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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摘要 目前，中国掌握了很多现代科技知识，同时也具有研发诸多领域前沿科技的能力。但是，中国还不是站在科研开发前沿的国家。本文在回顾历次产业革命与各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一般性规律，以期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启示;同时，考察解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不足，提出应对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参考意见;并讨论 “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为改进人才培养机制和提高“社会能力”，进一步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建议。
关键词 经济起飞 后发优势 社会能力 李约瑟之谜 钱学森之问
技术进步和创新从未停止过，只不过有些时候显得寂静，有些时候比较活跃而已。人类社会之所以有今天，本质上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带来的。在历次产业革命中，都有一些国家能够把握机会进而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宠儿;而另一些国家则不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丧失机遇甚至成为“弃儿”。俗语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掌握相当多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具有识别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和前景的眼力，更具有研究和开发诸多科学领域前沿技术和创新的能力。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还不是站在科学技术和研究开发前沿的国家，还存在诸多阻碍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障碍或弊端。中国还是一个半工业半农业国家，没有实现完全的工业化，发展不够均衡。一方面拥有高度发达的城市和高科技产业;另一方面要解决相当多的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既要快速发展，又要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而且要跟上世界和时代的潮流，甚至要领先于人，这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个难题和挑战，当然也是机会。
本文在回顾历次产业革命与各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其一般性规律，试图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启示。同时，也考察解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不足，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参考意见。并就“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进行尝试性讨论，为改进人才培养机制和提高“社会能力”从而进一步发挥“后发优势”提出建设性建议。
历次产业革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
当我们翻阅任何一本世界科学技术史著作时，都会发现一个现象：越往早期看，越会更多地看到北非(埃及)、中东地区和亚洲(中国)的成果;而越往后期看，越会看到更多欧洲和美洲科学家的名字。①在几千年世界历史中，这种“角色转换”经历了几个过程，而每个过程都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欧洲人的贡献自公元前800年前后(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立)开始增多，但在公元500年至1400年(大约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相对较少，这时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从1450年开始，欧洲逐渐占据科学研究的主导地位，而北非和中东地区以及中国的势力大约“消失”在16世纪。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美国的“身影”，19世纪逐渐增多，可以与欧洲分庭抗礼，到了20世纪甚至超过了欧洲，而且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今天。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开始，间或出现日本人的名字(如：1897年志贺洁发现引发痢疾的病菌，1916年本多光太郎研制出永久磁性合金钢)，而1950年以后也会偶尔发现中国的成果(如：1965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73年袁隆平成功研发水稻杂交技术)。②
以上现象绝不仅仅是科学技术领域的发现和发明，它一定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经济发展。除了个别情况外(科学研究会有偶然性)，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社会(或国家)会拥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二者不仅是密切相关的，也是相互促进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能提高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能增加产出，产出的增加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改善，从而为科学技术研究提供物质基础。那些辉煌一时的文明古国一定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而近代以后科学技术领先的西欧、北美和日本也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换言之，由于经济相对发达才有了文明古国，也是由于经济高度发达才使得当今的发达国家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下面，我们集中讨论产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通过观察18世纪中期以来的历次产业革命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次产业革命大约相隔100年。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第三次产业革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中期以后。这也许是个巧合，也许不是。经济周期理论中的“长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认为一个经济周期大约为50年～60年。③依据这个理论，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国家一共经历了(或正在经历)5个周期。由于这个周期时间太长，涉及的因素太多(如战争、技术革新、政治变革)，无法进行更为精致的观察和研究，因此这个理论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科学技术的变革和进步一定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
