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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以险衅，夙遭闵凶”，这是西晋李密《陈情表》中的第一句，描述我国在1949年建国之初所遭危机也是恰当的。
1949年，靠“农村包围城市”接手大城市的新政权，一方面要面对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私人资本绝大多数囤积居奇的投机风潮；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不可能短期恢复的情况下，所有文教卫及公交警物等都需要现金开支，却不可能把发动农民革命参军和支前的低成本治理的方式照搬到城市。于是，新政权只能以赤字财政维持城市的基本运转，而在没有黄金或硬通货储备的条件下，也只能大量增发货币弥补赤字。
如此，按照现代经济规律演化出的不可逆结果就是通胀恶化，直接威胁新政权的生存。这也是很多下层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根植于城市的政权旋即失败的主要教训，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屡见不鲜……
今天，我们有如此全面的制造业体系和当年的一穷二白之间，有着强烈的对比关系。中国的工业化到底是怎么起来的？建国初的危机对中国制造业有着怎样的“催产婆”作用？第一代领导集体如何治理建国初期发生的赤字和通胀互相恶化的危机？以及如何扭转通胀压力下城市经济符合市场规律的“脱实向虚”？如何应对城乡二元结构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自觉抵制工业品下乡导致工业化难以推进的矛盾……
这一切，对当今困境化解也很有借鉴意义。
“国初经济危机”
我们是从清末开始，就通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引进消化吸收”等，进入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但是每一步，都跌跌撞撞，很难成功。
1929年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直接影响后起国家，日本就是这场危机中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国家，进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战争。
而这个期间，正好是民国政府在二三十年代完成形式上的国家统一，进入工业化叠加城市化的高增长时期，又因为中国不可能向外获得任何剩余来形成本国资本积累，只能对内。
所谓对内，主要是城市工业从农业提取剩余。
农业产出本来就低，如果过量剩余被城市工业提取，会导致乡村衰败，小农破产。国内以农民为主体的阶级革命，随之风起云涌，内忧外患之际，使得国民政府在三十年代开始兴起的“民国黄金十年”遭遇到了难以改变的危机。
那时候的那几代人，无论如何努力，客观上都没有条件改变这场内生性危机。
同时，由于民国政权相对稳定后于1935年到1936年改行纸币制，放弃原有用白银做货币的同时，却因美国白银提价而出现白银外流，遂从1936年开始逐渐陷入通货膨胀危机。
纸币是靠政府政治强权赋权的纸介信用，民国称为法币（一个国家的法定货币，指的是1935年至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的流通货币名称），一般来说，国家政治强权的权力有多大，向纸币系统做信用赋权的能力就有多大。但因为战争需要增加军费开支等，法币从发行之初，就不是硬货币，随着财政不断赤字，政府就得增发货币弥补，这个基本矛盾无法改观。
国民政府1948年有个深化改革，在美国人从来坚持的“美国第一主义”的善意帮助下进行的——政府借入4800万“美金”作为“金圆券”货币发行依据，这就实质性地改掉了原来法币制的“名义”主权货币体系。
但是，这种半殖民地性质的外汇本位的货币体系仅4个月就崩溃了，民国长期通胀随之恶化，使军费占比达80%以上的高赤字财政不可能再维持，现代金融与现代财政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军事上的失败。共产党靠小米加步枪的一个连队，能够让上万国民党士兵交枪，除了革命军人神勇之外，还因为国民政府确实没“真钱”给军队发饷了。
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土地革命时期主要靠发动农民群众参加土改来支援解放战争，农村根据地没有条件构建现代化的财政金融来支付农民做出的巨大贡献。解放军从村里取走多少小米、军鞋、门板（担架），打个借条就可以了。当年战争时期给农民打的借条，直到2007年还有兑现。那时，农村没有现代财政金融，却能够靠低成本的传统农村包围高成本的现代城市取得革命胜利。
但是，共产党刚一打进大城市，就立即遭遇到和国民政府一样的现代化困境——必须每天都要有财政开支才能维护城市管理，民国军队被打垮了可以遣散回家不增加开支，但是城市中的工商管理、教育医疗、街道卫生、警察治安……全部要靠现代财政才能维持。
由此，势所必然地发生所谓“国初经济危机”。
1949年，新政权首先遭遇的是接管大城市的严重财政赤字，虽然比国民政府时期低大约10%，但赤字率仍高达70%左右。新政权为了保证财政开支，也只能增发货币。但国民党在离开大陆的时候把国库的黄金和外汇全部带走了，按照教科书理论，这样发出的货币只能是“毛票子”。
