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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中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名曰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或曰经济发展学（Economics of Development），有的人承认它是一门单独的经济科学，像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贸易与金融一样；有的人则不承认，他们认为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或经济发展理论，只是上述各种传统领域的混合物，不过特别着眼于亚、非、拉美各国的经济而已。近年来，有的学者极力主张只有一种经济学（amonoeconomics），那就是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其中激烈的人认为，“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对于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二者的健康，或许都是有益的”。因为已经证明，“发展经济学”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它导致许多国家采取的政策（错综复杂的计划化和其它形式的政府干预）使其经济实绩劣于采用新古典政策（依靠价格制度和开放的贸易体制）的国家。另外的学者则主张，“发展经济学及据以制订的政策并未失败，正是它们的成功产生了新的问题”。
究竟什么是发展经济学？它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它有没有死亡？它应不应当存在？这些问题，只有从一个学科的对象和方法两个方面去研究，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本文主旨在于从发展中家国的角度去探讨这些问题，并提出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发展经济学的对象
顾名思义，发展经济学应当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如何才能得到发展的一门学科。发展中国家是和发达国家相对而言的，而今天的发达国家又是过去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今天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和今天的发达国家在过去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一回事呢？对于这样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回答是肯定的，所以只要有一门经济学就够了，有的学者认为回答是否定的，所以发展中国家需有一门单独的经济学，即发展经济学。
在这个问题上，重温一下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在批判杜林时就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问题发表的意见，是可以得到一些启发的。他的意见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反杜林论》，1878年）：（1）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二者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职能，每一种都处于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因而具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同时二者又互相制约，互相影响。（2）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彼此不同，一个国家在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它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即经常变化的材料。（3）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分配反过来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4）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交换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
后来我们又有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有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除列有中国、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之外，还列有埃塞俄比亚、加纳、格林纳达、圭亚那、民主柬埔寨、马达加斯加、苏里南、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八国，按照阿德里安·海德——普赖斯“评论文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制度”一文分析，这八国也是实行马克思主义制度的国家），有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发达，或者说在发展中。阿尔伯特·赫施曼就拿这两个标准，来区分发展理论：（1）承认南北关系中有共同利益与否，（2）承认有一种适用于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的、单一经济学与否。
但是保罗·斯特里汀不同意赫施曼的分类，他认为发展经济学家是一大群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否认有共同的利益，却不认为自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或依附论者；也有人主张单一经济学，却认为应当给发展经济学开辟一块特别园地，成为单一学科的一个分支或适用单一学科的修正原理。质言之，发展经济学家有分析利益冲突的人，也有新古典主义者。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发展经济学？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答复。
狄伯·拉尔说：“发展经济学，是指对发展中国家及其发展过程有特殊观点的经济学，它不同于仅仅用正统的经济学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五十年代许多经济学家试图仿效凯恩斯的反传统观点，从事于设想一种特别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的非正统经济学。最知名的有纳克斯、密尔戴、罗森斯坦——罗丹、拜洛、普雷比希和辛格。在以后的十年中，出现了许多解决第三世界的经济问题的独特理论和灵丹妙药，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主体。
