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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阿瑟·刘易斯（Lewis, 1954）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区分为两个部门，即传统农业为主的“维持生计的部门”和现代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部门”。在传统经济部门中，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众多从而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或者说，在这个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十分低下。由于这个部门的存在，现代经济部门在增长和扩大的过程中，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变为同质的现代经济增长。因此，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成为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
二元经济发展有三个阶段和两个转折点。第一个阶段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典型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在农业中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极低，现代部门的工资基本不增长。到第二个阶段，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现代部门工人的工资开始提高，但是农业劳动力报酬尚未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在第三个阶段，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报酬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且两个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这个阶段的到来意味着二元经济特征的消失，国民经济成为一个匀质的整体。通常，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转变的时点，被称为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从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转变被称为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面临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这样一个挑战性的课题。农村改革在创造了激励机制的同时，也赋予农民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权利，随着各种体制障碍得到拆除，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转移，完成了一个经济史上罕见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也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和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累积和持续存在，到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以及很长时间内非农产业以相对低廉的工资成本吸纳农业转移劳动力等发展事实及其特征，显示出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与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所描述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相似性。因此，可以说中国经历了一个特征鲜明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Cai, 2016）。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开放条件下高速工业化对转移劳动力的大规模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趋于不断减少；与此同时，快速的人口转变也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接近尾声，劳动力供给能力渐趋羸弱。作为对劳动力供求新情况的反应，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随后更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演变为普遍性的劳动力短缺。按照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当劳动力转移到达这样的阶段，虽然劳动力并没有出现绝对的不足，但是雇主开始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来吸引工人，因而引起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普遍和持续上涨，这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典型表现（Lewis, 1972）。
围绕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研究者中形成了广泛的讨论，在相关研究领域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刘易斯转折点一时成为十分热门的话题。这一讨论的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用经济学范式和概念对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特征做出阐述，比平淡的叙事更有助于做出准确的判断，揭示出诸多与发展阶段变化相关的内涵和内容，并且为研究者进行定量验证提供了基准框架。其次，鉴于经济发展转折点是二元经济理论乃至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基于中国实际的相关讨论，一方面关乎刘易斯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甚至关乎发展经济学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用学术语言阐释中国实践和中国智慧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最后，从理论上准确界定一种经济现象或事实，可以提供一个更为清晰的分析框架，得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结论，为政策选择和实施方向、时效、力度提供较好的依据。
本文从讨论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关系出发，简述这一学术和政策讨论的过程，以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及其论证，也阐释作者本人的观点偏向，提供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证据，并揭示相关讨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这样，既便于我们更好理解刘易斯转折点概念和判断，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发展经验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最后，在做出一般结语的同时，本文尝试提出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十分活跃并流行于学术界的发展经济学，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式微，80年代以后在经济学圈子中便近乎销声匿迹。发展经济学命运的这个大反转，并非由于这个群体的研究成果花拳绣脚、无所建树，也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使得这门学问“飞鸟尽良弓藏”，而是来自于主流经济学的两大弊端，即狭隘和自负（narrowness and complacence）。本文使用这样两个贬义词并非情绪化的表达，而是反映其实际和具体的含义。
主流经济学的狭隘，表现在排斥一切不能建立整齐划一模型的研究范式。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回顾这段发展经济学兴衰史时指出，经济学当时的方法论演变方向，是要求发展经济学家以牺牲真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代价，构造可以阐释关键概念的可控而愚蠢的模型（Krugman, 1994）。特别是，以阿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 Rodan）和拉格纳·讷克斯（Ragnar Nurkse）等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说大多建立在“报酬递增”假设基础上，而在当时的经济学理论发展条件下，依据这个假设是无法建立起所要求的那种简而又简的模型的（Krugman, 1994）。于是，无论是决断地选择与主流经济学分道扬镳（如阿伯特·赫希曼），还是试图追随主流经济学的脚步，努力建立这样的模型（如罗森斯坦·罗丹），皆无一例外地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了。
主流经济学的傲慢，则表现在否认经济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在西方发展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既可以理解贫穷国家的问题，也足以给这些国家提出政策建议。例如，迪帕克·拉尔（Deepak Lal），也把阿伯特·赫希曼作为批评对象，反对其结构主义方法及结论，拉尔自己则倡导亲近市场机制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即1985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提出了“持续增长”的一揽子政策建议（Chari et al., 2020），随后又有一批坐而论道的学者将其归纳为“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 2004）。