全面去依附
面对如此严峻的危机，我们是怎么走出来并且进入工业化第一步的？
工业化第一步是什么？面对分散的小农经济，只有从小农手中获取剩余，才能有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的极度稀缺，这是任何发展中国家要进入工业化都绕不开的第一难题。更何况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带领西方全面封锁中国，想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给定的“出口替代”或“进口替代”理论、通过对外贸易来获得外部资本，门都没有。
只能眼光向内，对内获取农业剩余完成资本积累。
然而，建国初期第一大危机是旧政权放弃“主权币制”造成的恶性通胀，不仅没被革命终结，反而在农民武装包围并且夺取了大城市之后，延续了严重的赤字与通胀。
此时，若继续按1947年确立“新民主主义”给定的、与一般发展主义无异的“私营企业+市场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的、本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既定方针办，则新政权难以维持。虽然中国共产党明确要发展私人资本经济，但是在恶性通胀压力下，任何实体企业都没有利润可言。
实际上，中国经济所谓“脱实向虚”不是现在才发生，在高通胀的20世纪40年代末期就已经存在私有制经济脱实向虚了。资金从无利可图的实体经济大量流出，普遍进入投机经济，导致生活物资囤积居奇、外汇和股票市场多空炒作……但那确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使然。
幸亏，当时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比88%的传统二元结构。
幸亏，1947年共产党开始搞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执行的是历朝历代都要努力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的符合乡土中国的“农户理性”的土地制度。
到1949年建国以后全国推进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大拉平”土改，使占总人口88%的农民恢复了传统意义的小农经济，客观上不需要现代化的经济体制；这使得新政权只需用有限的财政能力，去治理覆盖占总人口比重不足12%的城里人的通胀危机及其次生问题。
新政权、农民、私人资本之间形成互动，具体看：
一旦土地到手，传统小农一般在满足简单再生产的同时还要追求扩大再生产，也就是扩大土地面积，那就要节衣缩食尽可能多地向国家交售农产品以积蓄现金；恰逢私人资本脱实向虚之际，必然把白米、白面、白布这些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哄抬物价。
这时候，新民主主义讲的是私人资本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应对这场危机。大量研究的结果也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应对不了危机的重要原因，是没法直接使用革命手段来解决问题，拿私人资本没有办法，市场经济嘛，私人资本和政府调控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私人资本在危机中更加获利，政府调控无效，民生受损，甚至政权维持不下去。
但是，新政权能够延用在农民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巨大动员能力——在上海、武汉等大城市里打“三白”战役。这时，共产党通过全国土改实现了历朝历代的“均田”但却不“免赋”，以便从农民那里得到大量的“三白”物资，有策略地投放到城市，用于平抑市场价格，迫使大批囤积居奇的私商的“顺周期”投机落败。
与此同时，农民还把出售农产品所吸纳的大约占政府总发行量40%的货币，为了今后买地需要，而储存到银行，这些货币不进入流通领域，也就没有造成通胀压力。这对农民微观主体而言是正常的做法，却在宏观上直接帮助人民银行大量回笼并在乡土社会沉淀增发的货币，同时也间接帮助新政权极大减少了财政赤字压力。
总之，新政权一方面靠回归传统的土改普遍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则靠增发现代货币换取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帮助政府压低了城市物价并且反过来吸纳了过量增发货币。到1950年下半年就把1948年民国金圆券改革造成的恶性通胀危机初步平定下来了。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
其一，土地革命派生出农产品贸易量增加、支撑增发的主权货币。
革命能够产生制度收益，我们称之为“革命红利”。当整个国家被西方完全封锁，意味着我们被迫实现了去依附，就像最近这几年美国一再提出制裁中国，让中国所谓脱钩，这其实是又一次全面的让中国去依附。