弗朗西斯·斯图尔特说：“什么是‘发展经济学’？可以合理地设想为，它是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可是拉尔的定义并非如此。拉尔热烈赞许他的朋友和良师们的作品，如伊恩·利特尔、贝拉·巴拉萨、安妮·克鲁格，他们全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认真而有益的研究。不，发展经济学被定义为意味着他所不同意的那些作家，包括纳克斯、赫施曼、密尔戴、西尔斯、斯特里汀、所有依附论者，任何同勃兰特委员会有关的人，以及其他的人。他所赞许的作家，一般来说是相信几乎不加限制地将新古典经济学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人，而他们的主要政策结论，是赞成在一种分散的和非计划的经济制度中实行一种没有受到扭曲的价格制度。
就这次交锋来看，我认为真理是在斯图尔特一边，因为拉尔混淆了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从事这门学科的一部分研究者的观点和思想。正如A.K.森在评论赫施曼谈论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和衰落时所说的：“把一个学科——或是赫施曼所称的分支学科——同某一组信仰和论点等同起来，而不是同其所研究的主题和问题等同起来，这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
但是反对者还有比较深刻的理由，需要我们进行细致的分析。伊恩·利特尔举出发展经济学不能存在的两个主要论点是：
（1）什么是发展经济学？一种办法是说，那是发展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研究了由联合国所定义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这个回答是以欠发达国家具有某些共同问题为前提的。但是我们越来越看出了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
（2）发展经济学除了研究主题之外，是否可以用某种其他方式来加以区别呢？是否可以用目的去加以区别，例如增长的目的？主流经济学虽然对增长忽视了一个世纪，但大约在发展经济学诞生之日，譬如说1944年，发达国家对增长的兴趣也复苏了。因此发展必须意味着与增长不同的某种东西。当然，民族主义的目的，特别是民族缔造的目的在发展中国家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们之中许多是年青的国家，尚未建立起非常稳定的政治制度，而且许多国家还被种族、宗教问题所困扰。但不是所有国家均如此。
一句话，利特尔认为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不能成立，一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共同的问题，二是因为除了增长以外发展中国家没有其他的经济目标，而增长则是与发达国家性质相同的问题。我认为，利特尔的这些理由都很不充分，不能证明发展经济学没有可以研究的对象，因而这个学科不能成立。
（1）发展中国家确有共同的问题
根据迈克尔·托达诺所进行的研究，发展中国家确实是有许多不同之点的。它们的面积大小、人口多少和收入水平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赋有不同，公共绎济部门和私人经济部门的相对比重不同，产业结构不同，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对外依附不同，政治结构、权力和利益集团不同。然而，在这些不同的背后，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生活水平了时生产率水平低，技术不发达，人口增长的速度高和抚养负担重，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水平高和增长速度快，主要依靠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受支配、依附和脆弱的地位。
（2）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包含了比增长更多的东西
说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目标，除此以外别无不同的目标，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在第三世界形成的初期，人们以为经济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一但是到了后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发展除了包含经济增长以外，总还包含一些别的东西，至于这些东西是什么，确实没有一致的意见，因为这牵涉到发展的理想，而理想则涉及到人们的价值观念。所以杰拉德·迈耶：“使语言纯正癖者感到沮丧、然而并不使发展实践家感到惊奇的是，难于给‘经济发展’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或许只谈经济发展‘不是’什么倒要比较容易些。”
对于这种增长加变革的发展观，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我以为，两者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即增长带来变革，变革又促进增长。可以从经验和理论两方面去加以说明。
首先，从经验方面说。现有的证据已经表明：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经济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反映在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等积累过程上，反映在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初级部门、工业部门、公用事业部门、服务部门）、贸易部门（进出口）等资源配置过程上，反映在劳动力配置、城市化、收入分配、人口变动（出生死亡）等人口和分配过程上。
其次，从理论方面说。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包含两个要素，一是生产物质资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二是具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运用生产工具去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这些人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和生产力一起构成生产或生产方式。生产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这就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即全部上层建筑的变革。当然，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