此外，还可以观察到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特征：即由点到面进行扩展和传播，使得大多数国家能够从中得到好处。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S. Kuznets)的研究，当今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④开始时期如下：英国1765年～1785年;法国、比利时、荷兰1830年～1840年;美国1834年～1843年;德国1850年～1859年;瑞士1865年;丹麦、挪威1865年～1869年;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1861年～1869年;加拿大1870年～1874年;日本1874年～1879年。⑤由于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因此只有英国在这个时期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此后陆续波及到北欧、西欧、南欧和北美以及日本，在这个波及过程中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而这时的科学技术革命也随着这种波及和扩散效应逐渐从英国转移到其他地区，这一点与上面指出的现象相符。类似的研究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罗斯托(W. W. Rostow)作出的，他以“经济起飞(take-off)”概念作为依据为各国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开始时间作出了判断：英国1783年～1802年;法国1830年～1860年;比利时1833年～1860年;美国1843年～1860年;德国1850年～1873年;瑞士1868年～1890年;日本1878年～1900年;俄罗斯1890年～1914年;加拿大1896年～1914年;阿根廷1935年;土耳其1937年;印度、中国1952年。⑥虽然定义和内涵略有不同，罗斯托的研究结果与库兹涅茨的结论之间，除了跨度稍大一些以外，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罗斯托在其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第三版序言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学说，将经济发展阶段分成了四个等级，并列举了各国的发展状况，其中包含了一些后来的国家。这里只介绍发达国家之外的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起飞时间：阿根廷、土耳其、巴西1933年;墨西哥1940年;印度、中国、中国台湾、伊朗1950年代初;韩国、泰国1960年。⑦从罗斯托的研究看，经济起飞和发展过程从西欧开始，逐步向南欧、北美、再向亚洲地区扩散，而且他预言将来也将扩散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最不发达地区。他对于其中发展状况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十分看好。他指出：“可能在2010年～2020年以后的某个时间，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就会完全吸收目前正在迅速展开的技术革命。但是，除非发生某些全球性灾难，我很少怀疑会出现完全进入技术成熟的我称之为第四个发展等级(fourth Graduating Class)，所有这些意味着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的分配将是21世纪上半叶全球竞争舞台的中心特征。”⑧
那么，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有没有科学技术上的支撑呢?我们可以从代表科学技术应用状况的专利发展中窥见一斑。表1列出了主要发达国家1885年～1950年申请和授权专利的件数，这个时期正是第二次产业革命到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时期，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不论是申请专利还是授权专利，美国都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而且超出第二名德国(申请专利)或英国(授权专利)一倍。德国、英国、法国各自排在第二至第四位，意大利和日本相差较多。第二，各国都有一个递增的倾向，美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比较快速，英国和法国相对缓慢。第三，各国申请数量和授权数量的比例关系不同。美国、英国和法国大约一半获得授权，意大利偏多，德国和日本偏少，这与各国专利制度有关，有的国家审查严格，有的则相对宽松。⑨总之，这些代表科学技术进步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数据基本上反映了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美国不仅体量很大，而且上升也较快;德国增长迅速，数量也不少;日本加紧追赶，数量上相对较少;英法两国基础雄厚，但前进步伐稍慢一些。⑩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近代专利制度不仅建立的时间晚，而且效果也不如人意。1912年北洋政府工商部颁布的《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是最早的体现，而后经过数次改进。但是，其内容依然十分简单，甚至还称不上是一部专利法。更重要的是，到全国解放的这几十年当中，也不过授予了百十来件专利。国民政府的专利法是1949年颁布的，这部法律由台湾地区继承至今。1950年，大陆地区实施了《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规定发明权属于国家，因此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专利法。正式的专利法成立于1985年，这与日本的专利法整整相差100年(日本是1885年)，这既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间，也间接地证明了两国经济发展的差距。11
我们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中能够总结出哪些启示呢?图1总结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单一过程规律和波段性规律。S型曲线有：“传染病曲线”、“增长曲线”、“成长曲线”、“普及曲线”、“创新曲线”等。“传染病曲线”表示，一种传染病从出现到扩大再到收敛，呈现出S形状，也就是开始时被传染的人较少，经过一段时间有更多的人感染从而形成一个扩散状态或“爆发期”，接下来由于“抗体”的出现和防御、治疗手段的进步等，被传染的人数开始减少，最终结束。“增长曲线”，也叫“成长曲线”，表示经济增长相似于生物的成长过程，开始增长率较慢，经过一个积累时期以后，增长率加快，甚至有一个高增长的时期，然后再下降的过程。“普及曲线”通常指商品的消费和技术的传播都有一个开始较慢，然后快速增长，再到下降的过程。这是由于人们对于某种商品或技术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所谓“一传十，十传百”就是这个道理。“创新曲线”是指，一种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开始时会遇到很多困难，难以有很大进展，需要反复“试错”，当某些技术难题被攻破之后就会有一个比较顺畅的过程，再接下来还会遇到“瓶颈”，或该项技术变为成熟技术而发展受到限制。12以上所述为第一个过程，如果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或传播来说，就是单一技术的过程。
从科学技术整体和连续性的角度看，在第一波“衰减”之后，继而会有第二波和第三波发生和跟进，因此我们称之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波段性”或“阶段性”规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科学技术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的过程。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科学技术发展有时相对较快而有时相对较慢，或者会有所谓“波浪形”发展形态，时高时低。某些时期会出现集中爆发的情况，而另一些时期则相对停滞，没有突破性的成果出现，也可以比喻成“黎明前的黑暗”。但实际上都在进行知识的积累，这个时期其实更为重要，因为在某项技术被突破之前，大家都站在同一个出发点或起跑线上，问题是能不能站在这个点或线上。13另外，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S型曲线从左到右呈现出越来越陡峭的形态。
