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家庭计划”五十年来的磨难——印度漫笔之二

    
    
    由于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人很早就熟悉马尔萨斯人口增长导致全面危机的警告。所以早在殖民地时代，一些知识分子就开始讨论人口控制。比如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数学教授卡夫，他主张通过避孕和流产等医学手段来控制人口。但圣雄甘地强烈反对避孕。他认为即便要控制人口，更可取的方法也应是自我控制，禁欲。
    不管怎样，在当时，印度人口真不是大问题。1950 年印度人口 3.76 亿，占世界人口 15%。而到了 2015 年，印度人口已增至 13.11 亿，占世界人口 18%。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印度有 2600万，超过中国的 1600 万；印度生育率 2.7，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2.6，所以印度人口在世界的占比仍在增长。联合国预测，到 2020 年左右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放眼全球，2.7 的生育率倒也不算太高，距 2.1 的自然更替率不算太遥远。既然印度平均水平是 2.7，自然已有一些地区已低于 2.1，安得拉邦、泰米尔那都邦、喀拉拉邦甚至首都所在的旁遮普邦，生育率都在 2 以下。低于自然更替率，意味着人口负增长。从长远看，印度人口增速正在放缓。而在过去半个世纪，印度已为这个数字付出了巨大代价。
    具有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尼赫鲁总理一直主张推动控制人口的“家庭计划”。这不但与甘地思想相悖，也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家庭实情不符。所以这个“家庭计划”一直推不下去。1952 年前后，尼赫鲁抛出一个模糊目标，“把人口稳定在与国民经济的要求一致的水平上”。印度政府对国民经济和人口管理都缺乏经验，所以在建国后的前两个五年计划里，主要精力都在经济发展上面，没怎么干预人口增长。
    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尼赫鲁等管理者逐渐焦虑起来。当时有种说法，印度经济增长成果都被更快增长的人口消耗殆尽。所以“三五”计划主张在先前计划分配数量的基础上，增加 10倍的专项经费用以推进“家庭计划”。从 1947 至 1961 年，全印度创建了 4000 个生育控制诊所推行避孕教育，收效甚微。1961 年之后，建设生育控制诊所的步伐迅速加快。由此开始，印度人口政策一步步走向激进。
    上世纪 60 年代，印度为“家庭计划”提出了明确的节育目标，动员十几万医护人员为该计划工作，大部分都被分到农村。以 1966 年为例，当年的目标是在全印度做 233 万例宫内节育器，138 万例男性绝育，183 万例男性使用避孕套。而到了 1970 年，目标提至 1969 万例宫内节育器，451 万男性绝育和 466 万例男性使用避孕套，翻了好几倍。即便如此，印度上世纪 60 年代的生育率仍居高不下，最高峰时达 5.7。1970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由于各种现实困难和人为抗拒，仅不到 10%的家庭采用了“家庭计划”推荐的避孕方法。
    上世纪 70 年代执政的尼赫鲁之女英迪拉·甘地，对进展缓慢的“家庭计划”失去耐心，试图修改宪法，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来推行强制性的人口控制计划。尼赫鲁自印度独立起就想帮助印度人民“脱贫”，可这个目标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还是遥不可及。英迪拉·甘地就想转而通过控制人口来“脱贫”。
    甘地修订宪法后，印度各地政府的做法强硬起来。在比哈邦，如超生，家庭将立即被取消公共食物配给；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已生育三胎就将被强制绝育；在其他地方，超生则可能受到逮捕和开除公职等惩罚。1974 年，绝育人数还不过 130 万。仅仅一年后就飙升至 810 万，超过以往5 年的总和。这些举措过于极端，引起强烈不满。按法律，只有生育了两个或更多孩子的男人才应被绝育，可有大量未婚者、政治异议者、文盲、穷人或低种姓者也被抓去做了手术，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将这些弱势群体绝育作为政绩来充数。与此同时，印度传统的女性胎儿堕胎和杀害女婴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1977 年 1 月，印度提前举行大选，英迪拉·甘地意外败选，“家庭计划”正是导致她败选的重要原因。
    英迪拉·甘地落选之后，印度生育率、人口增长率并没有反弹，反而略有下降。到了 1980年，她重新掌握权力，可她与国大党已不敢在人口政策上再有任何激进举措。新一届政府开始以奖代罚，资助各地区政府用多元手段降低生育率。1981 年人口普查表明，印度人口仍以 2.2%的速度增长，但增速已有放缓的趋势。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推动女性识字率提高和推动生育率下降都在同步推进，确实产生一些效果，但见效速度甚为缓慢。从一次晚近的社会调查来看，印度夫妻采用避孕用具的比例已从 70 年代的 13%增至 2009 年的 48%。北方的一些贫困人口大省如比哈邦、北方邦都是最不愿采取避孕措施的。比哈邦出了名的穷，可出生率也是全印最高。
    到了 2000 年，瓦杰帕伊总理设立了“全国人口委员会”，并提出《国家人口政策 2000》。瓦杰帕伊模仿尼赫鲁，将印度人口长期目标设定为“使人口在 2045 年稳定在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致的水平”。瓦杰帕伊尤其关注人口增长仍然较快的五个北方地区的邦，希望通过政治、社会、商业、行业、和宗教领袖及影视体育明星等的影响，共同促进生育率的降低。
    近三十多年来，印度学界对人口控制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研究和反思“家庭计划”。出人意料的是，现在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夫妻认为“家庭计划”的意义是正面的，能帮助正常家庭控制规模，可它实在帮不了那些“非正常家庭”。
    印度女性有早婚甚至童婚的传统。直至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印度女性平均结婚年龄刚刚超过 18 岁。而按当时的“家庭计划”，这些少女因年幼还得不到任何经济和卫生帮助。等她们符合年龄条件被要求绝育时，往往已是 4、5 个孩子的母亲了。
    另一个导致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儿子偏好”。印度的婚姻高度不平等，女儿要赔钱，儿子能赚钱，同时还是重要的农业劳动力。因此家家户户偏爱儿子。这种文化根植于印度文化传统之中，绝非“家庭计划”所能撼动。这使得印度人口控制政策推行起来举步维艰。
    原稿刊于《上海证券报》2015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