这样看来，增长与发展是有区别的，如果只谈增长而不谈发展，并从而取消发展经济学，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3）即使单就增长而言，发展中国家也和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条件之下，不能混为一谈。西蒙·库兹涅茨给“现代经济增长”所下的定义是：一国的经济增长是指为居民供应种类不断增加的经济货物的能力的长期的提高，这种不断提高的能力是以日益进步的技术及其所要求的制度上和思想意识上的调整为基础的。
根据库兹涅茨的分析，现代经济增长有六大特征：（1）发达国家人均产值和人口的高速增长，这种速度比它们自己和其余世界以前的速度要高出几倍；（2）生产率（每单位全部投入的产出）提高的速度快；（3）经济结构转变的速度高，其主要方面包括从农业转向非农业活动，
最近又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生产单位规模的变化，从而从个人企业转向非个人组织的经济单位，以及劳动者职业地位的相应改变。（4）社会的密切相关的极其重要的结构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迅速改变；城市化和世俗化使人们很容易想起是社会学家所称的现代化过程的组成部分。（5）经济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力量的增长，特别是在运输和交通（和平的与战争的）方面，有向世界其余地区扩展的倾向，这就造成了“一个”世界，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6）现代经济增长的扩展，尽管它能产生世界范围的部分影响，却具有局限性，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国家的经济实绩远远落在现代技术潜力可以达到的最低水平之下。在这六大特点中，头两个涉及速度，中间两个涉及结构转变，最后两个涉及国际扩散，六者是彼此密切相关的。
是什么限制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扩散呢？——库兹涅茨认为有两类主要因素：（1）这种扩散依存于稳定而又具有伸缩性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它能适应迅速的结构变化和解决这种变化所造成的矛盾，同时又鼓励社会中促成增长的集团。（2）发达国家的组织越来越具有民族的色采，这就使得它们对世界其余部分采取的政策虽然也具有若干现代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但在许多领域却显然是起阻碍作用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论是同发达国家今天的增长还是过去的增长比较，是在不同的条件之下进行的。利特尔认为既然目标都是增长，发展中国家就不必有自己的经济学，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都有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由穷到富、由不发达到发达的共同任务。它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所处的条件，与发达国家今天的条件和它们进入发达状态以前的过去条件均迥不相侔。所以从对象上说，需要有一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如何才能得到发展的学科——发展经济学。
二、发展经济学的方法
提起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人们自然会首先想到亚当·斯密和他的进步国家、马尔萨斯和他的过剩人口、李嘉图和他的静态国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他的反增长理论、马克思和他的剩余价值论与殖民主义。所有这些，有人称之为“老增长经济学”。但是大约从1870年起，经济思想的主流从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经济转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定资源在一定时期内的配置，这主要是经济增长得到顺利实现的结果。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间隔大约维持了七八十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了为止。
现在所称的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产物，它的客观基础，是形成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经济。按照霍利斯·切纳里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分析，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派别，即结构主义的、新古典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后二者试图将最初研究工业国家所形成的思想体系去适用于欠发达国家，而前者即结构主义的方法则试图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结构中找出影响经济调整和发展政策选择的刚性（rigidities），滞后（lags）及其他特征。我们就根据切纳里的分类，来分析发展经济学的三种方法。
甲 结构主义的方法
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所得的成果，迈耶称之为“早期发展经济学”（Early development economics），而拉尔、利特尔和赫施曼则称之为“发展经济学”，已见前述。但是我们只把它当作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三种方法之一。
最初的一系列结构方面的假设，是在四十和五十年代形成的，主要的作家有保罗·罗森斯坦一罗丹、拉格勒·纳克斯、W·亚瑟·刘易斯、保罗·普雷毕希、一汉斯·辛格和冈纳·密尔达。他们在需求、生产函数和经济行为中其他事项的特殊性质的基础上，说明国际收支不平衡、失业和收入分配日益恶化等现象。这一研究的大部分主题，是价格体系的均衡机制未能造成稳定的增长和理想的收入分配。但是，六十年代若干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它们的增长速度，这就使人们对以前提出的结构问题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可是到七十年代上半叶，出现了几种新现象，于是结构刚性的重要性又重新受到重视。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的经济学家提供发展经济的建议。后者根据美国大萧条时期罗斯福的新政改革、战时资源动员、战后欧洲复兴中的马歇尔援助种种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怀抱乐观态度。最初的所有发展计划都强调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以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作为发展指标。而要提高实际收入，就必须增加资本积累，早期发展经济学采用的是老增长经济学的药方，不过加以修正和扩充而已。