建国之初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被动去依附，到底是怎样走出危机的？
首先是政府理性，我们不能只强调私人经济的经济理性，还要强调政府理性，就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我们是一个战争打出来并且打了一百多年解殖战争的政权，能不能轻易的放松底线？关系到能不能放弃主权的原则！不能。因此只要我们不放弃主权独立，就得到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拥护，因为大多数人亲身经历了主权丧失、半殖民地社会对人民造成的伤害，所以，坚持政府理性就是要维护主权的同时使农民耕者有其田，就得到了中国当时占人口88%的农民——即最大多数人的拥护。
其二，本币之锚：“三折实”使本币基于实物信用。
接着，由于我们是主权货币，而这个主权货币当时是用解放区的方式，是折实的，当时的财政、金融都是折实，折成小米。毛主席当时工资是折算成一年三万多斤小米，一个部长几万斤小米，都是这样算的。我父亲那一代人进城当老师，也是按照折实来算他们的工资。
用折实的方式内生性地与土改结合，因为土改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以后，农民的产出在提高，形成的增产拿来跟政府交换，要存起钱来才能买地，于是政府大量增发的货币被农民吸纳，就使国家货币主权保持了相对稳定。独立主权向货币体系赋权形成的信用，农民是接受的，因为农民本身是革命主体。这意味着大量增发的货币储备回到银行，等于农民帮助国家完成了一个货币收发的闭环。农民销售的农产品被国家组织的物流系统调到沿海沿江大城市，打掉了投机把物价先降下来，实体经济就能复苏了。
所以，新政权对这场危机调控成功，一是得益于土改形成的革命红利；二是共产党在根据地形成的折实体系。二者都在扭转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为城市当时实行的是军管，所有的外汇投机、股票投机，全部被用军事管制的手段取消了。私人资本经济下，只要那些能够吸引金融资本投机的投资人大量进场，资金就不可能向实体经济投。所以，如果一手开放虚拟资本交易，一手还要鼓励实体经济，显然是自相矛盾。建国之初的主要做法，一是打掉投机才能让资金去搞实体经济。二是本币的锚很大程度上是折实，锚定在实体经济上。银行那时候都叫“存三白”，就是存进去钱的时候值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到取钱的时候还能买等量的白米、白面、白布。所以并不是老百姓直接把米面布存到银行，而是存到银行的钱可以相对实物等值地得到保障，
主权货币信用是用折实方式支撑的。这些都是化解通胀的主因。
其三，国家资本：重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财产关系。
国初危机化解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跟一般发展中国家差异很大的因素，就是新政权把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没收了，也把跨国公司代表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产没收了。通过革命所建立的经济成分叫国家资本，具有全民所有制属性，也意味着政府宏观调控中最可操控的手段就是国家资本，但它在最初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中是很弱小的。只是因为朝鲜战争第一次战役打赢，苏联开始向中国输出装备生产线，国家资本才得到了陡然加强。
苏联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的军事装备生产线在战时被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本直接吸收，就需要很多劳动力进城去搞基本建设。因为那时候没多少机械，所以挖土方、修马路、盖厂房，所有这些大规模基建都靠的是农民劳动力进城。整个“一五计划”期间有两千多万农村壮劳力进城，这些人未必适合工业，主要是搞基建的，就需要国家主办的供销社采购大量农产品来保障他们的生活，于是就构成了国家的物流系统和农村之间的剩余之间的交换，这个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国家资本经济体系就壮大起来，新民主主义阶段财产关系的所有制结构随之也改变了。
因为，当国家资本大规模加强的时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所以就有了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国家资本确实发展速度很快，1953到1956年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对私人资本的改造。此后，是国家资本以全民所有制的属性，形成了对农村中获取剩余的体制改造。
到1956年，伴随着国家资本完成对私人资本的改造，工业化叠加城市化显著加快。于是，大型工业品下乡的要求使得中央推出了以乡为单位的农村集体化，这以后的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主要来源于从农业提取的剩余。