这是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也由于信息化时代的出现，技术研发和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过去研究和开发一款汽车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现在只需要一两年。各类家用电器、个人电脑、照相机、手机等产品的更新换代都证明了这个现象。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年初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新华网，2013年1月5日)。虽然这段话主要谈的是政治问题，但是也可以用来理解经济问题。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连续性的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为：前三十年虽然不如后三十年发展得好，但是为后三十年打下了基础;后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三十年。
话分两头说，先说前三十年。这个时期是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原子能、航空航天、电子和信息、医学和生物学等科学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为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大量应用性技术。例如，原子能发电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煤炭和石油等石化燃料的供给不足问题;大型飞机的生产为各国之间的交往和运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大型货轮、油轮和集装箱技术的进步使得国际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半导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大大节省了资源和能源，而且提高了效率;各种抗生素的开发和应用极大地抵御了如肺结核等严重传染病的蔓延，提高了人们生活的质量;新型医疗器械的开发和治疗技术不仅缓解了医疗过程中患者的痛苦，也提高了诊断水平。
同期，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经济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从1950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快速发展时期，被称为资本资本主义的“黄金期”或“小阳春”，主要动力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141950年～1973年，法国实际GDP年均增长5.06%，意大利年均增长5.65%，英国年均增长2.95%，美国年均增长3.94%，加拿大年均增长4.98%，日本年均增长9.30%。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前苏联年均增长4.85%，东欧7国(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合计年均增长4.86%。15也可以把这个时期看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增长率竞赛”期。
然而，由于科学技术及其应用主要掌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更多地依靠“粗放型增长(extensive growth)”，而非“集约型增长(intensive growth)”。所谓粗放型增长，指的是经济发展依靠人力和物力的更多投入，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换句话说是“低水平重复”，而不是递进式或螺旋式上升。因此，粗放型增长虽然增加了数量，但是没有增加质量，社会进步得不到体现。相比之下，集约型增长是尽可能少投入多产出，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这样既能提高产出水平又能够提高产品质量。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多地表现为粗放型而不是集约型，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国的国情所限，所谓“人口多，底子薄”和“一穷二白”。所谓底子薄，除了社会财富少，生活水平低之外，更重要的是工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水平低下，人力资源不足。另一个原因是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对峙，互相封锁，缺少与外界的交流和沟通，没有引进和消化先进技术的机会，也无法全面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大不一样，不仅通过“请进来”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也可以通过“走出去”直接到发达国家学习、考察和研究，这使得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有了一个飞跃，这种现象被称为“后发优势(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16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正是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形成和普及期。最具代表性的科学技术进步就是电子计算机的小型化、高性能化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其他，还有转基因等生物技术的进步和新材料、新能源等的研究开发和普及传播。这使得中国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普及上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和进步，如2012年我国申请专利的数量超过美国，排名世界第一。17
英国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J. Needham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一个疑问：从1世纪至15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但欧洲在16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其阻碍因素是什么?这个疑问被后人称之为“李约瑟之谜”(也称“李约瑟难题”)。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作出了各自的解答。例如：“高水平陷阱说”认为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限制了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产权限制说”认为中国缺乏对于个人财产权的充分尊重，制约了个性的发挥和创造力的提高;“中央集权说”认为高度的统一和集权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官僚体制说”认为中国的官僚体制限制了人们发挥想象力，难以进行创造性研究，如科举制度;“闭关自守说”认为中国“重农思想”严重，商人地位低下，不重视国际贸易，导致闭关自守。18