早期发展经济学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的经济学。它认为前者的市场——价格制度在穷国不能适用，因为它们的价格体系不发达，市场不完全，很少有实行选择逻辑的余地。况且发展，的实质是要在经济中进行大规模的变革，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的递增的或边际的变化。必须使经济扩宽，而不只是通过资源配置去使之深化。对于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更大的发展何题，新古典的分析是无能为力的。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也发现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并不中用，因为他所操心的是先进工业国在萧条期间由于储蓄过多而产生的劳动者失业和资本利用不足，而穷国的失业问题则不相同：那是经常性的劳力过剩，不仅表现在长期失业的存在，而且表现在存在广泛的就业不足、变相失业和生产极低的就业上。而失业问题是与资本匮乏而不是与储蓄过度相关联的。况且凯恩斯的分析只限于短时期，他所假设的静态是与发展过程的性质完全抵触的。
否认了新古典的价格分析和凯恩斯的收入分析以后，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是试图建立一些更适用的原则。达德利·西尔斯批评了“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统治，认为它所分析的是发达的私营企业工业国的“特殊例案”（special case），应当在经济学原理中进行一次重大革命。刚纳·密尔达也要求欠发达国家产生出一代新的经济学家，他们可能创造出对他们本国问题更现实更切合的一种思想。但是两人的理想均未实现。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建立主要是在传统经济分析的框子内进行的，是对老增长经济学的修正和补充。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之处是：不是假定有一种顺利运行的市场—价格制度，而是对发展问题采取一种结构主义的方法。首先想到，需要克服的发展，“障碍”是什么，需要补充的“缺少成份”是什么。如果不发达经济同古典的静态国家有某些相似之处，那末古典经济学家所强调的延缓静态国家到来的积极力量，即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现在也加以强调，作为加速发展的力量。根据古典的传统，需要克服的主要阻力就是资本短缺。而从缺少成份的观点看，必须填补“储蓄缺口”，和促成技术进步。
（1）资本积累
在这方面，有罗森斯坦—罗丹提出的“大推动”理论，从欠发达国家农村的过剩人口出发，主张实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工业化，所以要进行大量投资。有纳克斯的“平衡增长论”，从“贫穷的恶性循环”出发，强调资本积累，在各个部门同时投资，互为市场。还有理查德·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井”，哈维·莱本斯坦的“关键性最低努力”，都是强调资本积累的。包括大推动、平衡增长、关键性最低努力的某些因素的，有沃尔特·罗斯托的“增长阶段论”，对新近独立的国家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主张，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要经过“起飞”，而起飞有三个主要条件：（1）生产性投资的比例，从国民收入的5%或更少，上升到10%以上，（2）开发一个或更多的重要制造部门，（3）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和制度的体制的存在或迅速出现，以便利用现代部门中的扩散推进力。迈耶说，在许多新独立国家，罗斯托的起飞几乎变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同时，哈罗德—多马的增长公式g=s/k（s=储蓄率，k=资本-产量比率），由于简单明瞭，也得到了重视和广泛应用，要使经济增长，必须增加储蓄。
（2）刻意的工业化
为较高收入而实行刻意的工业化，是投资配置的早期指针。要求实行工业化的理由是多方面的：民族主义的感情，相信经济独立能通过工业化而取得，为了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可以起能动的作用，剩余劳动力可以通过工业化找到新出路。亚瑟·刘易斯在1944年即提出牙买加的工业化，他是从牙买加和英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差距以及牙买加的大量失业和就业不足立论的。1949年联合国一个关于欠发达国家贸易条件的文件，也强调工业化。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五十年代的研究，更是竭力主张工业化，认为如果相信比较利益的原则和由市场力量所形成的国际分工，则由于穷国贸易条件的恶化，穷国与富国之间的不平等只会加剧。穷国在出口上须使用越来越多的资源以换取同等数量的进口，其积累资本的能力就会减弱。
（3）对进口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
在这方面，主要是用关税和配额来促进进口替代。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否认国际贸易能带动发展这个古典观点的正确性，认为老增长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结论不适用于欠发达国家的具体情况，因而主张实行保护主义。他们还认为，在历史上，正是国际贸易的力量实际上阻碍了穷国的发展。批评家不承认李嘉图所说的贸易双方均可获，而认为在贸易中是穷国失利而富国得利，至少说利益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富国获利比穷国更多。对古典贸易理论的批判，加上民族独立思想和日益增长的国家千预，就为保护主义奠定了基础。此外，进口替代似乎还是实现工业化的最方便的途径，国际收支危机的出现也刺激了保护政策的实施。还有保护幼稚工业的合乎逻辑的论据，以及通过保护使生产多样化，都使保护政策增加了力量。
（4）发展计划化
市价—价格制度的有效运转一旦被否认、并且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的大推动论据建立以后，离开赞成中央发展计划就相差不远了。前述联合国“专家小组”早在1951年就建议“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应当建立一个中央经济机构，其职能是考察经济、制定发展计划、就执行计划应采措施提供咨询、并定期就计划执行情况提出报告。发展计划应包括资本预算，表明资本需要量以及由国内国外各自提供多少。”报告特别强调公共支出五年计划的好处，以及需要实行全面计划化，以保证各个计划彼此一致并与可供利用的总资源相契合。
