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龙：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把握调控落点

    2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改革政府投资管理方式和转变职能，以便利投资创业、规范市场秩序。
    去年以来，随着政府简政放权以及多项改革举措的落地，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出现了积极变化，市场活力得到释放。然而，在经济增速的换档期，习惯了长期高经济增速的部分市场主体难免会感觉到“阵痛”。2月5日开始实行的“普降+定向”组合式降准，再次印证了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审慎平衡的调控思路。
    业界普遍认为，在我国经济向新常态过渡时，一方面要避免强刺激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另一方面又要把握好微调的时机与落点。调结构需要缓冲期和缓冲区间，只有经济增速不滑出合理区间、避免经济硬着陆，结构调整才有条件和余地。这要求宏观调控应当因经济形势变化而实行动态的、弹性的“脉冲式”微调，才能实现经济在稳定增长中的提质增效，改革红利和市场活力才能逐步发挥。
    相机抉择 审慎权衡
    有许多专家指出，这轮经济下行并不是周期性变化，而是结构性变化，出口导向、低成本制造、投资驱动型、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这些因素的变化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长期性趋势。
    换言之，就是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产能过剩以及地方债等结构性矛盾的凸显，倒逼政府在宏观调控上主动作为，促成新旧驱动力的转换。否则，经济就可能硬着陆，影响就业水平以及债务可持续，包括不良贷款上升、影子银行风险爆发、地方债务违约等。
    事实上，我国地方债务很大部分属于或有债务，地方融资平台很多项目已变成投资，而不像西方国家比如希腊等是金融债务。我国系统性风险并不严重，但我国地方债问题严重在期限结构的错配，基本发生在基层（县级），如果继续延续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模式，有可能造成集中在某些时点上的债务违约。
    解决经济结构性矛盾必须依靠改革，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让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化，脱离财政，变成项目融资、PPP（公私联营合作）等。
    不过，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并非短期内就可以显著奏效。正是因为“4万亿元刺激计划”等旧的增长动力释放完毕，新的增长点正在培育，对经济的支撑作用还未稳定，所以才需要改革和调结构，以促进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形成。在这种背景下，宏观调控需要相机抉择，审慎权衡。
    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
    客观来看，眼下经济运行已经到了增强前瞻研判、适时预调微调的关键阶段。首先是结构调整的效果持续显现，“三产”结构趋于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力增强，信息消费等高端消费热点正在形成。
    与此同时，经济仍然处于下行趋势，2015年1月，PMI为49.8%，环比下降0.3个百分点，从2014年8月就持续下滑，并在今年1月跌破了荣枯线。CPI同比涨幅从去年9月就下跌到2%以下，PPI从去年7月开始同比下降幅度持续扩大。
    这轮经济放缓既有主动调控的原因，还受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长期因素的影响。从调控时点来看，春节前市场流动性缺口较大，同时资本项目的逆差导致外汇占款减少，年初以来西方多个国家采取了降息、货币宽松，我国外资还有可能加速流出。短期内流动性趋紧凸显出了加大预调微调力度的必要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认为，央行此次降准把握住了市场时机，顺应了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从中仍可看出定向调控和结构性调控的思路。因为目前货币市场整体利率上升，受季节影响，春季前回购利率有所升高，直接说明了市场上资金的紧张状况，放出货币是必要的。去年四季度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扩大至5595亿元，资本流出情况严重，国内也有必要释放流动性。
    稳中求进孕育改革条件
    徐洪才分析，全面降准并不意味着强刺激，而是短期内防止经济过度下滑以及缓解流动性紧张的微调措施，属于相机抉择中的时点调控选择。
    为了维持经济持续稳增长以及长期调结构的改革目标，政策部门需要适时调整，而在货币方面，缓解流动性紧张、保持合理充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虽然我国经济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平缓式下滑，但是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和力度均较以往有所减小。这表明了当前的调控方式仍然是定向调控、松紧适度，目的是塑造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为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腾挪空间。
    另外，在宏观政策上，货币政策需要与财政、产业政策协调配合，才能实现以定向调控促进结构调整的效果。我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但应防患于未然。当前需要在经济增速仍处于合理区间、区间调控仍有弹性的有利时机下，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促进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