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刘树成)
2014年6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树成的文章,对中国宏观经济趋势及调控手段进行了分析,全文如下:
再论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社 日期:2014年06月16日 作者:刘树成
大势观察
为摆脱“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要改革宏观调控方式。宏观调控只守住下限是被动的。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把握中线,不仅可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好上限与下限之间的经济增长空间,不至于浪费宝贵的合理区间,避免造成宏观效率损失。
把握合理区间中线,已经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临时的反周期对策、不是靠简单的放松政策、不是靠一个个零碎地推出一些项目就能解决问题的,而需要宏观调控“大手笔”。这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办法,改革为构建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采用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总体应对办法。
刘树成
三个“下限冲击波”与三次“下限保卫战”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从2010年起,我国经济发展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一个“增长速度换挡期”。在此大背景下,近3年来,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形成了三个冲击波,相应地,进行了三次“下限保卫战”。
第一个冲击波。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连续10个季度下滑,直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4%。在2012年3月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已由过去连续7年的8%下调到7.5%。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下滑到7.4%,这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第一个冲击波。为“保卫”经济运行不滑出下限,宏观调控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比如推出一批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房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效果是2012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小幅反弹至7.9%。
第二个冲击波。进入2013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第二季度GDP增长率下滑到7.5%,这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第二个冲击波。为“保卫”经济运行不滑出下限,宏观调控又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主要措施仍然是:推出一批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房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等。效果是2013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又小幅反弹至7.8%。
第三个冲击波。2014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又继续下滑至7.4%,这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第三个冲击波。为“保卫”经济运行不滑出下限,宏观调控又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这些措施主要仍然是:推出一批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环保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继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等。效果是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仍会有小幅反弹。
这样,近三年来,每年形成了一个“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大体上说,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
改革宏观调控方式与把握合理区间中线
笔者去年曾提出,宏观调控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见《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 “中线”》,《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8月28日)。现作进一步分析。为摆脱 “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要改革宏观调控方式。
(一)改革宏观调控思维方式:由守住下限,到把握中线
宏观调控要搞“区间论”,而不能只搞守住下限的“一点论”。所谓“区间”,包括下限、上限和中线。只守住下限是被动的,这是因为:
其一,年年要打“下限保卫战”,使经济工作显得很被动。按照上述循环圈的运行轨迹,今年4月之后陆续出台的微刺激措施,预计可使下半年的GDP增速有小幅反弹,但随着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到明年初,经济增速又会继续下滑,又得打“下限保卫战”。如果这种循环圈年年继续下去,宏观调控就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这样,每年3月“两会”过后,大体上从4月一直到9月,政府的经济工作都要聚焦于“守住下限”。而与此同时,国内外经济界也都聚焦于中国经济能否抵御住下行压力。这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显得很被动。
其二,经济下滑具有惯性,随时可能滑出下限。经济学原理表明,在经济波动的下行阶段,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之间,以及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生产、投资、收入、消费等),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具有向下作用的连锁扩散效应和累积放大效应,从而形成经济运行的下滑惯性。同样,在经济波动的上行阶段,经济运行亦具有上升惯性。当前,在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滑惯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抵挡下滑的足够力量,或者一旦国内外经济环境有个“风吹草动”,即出现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之后,经济运行就很容易滑出合理区间的下限。
其三,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不利于提振市场信心。在上述循环圈的作用下,市场预期很不稳定。每年年初,经济增速下滑,市场预期低迷。随后,在微刺激下,市场预期有所恢复。接着,当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而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时,市场预期又陷入迷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预期作为一种心理因素,对实际经济行为和实际经济变量,诸如投资、产出、信贷、赢利、收入、消费等,都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做出经济决策时,不仅要从眼前的现实环境出发,而且更重要的是考虑未来可预期的变化。如果预期不稳定,市场前景迷茫,企业就没有信心去投资和扩大生产,银行就没有信心去放贷,居民就没有信心去消费。这将会进一步加大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
其四,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过去,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经常冲出上限。那时,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上限的把握成为宏观调控中的突出问题。现在,在国内外新的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下降的换挡期。这样,经济增长由过去经常冲出上限,转变为要守住下限的情况。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把握成为宏观调控中的突出问题。过去,经济增长经常冲出上限,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这已形成人们的共识。但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低位运行,也同样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低位运行,使三大收入(居民收入、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收入)的增长均受到影响。