（5）外援
如果想要使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起主要的作用，那就也应强调来自发达国家的政府对政府的援助。作为发展的后来者，新独立国家应能从已经发达到高水平的国家汲取现有的资金、技术和技能。欠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某些最主要的欠缺成份，如资本援助、技术协助和经理技能，是能从国外获得的。
经济学家创立了若干从富国向穷国转移资源的论据。作为穷人的托管人，经济学者首先是根据道一义的论点来赞成外援，但是随即建立了一个纯粹的经济论据，就是“两个缺口的模型”。这种模型是以结构主义的概念为基础的，储蓄缺口影响投资，外汇缺口影响进口，二者均影响发展，但均可由外援填补，因而增加的国民收入要比外债成本高出好几倍。
（6）二元结构模型
早期发展经济学的上述各种成分，都综合在一个模型中，它在发展思想中最有影响，这就是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结构”（dualism）早已被认为是不发达国家的一个特征，这一概念很快就被纳入早期发展经济学中，建立了好几个“二元经济”模型，一般将经济分为两个部门，即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然后研究前者如何扩展并吸收后者。其中以亚瑟·刘易斯在1954年构造的二元经济模型结构最为简单，而表达却十分透辟和深刻，1954年5月。这一模型后来又经过费景汉和拉尼斯阐发，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现在通称为“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
乙 新古典主义的方法
尽管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也很可观，而失业和就业不足却长期存在，绝对贫困的人数很多，收入分配更不平等，这些现象，使早期发展经济学的乐观主义成为泡影，于是人们对于发展战略提出了种种修正。正是在对发展战略的修正中，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取得了节节的胜利。
在政策分析上，经济学家也更多地采用理性的方法。政策工具的选择，是从能利用各种政策工具的多种政策目标去考虑的，每种目标都要使用资源，因而都有机会成本（从所放弃的其他用途来看）。经济学家应当以最小的成本去达到目的，定出有效的政策，为此应当更多地依靠市场运转及其配置作用。对于理性分析的最大支持来自“项目评估”，其目的在使决策人对各种投资机会作合理的选择，或对某一投资机会提供予一以接受或拒绝的标准。
在资源配置和价格分析的新古典原理被重新发现并应用于国内政策的同时，同样的原理也被在国际方面应用。现在赞成外贸制度自由化和促进出口的人，也是从关心合理的价格制度和有效的资源配置出发的。但在分析国际经济时，新古典主义的原理受到了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反对。
对早期发展经济学即结构主义方法的修正，主要表现在以下列各方面：
（1）发展的目标
发展经济学家不再向国民生产总值的殿堂顶礼膜拜了，而是直接注意发展过程的质量。巴基斯坦的计划部长说（马哈布伯·乌尔·哈克，“七十年代的就业与收入分配：新的前景”：“过去我们被教导说，只要关心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它就会关心贫困。现在让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关心贫困，它就会关心国民生产总值。换言之，让我们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内容’比对它的增长速度更加关心。”发展不再被看成是目的，而是克服贫困的手段。提出了“随着增长的再分配”、“减少绝对贫困”、“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等“首要的事情先办”（first things first）的发展战略。因为早先的高速增长战略所假设的好处会“滴流”（trickle down）到穷人的机制在实际上并未发生作用，增长并没有给穷人带来好处。但是新战略并未提出对现有资产进行再分配的政策，而只是建议将增加的产出分给穷人较大的一份。创造了把增长和分配联在一起的“福利指数”（，其中G=社会福利增长加权指数，gi=第i个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增长率，wi=第i个五分之一家庭的福利权数，如W1=）。
对发展的满足基本需要的方法，是“穷人托管人”这一职能的具体表现。在七十年代，援助机构、国际会议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均集中注意于使这一目标更加明确和更易实施，尤以国际劳工组织1976年世界就业会议的报告最为突出。基本需要是指教育、保健、营养、水供应和卫生、住宅，为基层40%的家庭所需要的这些方面的货物和服务而它们自己又无力办到的，应由政府供应。
（2）就业问题
要减少绝对贫困、获得对增长的再分配并满足基本需要，就必须创造更有生产性的和报酬更高的就业机会。1951年的联合国“专家小组”认为，解决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经济发展。然而事实证明，强调经济发展并不等于强调就业，经过了几十年的没有就业的发展，现在不得不对就业问题直接进攻了。这方面的战略仍须从承认存在剩余劳力着手，然后根据修正的两个部门的模型，在有织组的和非正式的部门中去吸收。一这种模型的结构关系表明，就业问题实际上是一组互相关联的问题，涉及城乡人口流动、有组织部门的产坐组合、技一术。更多的劳力必须在乡村吸收，乡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必须减少。
有组织部门的产出结构也应当改进，更多地利用丰富的劳力，强调适用的产品和适用的技术，即生产大多数人需要的基本产品而不是专供少数人享用的高级产品；适用技术则是指用每一工人平均投资较少、使用劳动和当地原材料较多的简单的小规模技术，去代替直接进口、资本密集、精密的大规模技术，同时，也应考虑到不致减少产出。所谓更劳动密集的生产技术，意指有效率的劳动使用技术或有效率的资本节约技术，在等量资本上使用更多劳力的同时，并不降低资本的生产率，使就业和产出同时增长。
城市就业问题，不能专靠扩大现代有组织的部门去解决。所以必须对非正式部门加以扶持，提高其生产率，并沟通其与正式部门的关系。
（3）农业问题
经济史的教训是，工业革命依存于已经发生的或同时发生的农业革命。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却问题丛生，步履维艰。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发展战略集中注意于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认为农业只具有“工具价值”，能够而且应当对工业化作出贡献：提供劳力、粮食和储蓄，对工业品提供市场。对初级产品出口潜力抱悲观态度，政府采进口替代政策，在价格政策、税收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对农业实行歧视。现在由于就业、绝对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在农村更加突出，农业发展本身已经具有价值，承认工业和农业是相互依存的，在政策上应当支持这种相互作用。必须发展农业来提高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必须提高农民的生产率和收入来扩大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必须使农业部门改进生产技术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必须出口农产品和替代进口粮食来缓解国际收支和外汇的压力。