可以说，阿瑟·刘易斯没有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狭隘”所攻击的主要目标，因为按照克鲁格曼的观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并不依赖报酬递增的假设。然而，他却没有躲过主流经济学的“自负”的对待，因而同样被束之高阁（Ranis, 2004）。包括克鲁格曼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宁信度，无自信”的态度，不承认任何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以致否认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所谓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从此出发，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在每个发展阶段上都会站出来，对“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发展百般批评，形成了“克鲁格曼-扬诅咒”（Young, 2003; Krugman, 2013；蔡昉，2021）。
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在1978—2020年期间实现年平均9.4%的GDP增长，其中在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的1980—2010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更高达10.1%。在这个高速增长中，农业劳动力转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根据计量研究结果，除了劳动力转移通过劳动力数量充分供给、劳动力年龄结构改善、资本回报率提高之外，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创造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成为整体生产率提高的重要贡献因素（蔡昉和王德文，1999；蔡昉，2017）。
三、 刘易斯转折点：提出、判断和争论
及时识别出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及其重要性，做出分析性的反应，解释原因并揭示政策含义以及展望发展方向，是经济研究的价值所在和经济学家的责任所在。针对中国现实中出现前所未有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早在2004年研究者就开始讨论这些现象的原因和经济学含义，在一些研讨会上和媒体报道上已经提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说法。随后，出现了一些比较系统论述的学术文章，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1）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相应地，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是否有意义；（2）应该如何定义从而判断刘易斯转折点，以及相应的经验检验；（3）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现实含义，特别是相关判断能够得出什么政策建议。
做出中国已经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判断的研究者，无疑是以认同二元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为前提的。而对此持异议的学者，大体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争辩，分别是质疑刘易斯理论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以及对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具有不同的判断。在简述这一争论之前，有必要对相关讨论的特点和主要文献做一些说明。首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最为常见的争论发生在非专业媒体上，在很多情况下仅仅就某位作者的个别判断句进行辩论，常常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讨论和评估。其次，按照学术规范进行的早期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地发表在专业期刊的专刊和论文集中，其中也反映了正反方作者的观点。最后，正如一位作者引用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的一句话——任何事实，一旦与某一理论相符，也便会与无数其他理论相符（Fleisher et al., 2011），实际上那些不认同刘易斯理论适用性的研究，最终也走到对中国劳动力是否短缺做经验判断这条道路上。可见，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不同观点，归根结底是个经验实证以及相关的定义问题。
关于二元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讨论，其核心在于中国农业中是否存在根据某种规范定义的剩余劳动力。很早以来，就有研究者依据新古典理论教条，通过经验研究否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例如，有研究估算出在农村改革前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正值，而农民所得与此也是相对应的（Fleisher et al., 2011）。追寻这个逻辑，葛苏勤和杨涛利用新的研究否认刘易斯转折点的适用性（Fleisher et al., 2011）。然而，这些研究结论与中国实践中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家庭联产承包制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在促进产出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也将农业生产中劳动力剩余现象显露出来。研究估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有大约30%—40%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为1亿到1.5亿（Taylor, 1993）。随后的研究也显示，劳动力剩余现象是普遍的。随着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成长企业以相对低廉的工资逐步吸纳了这些转移劳动力。这个过程既符合刘易斯关于农业中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力极低的剩余劳动力的假设，也符合工业部门可以在工资不变条件下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的预期，以及农业不会因劳动力转移而衰落的推论。例如，在1978—2020年期间，农业劳动力比重从70.5%下降到23.6%，农业增加值比重从27.7%下降到7.7%，与此同时，粮食总产量增加了1倍多，肉类产量增加了6倍多，园林水果产量到2019年就增长了28倍。因此，多数研究者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可以适用于分析中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既然如此，一旦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需求，出现持续性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则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在遵循刘易斯转折点这个范畴进行的研究中，
张晓波、蔡昉、都阳等的一些文章从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工资从停滞到上涨，以及劳动力市场其他方面的变化，论证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Belton et al., 2011）。而包括孟欣、南亮进和马欣欣等学者的研究，则固守过于严格的剩余劳动力定义，也未能充分理解中国劳动力数据的特点。既然认为数据并未显示农业与工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达到相等，因此他们便主张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Belton et al., 2011；Meng, 2014；Minami & Ma, 2009）。
实际上，刘易斯本人也认同在二元经济发展结束之前，有两个转折点（Lewis, 1972）。其中第一个转折点只需以劳动力出现短缺，以致产生对工资上涨的推动力为条件。而在学术界的讨论中，每当说到刘易斯转折点时，常常是指称这个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则需要以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达到相等为条件，一般被称为商业化点。由于劳动力数据以及边际劳动生产力从而剩余劳动力定义的复杂性，第二个转折点通常是很难界定的，而对于经济发展最具有意义的，则是第一个转折点。事实上，虽然研究者对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一些变化却具有诸多共识，如人们普遍注意到劳动力供求关系从而工资水平的变化。虽然对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的认识不尽一致，但往往也得出诸多类似的政策含义。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等越来越成为不容忽视的现象，直接针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争论也就偃旗息鼓了。
四、 转折点判断的重要性：理论与实践
