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核心提示：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新常态”这一概念，并在当年11月召开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首次阐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几个特点和发展机遇，在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经济新常态趋势性变化与重点任务做了更深入的阐述，强调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刻认识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经济新常态，需要我们完满实现“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同时还要认真制定好“十三五”规划，把经济新常态思想贯穿“十三五”规划谋篇布局全过程。
    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逻辑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当前，理论界和社会上出现关注经济新常态的热潮，确是好事。同时，也有泛化倾向，干什么都讲新常态，有的甚至把新常态当成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正因如此，我们首先要清楚，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它有什么样的内涵和特点？只有弄清楚了这些基础和前提问题，才能讲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的问题。否则，就容易出现偏差，甚至犯大错误。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有哪些。在2014年11月召开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谈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这里讲了三条主要特点，即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三个方面。请注意，这里讲的是主要特点，也就是说，还有其他特点，只是没有一一摆出来。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从九个方面论述了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强调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里实际是讲了四个特点，即发展速度、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四个方面。这次概括与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概括有完全一致的地方，如发展速度，也有内容一致但表述略有区别的地方，如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还有新增加的内容，即发展方式。这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认识和概括，也在逐步深化和完善。
    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经济新常态，是高瞻远瞩的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的判断，揭示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新变化，研判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体现了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新变化的深谋远虑，表达了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质量效益提高的深切关注。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理论与实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突破，表明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把握更加成熟，对科学发展的认识更加自觉，的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从此开启了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新征程。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旧状态有很大区别
    如果用简要的话来解释，旧状态就是 “经济结构的低水平野蛮生长”，满足于“跑马圈地”和“占山为王”。新常态则是 “经济结构的全方位优化升级”，致力于实现创新驱动。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否实现创新驱动。如果再展开一些，则具体区别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从增长速度来看，旧状态是高速增长，而新常态是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水平，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是典型的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是难以长期持续下去的。伴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能源资源环境的约束，我国经济开始向新常态的中高速增长转变，增速大体在6%-7%左右。
    第二，从发展方式来看，旧状态是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而新常态是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过去我国经济“跑马圈地”的粗放式增长极为普遍，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过度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第三，从产业结构来看，旧状态是中低端水平，而新常态是追求中高端水平。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方式较为粗放，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产业占据很大比重，产业结构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由于我国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传统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少，“刘易斯拐点”正在加速到来。新常态下，产业结构必须从增量扩张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优化升级。
    第四，从增长动力来看，旧状态主要是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推动经济增长，而新常态是强调创新驱动推动经济增长。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很快，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第五，从资源配置来看，旧状态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市场起基础性作用，而新常态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常态下，我们要更加尊重市场、理解市场，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限交给市场，并通过合理运用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结构性改革等方式来完善市场机制，弥补“市场失灵”，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第六，从经济福祉来看，旧状态基本上是非均衡型发展，而新常态是向包容共享型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城乡居民收入增加。但由于政府调控不力、市场体制不完善，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新常态下，要释放改革红利，更加关注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使其持续较快增长，迅速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以新常态为依据规划“十三五”战略任务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新常态的新阶段，处于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攻坚期，是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冲刺阶段。制定“十三五”规划，要把经济新常态思想贯穿始终，认真落实“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以“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为主线，对未来5年甚至更长期的发展进行战略谋划。
    “十三五”时期的战略任务主要有：（一）坚持稳中求进的总体基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增长。在经济新常态下，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要确保经济增长稳定在一个合理区间。（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培育壮大新产品、新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三）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逐步化解产能过剩风险，加快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四）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大农村改革创新力度。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进一步加大农村改革创新力度。（五）加大全面深化改革力度，促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和巩固简政放权的各项改革，推进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和要素市场化等改革，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加快推进利率、汇率和资源品价格等市场化改革。（六）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促进地区协调协同发展。在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重点推动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土空间开发战略。（七）加快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扩展扩大内需空间。加快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确保到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各项目标和政策举措落到实处。（八）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节能减排目标实现。要加快构建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切实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九）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争创开放型经济新优势。要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加快推广上海自贸区的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推动高铁、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优势产业走出去。（十）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包容共享发展。继续抓好重点领域的各项民生工作，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民生保障制度体系。（十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配套作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各项改革，凸显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各项改革的协调配套效应。（十二）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各项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能否最终落到实处，关键在党。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中央对各项战略任务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对人大、政府、政协、“两院”党组的领导。
    新视界
    以新常态超越“新平庸”
    蔡昉在《人民日报》撰文认为，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等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显著放缓的预测，与国际上关于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的判断不谋而合。但这类预测没有对中国经济减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完全能以新常态超越“新平庸”。
    据萨默斯等预测，今后10至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显著放缓，年均增长率将下降到2013-2023年的5%，然后进一步下降到2023-2033年的3%略强。其预测依据是所谓的“趋中律”，即任何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都是一种异常现象，终究要回归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大体上就是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类似的统计分析也显示，在人均收入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时，大多数经济体遭遇了增长速度明显减慢的命运，平均从6%-7%下降到略高于3%的水平。这与国际上关于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的判断不谋而合。但是，这类预测既没有对中国经济减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明显低估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我国经济增速处在世界平均水平线上下哪个位置，绝不是由什么统计“规律”先验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我国的经济潜力和政策应对。全面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准确理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原因，并主动适应和引领这个新常态，我国经济增长就能实现对“新平庸”的超越。
    认识新常态，需要认识到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不是周期性的外部冲击所致，而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长期趋势，是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必然结果。我国传统上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并在出口中占主导地位，其“比较优势指数”（即我国该类产品出口比重与世界贸易该比重的比值）从2003年的4.4下降到2013年的3.4。这就是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快于世界同类产品贸易量，经济增长减速主要不是外部需求冲击造成的。新常态下，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投资回报率下降，结果必然是潜在增长能力降低。
    适应新常态，需要加快增长动力从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2010年以前，我国人口转变的总体趋势是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的人口机会窗口期为充足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供给、高储蓄率和积累率以及高资本回报率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使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这些增长源泉或者消失或者式微。只有使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才能更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新的增长源泉，实现长期可持续的中高速发展。
    引领新常态，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动力转型，提高潜在增长率。我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有信心维持中高速增长，超越国外经济学家所预言的“新平庸”。其理由主要是：首先，坚持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将继续为我国带来开放红利。其次，从人均收入和科技水平看，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仍有较大差距，这意味着我国仍然拥有后发优势，可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第三，全面深化改革将进一步消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释放和要素优化配置的体制障碍，进而从双重改革红利中获得增长潜力：通过挖掘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延长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机会窗口期；通过加快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形成新的增长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