（4）外贸自由化
从老增长经济学的时代起，主流经济学家就把国际贸易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相信开发出口部门能有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而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则怀抱出口悲观主义，普遍主张通过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在理论上，一国贸易政策应采进口替代和出口促进战略，直至用于二者的最后一单位国内资源，从进口替代节约的外汇或出口赚得的外汇来说，收益相等。但在实际上，政策制订人将两种战略视为相互排斥的，在五十和六十年代，许多国家的政策明显地偏向进口替代。这种政策在政治上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能满足新独立国家的民族感情，认为它是减少对外依附的途径；还认为它是实现工业化的捷径，先生产消费品，然后生产中间产品，最后生产资本货物。
（5）人力资本投资
再有一项对早期发展战略的修正，就是从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转到强调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作用。要培养出这样的生产者：他们通过知识的取得、健康和营养的改进和技能的增长，能对发展过程作出更多的贡献。没有技术和经理方面的知识，单凭物质资本积累是不能增加收入的。西奥多·舒尔茨说，虽然农业发展极端重要，“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场所、能源和耕地，决定性的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进”。
迈耶在1954年对于当时发展经济学的状况作如下的总结（《走出贫困》第188页）：“虽然穷国的状况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远不相同，发展思想的主流仍然是植根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某些行为方面的假设已被修正，提出了某些修改，去容纳穷国的制度，结构上的特点受到了考虑；对市场失灵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可是，与某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早先期望相反，一门崭新的分支学科并未产生。相反，发展经济学家越来越依靠价格分析和市场机制的传统原理。
这是新古典主义方法的胜利，这种思想现在支配着大多数西方的发展经济学者。可是不要忘记，发展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学科，它有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单是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果真能够解决一切发展问题吗？迈耶和刘易斯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我们将在下面方法评价一节中加以论述。
丙 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在老增长经济学的时代，李嘉图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均可从国际贸，易获益，而列宁则提出了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新发展经济学兴起及发展战略修正时期，有少数人对主流发展思想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认为穷国同富国彼此利益冲突，没有调和的余地，穷国欲谋经济发展，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上进行彻底的变革。这种批评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对国际经济的比较温和的“造成不平等力量”（disequalizing forces）的分析，到更加有力的“依附”（dependence）学派的兴起和把穷国同国际力量“割断联系”（delinking）的勇敢主张。它们的共同的和主要的论旨是：穷国受到外部力量的侵害。穷国是国际制度中的发展后来人，它们在发展上遇到的主要障碍，不在于国内，而在于国外，在于这个国际制度的运行，它是造成国际不平等的机制，使穷一国与富国之间的鸿沟不仅永远存在，而且日益扩大。
在五十年代初，普雷比希、缪尔达尔、辛格是提出上述造成不平衡力量的三个主要批评家，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并不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有意的剥削”，只是国际市场力量的自由作用，造成了不平等的效果，于欠发达国家不利。缪尔达尔提出，“反浪效应”（back wash effect，使穷国与富国越来越不同的因素）会超过“扩散效应”。普雷比希与辛格则特别注意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
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依存于两个基础：垄断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他们关于穷国、富国关系的根本论点是：中心国家实际上敌视外围国家—的发展，欠发达国家今天要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不可能的。保罗·巴兰说：“肯定无疑的是，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和利益集团是极为有害的。落后世界总是代表着高速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的不可缺少的内地。”由于中心的结构需要的性质，
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关系必然是剥削的关系：通过各种渠道，剩余或利润从外围转移到中心。
丁 对三种研究方法的评价
