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脉络与未来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重大的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成就的经验总结，更是对未来发展做了质的规定和路径选择。
    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
    1.立足国情选择改革开放之道路：历史之成功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有浓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过的道路，就是立足中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没有一个不断实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并符合发展规律的正确道路，就无法解释这段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国情出发，在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尊重人民群众、企业和地方的首创精神，尊重市场规律和世界发展经验，既有市场自发，更有决策自觉，启动了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税制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改革。特别是始终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同等重要”，极大调动了各类企业、各种生产要素提供者的积极性。这些改革的特点与路径，都不是西方学术理论可以有效解释的。多年来，不少国外学者批评中国改革不彻底，市场被扭曲，并不断作出停滞、危机、崩溃等预言，但中国持续大步向前进。中国改革开放40年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高达9.5%，显著高于主要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国家经济实力极大提升，中国GDP 1980年为1911.5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7%、德国的20.1%、日本的17.3%；2010年分别相当于美、德、日的40.4%、179.1%、105.7%，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1年达到17.7万亿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德、日的77.1%、419.9%、359.2%。实践表明了我们坚持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正确性。
    我们的开放道路的选择也坚持从国情出发。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多种生产要素都短缺，资金和技术尤甚，同时有五六亿之巨的农村劳动力亟待转移到城镇就业。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比重仅占2%，产业技术全面落后，可以说劳动力要素畸长而资金和技术要素畸短。尽可能增加城镇就业、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是这个阶段最重要最优先和压倒一切的目标。同时，那时的国际环境较为宽松，全球化迅速推进，大量资金技术在全球寻求投资地点，为我们带来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发展的时代机遇。多年较大口径的对外开放，不仅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和支撑了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更带动我国全球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贸易出口1980年为113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4.02%、德国的6.39%、日本的7.79%；2010年分别相当于美、德、日的89.1%、114.36%、192.61%；2021年达到3.55万亿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德、日的140.32%、177.41%、386.69%，为第一大出口国。
    2.发挥优势解决突出问题：今日之伟大实践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我们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党带领全国人民，在良好条件和重要保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大国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再次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例如，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再如，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取得巨大成就。2012—2021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5%的经济增长，累计节能约14亿吨标准煤，相应减少二氧化碳37亿吨，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球1/3以上，提前3年完成了2020年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国家还制定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建立了全国碳市场，气候投融资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发布《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通过金融手段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具体行动的实施。我国还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些彰显了中国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新贡献的明确态度。
    过去十年，中国研发投入快速增长，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科技实力大幅增强。到2021年，中国研发经费规模达到27864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2.44%，已接近经合组织（OECD）国家疫情前2.47%的平均水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OECD的相关统计资料，1995—2019年，中国研发经费规模与OECD国家研发总支出之比从2.53%上升到34.91%。2019年，中国研发经费仅次于美国，为5147.998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23%，居全球第二位。持续的大规模研发投入，推动我国产业技术总体水平持续提升。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产业技术全面落后，目前已进入各类技术并存、较为先进和先进技术不断增多的状态。总体上看，我国与产业竞争力直接相关的应用技术，大多数已经处于并跑状况。在一些新技术赛道上，我国更是快速成长为全球重要生产商和出口商。以新能源车为例，2021年全球产量为660万台，我国生产了330万台，占比高达50%。
    2021年，我们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四亿中国人民不仅收入显著提高，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也都迈上新台阶，国家实力极大提升，真正成为了与人口规模相匹配的经济大国、消费大国和科技大国。
    二、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方向规定和路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1.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大规模人口会带来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资源能源环境生态压力大。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规模巨大这个特色在不同时代带来的影响并不相同。较早时期主要体现为需要转移就业的劳动力规模巨大与现代产业体量较小投资规模较小因而吸纳就业规模较小之间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人口规模巨大，而且经济总量、投资能力、产业规模等都呈现出与人口更匹配的巨大规模。此时发展中的突出约束条件，是我们重要资源禀赋的短缺，我们要以占全球7%的土地资源、6%的淡水资源、3%的油气资源，支撑人口、GDP和投资规模分别占全球19%、17.7%和26%的大规模经济体，因此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进出口结构上必须有适应这种状况的特点，必须走资源能源节约型发展道路。
    第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诉求差别大。经济发展内涵丰富，包括收入、教育、健康、环境、休闲、安全、发展等许多方面。在收入很低时期，人民群众对发展的诉求高度集中，就是尽快增加收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因此国家可以将各种资源高度聚焦于经济发展领域，社会共识度高凝聚力强。收入有所提高后，教育健康等诉求开始出现，这几项诉求也有较高的共识。进入更高收入阶段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多元多样，不同人群对“发展”的理解和“优先发展”的选择出现分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参与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加。每个国家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碰到相似问题，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及人群之间差距和差别明显，问题极为复杂，必须统筹兼顾，处理好这么多相互制衡的因素。
