关。那本书看似更多地在讨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实则与当时苏联和东欧的经济背景密不可分。
    《退出、呼吁与忠诚》这本书本身很难归入经济学或政治学范式，它是一本涉及普遍问题、使用普遍性方法的理论著作，既可用于政治经济分析，也可用于企业分析。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涉及的思想已经存在许多年，但从未有人从这个角度把它们概念化，并且用于解释政治和企业问题。这本书是很典型的赫希曼著作，从实践观察出发归纳理论，探讨基本问题。赫希曼的理论非常吸引人，却不能有效融入现有经典理论框架，使得很多学者感到恼火，公共选择理论创始人图洛克（Gordon Tullock）直接批评这本书“反理论”。
    但赫希曼的兴趣本就不是经典理论，不是经济发展理论，也不是公共选择理论。他致力于从实践观察中阐明历史发展轨迹的多样性。赫希曼在《退出、呼吁与忠诚》出版后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入人生又一个巅峰，开始自由地讨论更基础的理论问题，与主流经济学理论抗衡。他很快写出《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这是一本理论化甚至哲学味十足的著作，但赫希曼在写作时清楚地思考着拉丁美洲问题。
    柏拉图曾说，激情与利益必须相互制衡。赫希曼发现，学界对亚当·斯密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解读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认真读过《国富论》的学生已经很少，几乎所有经济系学生都知道，斯密是自由主义之父，信奉看不见的手。而另一些有道德关怀的学者也喜欢引用斯密，将他描述为人道主义者。每个人都愿意引用斯密，但那只是作为修辞，与斯密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长期以来，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被谴责为一种贪婪的罪恶，然而现在却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即可控制人类、难以驾驭的破坏性的欲望。赫希曼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一项全新解释，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紧密承接。赫希曼的发现颇具讽刺意义：现在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最邪恶的特征，却是它最初的追求目标，压抑欲望以追求“无害的”也是单调的商业利益。
    赫希曼还在书里批评了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在经济学界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被认为提出了一套最富直觉含义的经济学理论。但是在赫希曼看来，这仍然是修辞术，仍然偏于抽象模型，而非基于真实观察得出的理论。赫希曼后来写了《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Shifting Involvements：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社会集体的进步：拉丁美洲的草根经验》（Getting ahead collectively： grassroots experiences in Latin America）等小册子。然而从学界的反响看来，反倒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要弱得多。
    但赫希曼从未向主流学界妥协。从最早的《国家实力与世界贸易的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到后来的《退出、呼吁与忠诚》和《激情与利益》，赫希曼总是坚持用自己的方法归纳事实，提炼理论。他不迷信经典理论，而是相信理论的新进展会证实他的发现。
    赫希曼与现代发展经济学
    当年盛极一时的发展经济学，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其中原因有很多，最根本的原因是发展经济学不能有效指导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从落后的经济泥潭中挣扎出来。平衡发展理论已被几十年的现实经验判定失败，而非平衡发展理论很少取得实践机会，也很难得到支持。经济学总是一门社会科学，无法在现实中验证的理论必定被人抛弃。
    上世纪90年代，两个著名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Jeffrey Sachs）与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之间发生一场著名的争论，争论与发展经济学有关。萨克斯野心勃勃地推行一个“千禧村”计划，即在非洲寻找1000个村庄，根据当地状况推行脱贫政策试点。这1000个村庄成功后，影响会向周围辐射，从而带动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起飞。从这个角度看，“千禧村”计划已经与当年的平衡发展理论不同，向非平衡发展理论靠拢，向当年赫希曼的立场靠拢。
    可伊斯特利还是反对萨克斯的计划。伊斯特利曾写过一本书名为《白人的负担》，全面总结了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在全球推行扶贫政策的失败教训，文风与赫希曼十分接近。这本书以翔实材料证明了国际援助的普遍失败，可惜也未能找出失败的普遍原因。伊斯特利认为，从经济学家几十年来的失败教训来看，我们对扶贫所需知识极度欠缺，萨克斯在这些方面没有显著突破，所以他的千禧村实验仍不可能获得成功。
    这些学者比赫希曼晚一辈，研究风格与赫希曼有些接近了。再晚一辈的学者则更接近，例如MIT的两位中坚学者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迪弗洛（Esther Duflo）。他们的研究具有明确的实证导向，通过具体的微观实验来检验各种现有的发展理论。所以他们既没有萨克斯那种改变世界的乐观，也没有伊斯特利那种一无可为的悲观，不远千里去非洲和印度等地做实地研究，只是想弄明白那些国际援助计划失败的深层原因。他们认为，没有弄明白当地人的真实想法和真实行为之前，任何外部援助都只是赌博。而班纳吉与迪弗洛的研究确实表明，在真正了解当地人的需求之后，才可能找到突破点，有可能通过很小的调整就一举改变当地的落后状况。
    赫希曼当年热衷于探究发展中的小问题、小细节，因为他深深感受到这些细节对于贫困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也会直接决定扶贫政策的成败。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兴起的田野实验经济学和政策评估研究是赫希曼发展经济思想的真正继承者。前者可用于理解贫困人群的生活和思想，后者则可用于具体评估政策的得失，这两类研究本身也常常联系在一起。
    例如班纳吉与迪弗洛总强调“贫困”是个非常复杂、多元、地域性的概念，发展经济学家们在使用它时必须极为小心。很多经济学家用家庭平均收入低于“贫困线”这种方法来筛选穷人。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方法可能不准确。比如发展中国家的有些家庭确实收入很少，但是有海外关系不断汇款，所以实际并不贫困；另一些低收入家庭则可以从政府获得“灰色收入”，所以也并不贫困。
    又比如，一些经济学家尝试使用“小额贷款”来帮助穷人，并在孟加拉国的部分地区获得了成功。这种手段被广泛复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班纳吉等就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从多个维度来系统检验小额贷款的影响，包括家庭、组织、习惯、传统文化等，最终证明这种手段的局限性。
    现代发展经济学已经大幅度地突破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把其他可能潜在影响经济决策行为的因素都引入讨论范围。当年赫希曼正是这么做的。他在《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后续的研究中，都讨论了很多可能影响经济后果的习俗、制度、文化因素。可这些研究被当时决策者批评和忽略。几十年后，现代发展经济学终于再一次发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并成为学界共识。
    自我颠覆的倾向
    大多数经济学家更愿意在现有理论框架内做一些完善修补的工作，不论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还是发展经济学，都是如此。赫希曼从不对此妥协，坚持要从实证研究和实践经验中发明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所以他的洞见虽有原创性，却不容易被纳入主流范式。虽然赫希曼的归纳已经足够精简和明确，可在习惯主流范式的经济学家看来，他的思想仍然模糊不清，很难被数学处理。
    晚年的赫希曼，以《自我颠覆的倾向》作为他一系列论文结集的书名。“自我颠覆”这个概念来自尼采，赫希曼对此非常认同。他热衷于反思乃至批判自己早年的理论，将此作为新一段研究的起点。当代发展经济学的崛起过程也是如此。它们并非是当年经典的发展理论的继承发展，而是掌握新兴经济学工具的学者对当年错误理论的反思。在所有当今重要的发展理论的进展背后，我们都很容易发现当年发展经济学家的盲目自信和可笑之处。
    赫希曼的发展思想当年并没有被发展经济学所接受。几十年后，当代发展经济学才为他正名。他的研究思想都基于第一手的观察和思考，所以这些思想的生命力总是比书斋模型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