发展经济学是一门只有四十多年历史的新学科，其本身尚未获得充分的发展。各方面的人士由于客观的需要，处在不同的工作地位，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根据自己所熟悉的不同理论，以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论点和方案，这乃是情理之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每一门新兴学科总是在前人所作贡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还有三个来源。对于上述三种研究方法，我们从发展中国家这个当事人的角度，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判断，协认为它们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但是对于这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都起了已定的推动作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只有排除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确认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如何才能得到发展这一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抽取它们各自的有益成分，并总结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战后几十年来发展生产力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构成这一新兴学科的系统的研究方法。
首先来看早期发展经济学即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它集中注意经济的增长，后来虽然发现增长与发展并不相等，但增长究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所强调的主要战略论点是：（1）工业化，（2）迅速的资本积累，（3）动员就业不足的人力，（4）计划化和一个在经济上发挥积极作用的国家。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事实，证明这些论点都是正确的，A.K.森曾根据各国的统计资料，作了详细的论证。他正确地指出，“传统发展经济学在指出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要素方面，并不是特别不成功。在增长因果关系的领域，传统分析中还保留了很大的生命力”。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的缺陷，是未能区别发展与增长的不同、没有注意到分配问题，即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发现了绝对贫困、失业、收入不平等恶化等问题后，有的发展经济学家又走到了另一极端，只强调满足基本需要而不注重工业化，未免矫枉过正。相形之下，令人感到结构主义提出的各个重点仍然是令天研究经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方法。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亚瑟·刘易斯在1983年12月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会长演说”，题为“发展理论的现状”，主旨就在讨论是否需要有门单独的学科——发展经济学。他把问题归结为，人均产出在2000美元以下的国家（按1980年的美元计算），在结构或行为上是否与富国不同，以致需要有不同的概念或工具去理解这些结构或行为是怎样发生作用的。他全文的意思，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他在文中提到：“发展经济学家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创建的新模型的单子是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的：两个缺口的模型，不平衡增长，剩余出路，荷兰病，二元经济，变相失业，结构性通货膨胀，依附，指导性计划化，适用技术，大推动，增长极，日益上升的储蓄率，低水平均衡陷阱。很明显，刘易斯在这里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实质上是指应用结构主义方法的那门学科，即迈耶所称的“早期发展经济学”。
其次来看新古典主义的研究方法。它强调市场和价格机制、资源的合理配置、理性的选择，对于发展商品经济是十分重要的。譬如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新古典的方法对我们就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人民日报》的一万位记者在一篇报道中，对一这一点作了透辟的论述，几是颇有代表性的，我们不妨在此作稍长的援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历史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本来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当代资本主义又使这个进程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发展。我们今天如何发展商品经济；建立起适合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包括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和行政管理，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研究和借鉴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吸取那些反映生产商品化、社会化共同规律的文明成果。过去长时期中，由于教条主义和僵化观反映生产商品化、社会化共同规律的文明成束缚，使我们不能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些的现实，对它很少了解甚至拒绝了解。认真改变这种状况，进一步解放思想，以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胆识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感，来推进研究工作，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达到新的水平”。他所说的“反映生产商品化、社会化共同规律的文明成果”，其基本原理，已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但是新古典的分析方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不是万应灵药。一方面，西尔斯在六十年代初所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种种局限性，至今并未完全消失，因为它是用来研究发达经济的，并不完全适用于不发达经济。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有许多问题，其解决超出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力量以外。