以上各种观点虽然各有道理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是都存在一个重要局限：即它们能够解释现代中国为什么落后，而不能解释过去中国为什么先进;或者说能够解释过去为什么先进，而不能解释后来为什么落后。本文在这里不想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只想提出两个问题供人们思考。第一，所谓“李约瑟之谜”存在一定的“误区”，至少是我们解读有误或过度解读。如前所述，虽然16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确领先于世界，创造出了诸多辉煌成绩，但是其他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阿拉伯、希腊、罗马)同样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这些国家后来也没有成为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领导者，有的甚至还不如中国。19第二，后来的中国不仅科学技术领域，在思想方面也没有出现能够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相媲美的具有独创性的学说。因此，应该说整个社会缺乏能够鼓励创新的机制，其最大障碍就来自于封建专制思想的束缚。这种束缚根深蒂固，至今并没有完全解放，甚至依然严重地阻碍着我国的社会进步。
与“李约瑟之谜”相比，我们更应该认真思考“钱学森之问”。2005年，钱学森在接受温家宝总理在看望时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所谓“钱学森之问”，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发明创造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我们先看第一个层面。在学校教育方面，中国虽然赶不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佼佼者，不仅基础教育比较普及，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也具有一定优势。在数量方面，每年有超过600万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走上社会，其中大部分是理工科毕业生;在质量方面，我国不仅有“211工程大学”和“985大学”等重点大学，也有能够进入世界前100强的著名大学。从硬件上看，这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对教育的投入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对高等教育和重点大学的投入。加上社会资金的介入，大学的办学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很多学校不仅拥有宽敞优美的校园，而且有现代化多功能的教室和图书馆。
再看软件方面。这里说的“软件”指的是：学校的教学理念和方针、教师的水平和热情、学习和学术的氛围、甚至学校的风格和传统等。与硬件相比，我国的大学相对缺乏“自由度”，包括教师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教学内容和方式的决定、科研方向和课题的选择等。这受制于整个社会体制的约束，也就是我国社会结构模式整体上都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对于“自由度”的认识，担心“过于自由”会闹出乱子或者“走偏”。殊不知，这会严重损害个人能力的发挥和创造力的提高，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之后，长期受到束缚的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得到了促进，农民收入得到了提高。农民不仅更努力地耕种分给自己的土地，而且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跑运输、办工厂、开公司、进城务工，不仅为自己的家乡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更是如此，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创新都需要掌握它的人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这些创造性活动和工作既需要集体的努力，往往也是个人智慧的升华。
如果说上面的问题来自于体制的缺陷，那么中国社会还存在一个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顽疾”，那就是崇尚权威，缺乏独立精神，进而也就缺乏独创精神。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喜欢“老实人”，在学校是“三好学生”，在单位是“三好职工”，凡事都听领导的，没有个性，没有主见，这严重地扼杀了人的“天性”，不利于创新。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模仿齐白石很像的画家会载入史册，如果张大千仅靠模仿石涛(清初著名画家)而没有独到之处，也不可能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一大千”。
我们还需要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另一层含义，即大学毕业生走上社会之后是否能够真正成才，作出相应的成绩来。与学校一样，企业和科研单位都在同一个屋檐下。学校存在的问题，企业和科研单位也存在，只不过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企业希望学生一出校门就应该是“人才”，自己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培养他们。其实，学校教育只能获得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和技能，而不能获得独特的专业技能和经验，企业所要求的更专门的技能和技术只有在企业内部才能获得。那么，到了企业或科研单位以后，同样会遇到前面提到的问题：即你只需要按照上面领导的安排做好本职工作就好，不需要提“合理化建议”。这样，普通员工就与“有身份”的管理层离心离德，既然我没有发言权，也就没必要那么努力工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前述诺贝尔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曾经针对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提出过一个概念：“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指后进国家要想追赶发达国家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能力。20针对这个说法，日本学者南亮进将其概括为四条：人力资源、经营组织的现代化、信息网络的发达和资本品产业的发展。他还认为社会能力会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增强，我们基本认同这种看法，虽然社会能力不止他说的这几种。21总之，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加强“社会能力”，跟上或引领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浪潮和经济增长周期。
结语
以上通过对发达国家在产业革命时期的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启示。第一，人类历史上的科学技术进步有一个从中国等文明古国向西欧、再向美洲等地的扩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先行者变成落伍者而后来者抢占先机，引领了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第二，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是连续的而不是间断的，具有周期性和波动性，有高低起伏。到目前为止，一共发生了三次(或四次)产业革命(或科学技术革新的高潮)。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具有周期缩短、应用性增大、实用性和商品化速度加快、竞争性增强的特点。第四，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谁获得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可能在激烈竞争的经济发展当中获得优势。