    第三，两种机制结合复杂度高。如此大规模的经济体，一二三产业之间和各产业内部、投资生产消费分配之间、区域之间企业之间情况复杂，从这个角度看，更需要依靠市场机制处理复杂信息，建构多元激励机制，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换一个角度看，大规模经济体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空间和能力也较大，许多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研究需要国家的整体规划和推动，需要有全局观念、动态均衡的理念和结合两种机制的信念，处理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
    2.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明确提出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全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断发展深化：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的富裕而是有差别的富裕，推进共同富裕是一个共建、共享、共富，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共同富裕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和动态变化的目标。过去十多年，除了脱贫这个效果最为突出的成就之外，我们向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迈进。一是基尼系数下降：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21年的0.466；二是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从2010年的2.99倍收窄至2021年的2.50倍；三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按照2017年三口之家年收入9.5万元到47.6万元这个标准，2020年我国达到这个标准的户数为17872万，占全国总户数比重超过1/3，人数超过4亿。
    然而，共同富裕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任务，从有些指标能看出共同富裕稳定和全面提升面临的困难，过去几年基尼系数有波动，2015年曾降到0.462，2021年又回升到0.466。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明显拉大。得益于城市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居民财产和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而农村居民财产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中等收入群体有较高比重在一二线城市，其中收入偏低群体仍然有较大生活压力。
    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之路，要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要继续做大社会财富的“蛋糕”。这就需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需要实行贡献与激励相容的分配制度，实现创造财富、获得财富和享用财富的恰当正相关性。同样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要尽可能公平分配蛋糕，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生产蛋糕和分配蛋糕的问题，会持续存在于现代化新征程中，两者的博弈不会弱化也不会消失。我们需要研究，在共同富裕的要求下，收入差距多大算“过大”？“不过大”的收入差距能够接受的正向激励边界应该如何确定？正向激励满足“共同富裕”要求的天花板又在何处？这些方面，学术界应该做出在深入研究分析基础上的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议。
    3.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二十大报告中提及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都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华文明在传承发展中，还积淀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诸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等。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这些中华文化与全人类共同文化的智慧结晶，都应该得到传承与加强。
    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环境生态问题日益重视，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和减排行动更是日益成为全球议题的重点。但无论是我国还是全球，年平均气温仍然呈上升趋势，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复合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增加，现在我们面临自然生态系统的更大风险。大家的共识是，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长期、深层次的生存与发展的挑战，各国需要共同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而努力。无论从历史排放总量还是从当下人均排放量看，中国都不是居前列的国家。然而中国坚定地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本质规定之中，这是对中国也是对世界的突出贡献。
    今后加强环境生态保护和减少碳排放，具有一个新的有利条件，就是数字技术能够促进保护和减排行为与市场和社会激励相容。由于环境污染问题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所以长期以来市场失效，需要靠政府的力量加以强制和推动。数字技术带来了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可能性，数字技术提供的海量连接和巨大算力，环境中的多种形态排放、每一个主体减排行为的贡献都可以计算出来，而且可以追踪动态足迹。这就使得环境保护行为与市场和社会激励相容。这是一个广泛渗透的重要变化，希望能普遍改变各类主体的行为。
    同时，环境保护绿色发展是一个需要统筹协调、需要巨大投入、需要各方共同付出的领域，仍然需要政府发挥关键作用，需要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二十大报告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要求和部署，例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等等。政府这只手要更好地发挥作用。
    5.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规模和跨国资金流动规模持续扩大，中国以物美价廉的出口商品，以不断扩大的进口市场，伴随大量的资金与技术跨境流动，与世界各国建立起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这是奠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经贸基础。现在我们产业水平升级，可以向世界出口更多高技术含量高品质的产品，中国消费者也希望更多消费丰富多元的进口商品。我们有能力有意愿与世界各国建立更高水平更多类型的合作共赢的经贸关系，为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界环境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和高开放度的国家，我们国内的经济形势、进出口状况和经济调控政策，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力显著提升，成为其他国家重要的“外部环境”。同时，我们对世界经济形势和各大国经济调控政策的敏感度也在上升，国内经济受国际经济环境即“外部环境”的影响日渐突出。过去多年，我们在总体自由开放的外部环境下，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并与各国一道从中获益。今后，我们的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全球发展和治理规则稳定可预期的努力，不仅将是我们继续发展的需要，而且会产生重要的正外部性，为稳定全球发展环境、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合作出重要贡献。
    三、 观察与借鉴：理解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同时，也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创新，既强调中国特色，又是在与各国交流借鉴中不断发展完善。正是因为我们理解到激励约束、分权确权、价格信号和有效监管等都是激发动力的基础性制度元素，才会推动计划经济模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今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之路依然可以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和吸取相应教训，博采众长并少走弯路。现代化是一个整体进程，经济社会发展会面对不少共性问题。因此多数国家实践效果较好的发展元素我们可以学习借鉴，那些出了问题的方面我们要及早防范和应对。例如，随着科技水平提升，我们要加大原始创新力度。这个阶段，什么样的科技开发体系、市场导向机制、人才激励机制和国家投入机制，能够促进人才汇聚、创新成果大量涌现和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顺利，是有规律可循、有共性可借鉴的。这些规律和共性在我国特定国情和体制条件下，如何表现，作何引导，怎样激励和规范，都需要深入研究提出相应对策。
    （原文载于《经济研究》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