虽然以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命名，但是，刘易斯转折点作为一个中国语境下的经济发展现象概括，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独创的经济学概念。刘易斯设想了二元经济发展转折点的情形，也做了一些理论的描述。但是，刘易斯本人并没有直接观察过任何一个国家经历典型的转折点，其他作者与此相关的文献也并不多见。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的东亚经济体，在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之际，一些研究者尝试做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例如，南亮进（Minami, 1968）论证，日本在大约196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但是，总体来说，由于当时及以后，主流经济学家已经不再采用二元经济理论解释经济发展现象，因此，类似的讨论并没有成为研究的主流话题。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的公共舆论界进行的经济发展问题讨论中，刘易斯转折点或刘易斯拐点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围绕其进行的争论仍然时有发生。涉及与此相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的文献也可谓汗牛充栋。一方面，这种讨论在特定的语境下重新激活了二元经济理论；另一方面，借助这个理论框架也的确有助于中国经济学家更好认识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特点。下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刘易斯转折点讨论的中国独创性。
首先，在中国的讨论中，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转变阶段被结合在一起，而这在刘易斯本人的著述以及其他相关研究中，均未能作为一个突出特点显示出来。在刘易斯生活的时代，人口转变理论已经出现，他本人也有意无意地把人口转变处在“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个二元经济的隐含前提。从此出发，对于刘易斯来说，剩下的就只是现代部门的扩大及其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而无需考虑人口转变的下一个阶段。在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中，由于中国学者把经济增长吸纳剩余劳动力和人口转变减少劳动力供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揭示出正是中国在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两个方面的超常表现，导致刘易斯转折点的快速到来，使得这个结论与理论逻辑和实际情况更加吻合。把人口转变纳入到刘易斯理论框架之中，构建一个扩展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在经验上则是把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人口红利，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研究特色（Fleisher et al., 2011）。
根据中国现实的发展以及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出现普遍性的劳动力短缺，还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都是以2004年为起点的，因此这一年份应该作为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时点（Cai, 2016）。并且，在刘易斯转折点这个理论概念揭示的基本特征之外，2004年还标志着一些与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相关的其他转折。例如，由于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加速，可以在初次分配领域观察到收入分配得到改善的效果；农村劳动力短缺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出现劳动节约型的趋势；劳动力市场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其他一系列有利于劳动者和民生的政策转变（蔡昉, 2010）。此外，如果按照某些学者的建议，即用“刘易斯转折区间”的概念代替刘易斯转折点（Garnaut, 2014），则我们可以看到从劳动力短缺现象显现的2004年，到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从而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的2010年，应该符合这样一个转折区间的特征（蔡昉，2018）。
其次，中国特色的体制特征丰富和完善了刘易斯理论，特别是在解释为什么农业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能被市场出清这一难题方面。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长期存在着剩余劳动力，而不能被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工资水平变化而予以结清，是难以理解的现象。对于这个质疑，刘易斯曾经含糊地认为是诸如工会等制度因素，阻碍了市场出清机制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特别是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共同形成的制度“三套车”，既足以在现实中阻碍劳动力流动从而剩余劳动力的出清，也能够提供为什么剩余劳动力持续存在，或者经济发展如何能够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理论解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结合中国经济特点和所面临的问题，围绕刘易斯转折点所进行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判断经济发展转折点这个单纯目的，从对转折点的论证和判断出发，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在远为广泛的领域，拓展了研究的内涵和问题，得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政策结论，并且反映在实际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可以说，关于刘易斯转折点讨论得出的诸多研究结论，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在诸如对就业矛盾从总量到结构性转变的判断、对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的判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署，以及一系列其他重大政策决策，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五、 结语以及待研究的问题
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概念作为思维体系中一个最基本的构筑单位，是理论家把所观察到的事物进行概括，以便最终抽象为理论的一个工具。因此，特定概念的形成也是进行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过程。经济学家在形成相对成熟或成体系的理论之前，常常把现实中的观察结果提炼为一些特征化事实（stylized facts），依据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刘易斯转折点进行的研究和讨论，也形成了一些基于中国现实的重要观察，同时尝试得出一些概括性的结论。首先，二元经济理论预期的现实表现，可以广泛地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观察到，因而该理论至少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具有适用性。其次，二元经济理论的一般结论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征结合起来，可以提高理论的解释力。第三，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以及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密切相关。最后，刘易斯转折点不仅表现为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同时还引起一系列与发展阶段相伴的经济社会变化，因而具有显著的政策含义。
经济发展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并不会由于一个人为定义的转折点而中断。相应地，经济学说史也是前后贯通的，因此，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研究和讨论并未时过境迁。如何使刘易斯转折点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刻画刘易斯转折点的中国表现，同时揭示中国特色与一般规律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经济学家有责任揭示出，究竟哪些独特的体制背景、宏观经济表现、独特的人口转变及其转折点、经济主体特征等等，会影响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时间以及特殊表现。
例如，进一步的研究有待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户籍制度是怎样在不断的松动中释放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同时，在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如何继续束缚劳动力流动，以及户籍制度迟迟不能根本改革的原因。第二，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一制度特点，如何使得中国农民工不同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乡城迁移者，失去农村的生计并陷入城市贫困，同时避免让农业陷入衰落，以致把刘易斯转折点演变为“粮食短缺点”。第三，中国快速的人口转变如何加速了经济增长，“未富先老”特征在何种程度上过早导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中国经济有哪些独特的增长潜力可以继续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