其四，私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第一次逆周期调节。
上文介绍了恶性通胀被新政权缓解的基本经验。而危机之后进入萧条也是一般规律。私人资本的小规模企业，抗不住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对他们的打击，投机经济1950年被压抑之后，大量的私人资本在投机中的损失直接表现为进入萧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试图继续新民主主义，可无论怎样刺激发展实体经济，私人资本为主的中小企业就是活不起来。
一方面是这个通货紧缩、经济下滑的萧条阶段，另一方面是政府加强物资采购服务于战争需求；那就只有政府直接干预。然而，当政府直接来下场购买，形成对私人资本经济拉动的时候，双方都出了很多问题，那就派生了“三反五反运动”；随后，则是战争中得到苏联东欧“外资”直接战略性援助而迅速壮大起来的国家资本对私人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剪刀差提取的“三农”剩余
忘不了本，才有未来。中国工业化怎么来的？
据统计，随着农民收入增加，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总额从1950年的7.3万元增加到1952年的14.1万元，增长91.15%，比农民购买力增长速度高出11个百分点。
我们1949年出生的一批孩子，很多取名为铁犁。建国初期城市中刚有所恢复的民族工业，参照苏联通过马拉步犁提高农业装备系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先进耕作方式，生产出了“双轮双铧犁”。随即就有个“铁犁”下不了乡的故事，可以说明城乡二元结构客观上存在的对立性矛盾。
这种犁有两个犁铧、两个轮子，拉力比木犁增加一倍，可以同时犁出互相平行的两条，并且比一般犁沟垄犁得更深。相对于当时农民普遍使用的木犁，它被老百姓俗称为“铁犁”。其成本仅29元，而销价为39元（1955年后新币值）。
这在城市，应该是自主性的民族工业开始有了支农产品的大事。很多报纸大力宣传，很多进城干部都激动地给自己那年出世的孩子起名叫“铁犁”，无论男女。
但在农村，无论政府怎样宣传动员，却很少有农民购买。
因为土改之后全面恢复的传统小农经济，仍然是一种“资本浅化”的经济类型：一是村里的木匠打个架子，铁匠打个型铧，套个牲口就可以耕田了，并不需要再去购买一个“铁犁”；二是长期以来，村社内部包括工商业在内的多种经营并不走现金交易，因而村民没有购买城市工业品的习惯。
后来，这种双轮双铧犁还是靠“组织分配”半强制地下到农村的，但已经是农村开展合作化运动以后的事情了。
不过，由于这种“一刀切”的命令式做法没法考虑农村千差万别的地质地貌特征，确有一些地方显著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有很多地方分下来的“铁犁”因难以适应当地农地和牲畜条件而被置弃一隅。这个农村合作化之后的“铁犁”尾声也表明，正是有了农民合作体系的建设，才可以承接城市工业品下乡。
1956年形成了以乡为单位的集体化之后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形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之间的剪刀差，国家用剪刀差的方式提取了大约七千多亿的农业剩余，到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的时候，我们的国有工业的固定资产总量只有九千多亿，所以有人说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老农民创造的，是农业剩余提取进了城，变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不是凭空产生的。
越是加强剪刀差，农村可供分配的就越少，到60年代我全家都下乡插队的时候，我们一个直白的感受就是，集体能够分配的只是总产量中的一少部分，相当大部分在我们分之前国家已经拿走了，为什么说社员没有劳动积极性，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大锅饭，而是我们的大锅饭给农民留下的少，国家提取走的多。
很多人以为是农村集体化搞得不好，其实是城市工业化只能用农村集体化的方式提取积累。要明白，国家资本早期的原始积累和中期的逐步壮大是和这一系列历史的重大事件直接结合的，我们基本上是个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实事求是的政策体系。
今天所做的一切，应该说是一个历史延续的演变过程，从来没有中断。
在这些问题上，国家资本壮大和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资本和分散小农之间的矛盾，都是我们在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克服的矛盾。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董筱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罗士轩，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