迈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处理选择逻辑时效果最佳，而选择问题是在任何经济中都存在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在经验内容上同发达国家的问题可能十分不同，其解决可能需要运用比选择逻辑更多的工具，并且选择逻辑也不能看作只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连同它的强调理性和选择逻辑）使经济学的内容更加丰富，但同时也使它的范围更加狭窄。一个世纪前，政治经济学让位于经济学，后者提出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狭窄。这就使得问题的答案更加严格和准确。但是从人是社会动物和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更大的问题常常是更加重要的。在发展经济学中，“发展”的意义本身具有更多的方面，发展的问题也变得更加广阔。发展经济学家的方法，却变得更加狭窄。作为穷人的托管人，发展经济学家所强调的目标已经超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围，所以理性保护人的方法论须加以扩充，去达到穷人托管人的目标。迈耶列举的问题有：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一人口问题，农业不发达问题，就业问题，国内和国际的分配不平等问题，穷人托管人和理性守护人两种职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问题，适用的政策技术问题，政策接受问题，外援问题，国际公共部门问题等。
亚瑟·刘易斯认为，在发展经济学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Developed）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重叠或复合的部分肯定是很多的，例如从供给与需求，和“货币数量论”这两个基本工具，就是彼此都适用的。可是差异也是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各自的经济学要一些各自的工具。他把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分成两部分：（1）与资源的短期配置有关的问题：差异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性质上，即是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受到影响，但前者所受影响更大。他把情况分为三类，一是价格与实际社会成本不等，二是受调节的市场会限制生产能力，在这两种情况下，穷国与富国均受价格失灵的影响，而穷国所受的影响则更大。第三类情况是，价格经济学的假设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其中第一种几乎完全是穷国的现象，即某些生产和交换不是受使收入最大化的欲望支配，而是一受“其他的”非经济的考虑支配。第二种情况是，发展经济学家不能不考虑政府的行为，经济学家必须使自己也成为一个政治学家。总之，在短期资源配置方面，发展经济学在一大半路程上是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结伴同行的，但是有更多的特殊案例，而且当单是根据“经济的”考虑作出决定时，也不能把其社会学的含义搁在一边，或者假定它是不变的。（2）在长期增长方面，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分为两类，即寻求什么是增长的引擎（The Engine of Growth），和考察什么是增长的格局（The patterns of Growth），在这两方面，发展经济学就不得不和新古典经济学分道扬镳了。他的结论是：发展经济学不是处在它的最辉煌的年代，但是它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他认为，“在任何思想领域，重大创新的出现是有起有伏的。需要有一个安静的时期去消化一次丰盛的宴席。一个科学领域，不应当因为它在十年之中没有迸发出灿烂的新思想就予以放弃。就我们所知，这种新思想可能正在喷薄欲出”（“发展经济学的现状”）。
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优点在于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产生的根源，为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不足之处是，在政策方面过于消极，如果要等国际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内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才能谈到经济发展，那真是俊河之清。一个国家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以后，只要有开明的政府和发展经济的政策，还是可以发展民族经济的。况且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也仍然面临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三
总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问题，涉及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内容十分复杂，再加士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就更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发展经济学本身还在发展中，还很不完善，已有的各种研究方法，如结构主义方法、新古典主义方法、新马克思主义方法，各有长短，应当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扬长避短，综合成为发展经济的方法体系，并通过实践去加以检验。尤其应当总结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新中国的发展经验，来丰富建设中的发展经济学的内容，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之资。
本文所分析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如何才能发展的有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称之为“发展经济学”是沿用旧名，也是因为它切题。有人为了避免与应用结构主义方法的早期发展经济学相混同，而改用其他的名称，如迈耶的书以“走出贫困：真正重要的经济学”(Emerging from Poverty：The Economies that Realty Matters)命名，科尔曼和尼克森的书以“欠发达国家的变革经济学”(Economics of change in LDCs)命名，我觉得这都是不必要的。不如堂堂正正地就称之为“发展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