本文还考察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讨论了我国在教育、科研以及企业和社会整体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针对“钱学森之问”，认为中国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需要努力改进。特别是我们在体制上存在压抑个性和缺少自由度的问题，应该尽快改变。另外，我国长期的封建体制造成了我们文化当中缺乏一种创新的“基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注释
①[美]乔利昂·戈达德：《科学与发明简史》，迟文成主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年;[英]利萨·罗斯纳：《科学年表》，郭元林、李世新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美]乔利昂·戈达德：《科学与发明简史》，迟文成主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年，第202～203页、277页。
③[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④[日]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第2版)，毕志恒、关权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第8页。
⑤[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常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0页。
⑥⑦⑧[美]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8、10、11页。
⑨关于专利制度及其经济学分析，参见関権：「近代日本のイノベーション：特許と経済発展」，東京：風行社，2003年;关权：“专利制度与日本的经济发展” ，《南开日本研究》，2011年。
⑩关于这个时期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参见关权：“中国依然需要韬光养晦”，《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2年9月(上)。
11王家福、夏淑华：《中国专利法》，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関権：「近代日本のイノベーション：特許と経済発展」，東京：風行社，2003年。
12关于普及曲线和技术普及问题，参见[日]清川雪彦：「日本の経済発展と技術普及」，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1995年。
1320世纪80年代末期，数字技术刚刚显露端倪，还不够成熟，全世界的电子市场基本上是日本各大厂商独占鳌头的时期。处在弱势的韩国三星集团下决心在数字技术上加大投入，到了21世纪，不仅与日本企业平分秋色，甚至有所超越，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子厂商。
14关于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的论述很多，如[法]米歇尔·比尔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史》、[美]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威廉·米尔博格的《经济社会的起源》等。
15[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伍晓鹰等译，2009年。
16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词典》，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
17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比较研究组：《中国与美日德法英五国科技的比较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18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10章。
19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有很多著作，如吴国盛的《科学的历程》、[英]利萨·罗斯纳的《科学年表》、[美]乔利昂·戈达德的《科学与发明简史》。
20被定义为：“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充分利用经济机会的社会和文化素质”，参见[美]戴维·N·韦尔：《经济增长》，王劲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6页。
21[日]南亮進：「日本の経済発展」，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2002年，95～96頁。
The Cycle and Level of and the Late-starter Advantage in Economic Take-offs
—Analyz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China-led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Guan Quan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has mastered a vast knowledge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lso has the ability to con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in a variety of fields. However, China is still not standing at the forefro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former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the experience of certain countr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iming to provide useful guidance for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explored China's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ost-liberation era and proposed ways to deal with the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It also discussed the "Joseph Needham Riddle" and the "Qian Xuesen's Question" and provided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personnel training, enhancing "social abilities", and using the late-starter advantage.
Keywords: economic take-off, late-starter advantage, social ability, Joseph Needham Riddle, Qian Xuesen's Question
【作者简介】
关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日本经济。
主要著作：《近代日本的技术创新：专利与经济发展》、《中国地区间工资差距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