从居民收入的增长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在2011年跑输了GDP增速,2012年略跑赢GDP增速,而2013年至2014年第一季度又跑输了GDP增速。从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一季度的GDP季度累计增速(可比价)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季度累计增速(可比价)的对比可以看到,在201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各季累计增速在7.1%至8.4%区间,均跑输了相应季度GDP增速。2012年各季累计,该收入增速有所提高,处于9.6%至9.8%区间,略高于相应季度GDP增速。但2013年各季累计,该收入增速下降到6.5%至7%区间,又跑输了相应季度GDP增速。2014年第一季度,该收入增速为7.2%,亦低于GDP增速(7.4%)。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增速,在2011、2012、2013年虽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但这3年呈现出下降之势,分别为11.4%、10.7%和9.3%。
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看,近3年来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速呈大幅下降趋势。从2011年第一季度的33.1%(现价),降到2014年第一季度的9.3%,下降了23.8个百分点。特别是从中央本级财政收入看,在近3年来的一些月份中,均出现了以往少有的负增长。财政收入增速的大幅下降,会使需要财政支持的转方式和调结构,需要财政支持的有关改革措施的推进等遇到困难。比如,在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调整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多年来所呼吁的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的比重问题,就难以取得明显进展。再如,随着财政收入增速的大幅下降,也使减税空间越来越小。
从企业利润收入的增长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速 (现价)在2012年大幅下滑,并连续3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在2013年,有恢复性增长,但增长水平(11.1%至13.5%)远低于2011年(32%至25.4%),而且新增利润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2014年第一季度,企业实现利润又略有下降,为10.1%;1—4月份累计,企业实现利润增速又略降至10%,新增利润仍集中在以下少数的5个行业:汽车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5个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为78.6%。企业是转方式和调结构的基层主体。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转方式和调结构不是“纸上谈兵”,说说而已,也不仅仅是转变思想观念问题,而是要实实在在地推动技术进步、技术创新。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是需要投资支持的。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节能减排、淘汰过剩产能等,都需要一定的投资。如果企业利润增速下降,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趋紧,一是企业不愿和不敢去投资,二是没有好项目去投资,三是没钱去投资。
宏观调控只守住下限是被动的。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中线,可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从下方的回旋余地来说,把握中线就可以扭转以上所分析的只守住下限的被动局面,不至于总担心经济运行会滑出下限,不需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这样,有利于克服经济下滑惯性,有利于形成更加稳定的市场预期和提振市场信心,有利于为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提供更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从上方的回旋余地来说,把握中线可使经济增长不突破两位数,使经济运行与上限保持一定距离,不至于造成通货膨胀。把握中线,不仅可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好上限与下限之间的经济增长空间,不至于浪费宝贵的合理区间,避免造成宏观效率损失。
(二)改革宏观调控工作方式:由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到中长期的总体应对
要摆脱年年打“下限保卫战”的被动局面,把握合理区间中线,已经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临时的反周期对策、不是靠简单的放松政策、不是靠一个个零碎地推出一些项目就能解决问题的,而需要宏观调控“大手笔”。这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办法,改革为构建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采用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总体应对办法。今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抓紧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见《人民日报》2014年4月26日)。这些就是构建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棋局的重要抓手,就是对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战略支撑。如果我们切实把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落实好,切实把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还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建设和发展起来,将这些集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于一体的、带有全局联动性的中长期重大举措,具体化和精细化为年度、季度措施,相互衔接地出台,以此来应对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就会开创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就不会年年被动地去打“下限保卫战”了。
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来说,其任务包括: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到推动城乡发展在建设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从推进城镇化空间布局的协调发展和优化,到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市建设绿色化、智能化和人文化。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这一规划如能真正贯彻落实,与过去以规模扩张为主的、“摊大饼”式的土地城镇化相比,任务更加艰巨,所需投资更多,带动消费更多,可释放巨大的、持久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力。
以建设长江经济带来说,其范围覆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11个长江流域的省(市)。长江横贯我国东中西,连接东部沿海和广袤的内陆。依托黄金水道,打造我国经济新支撑带,同时可推进沿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形成直接带动超过五分之一国土、约6亿人的强大发展新动力。笔者曾于1998年提出,以长江流域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区,带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见《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格局》,《经济研究》1998年第10期)。当时提出,以长江流域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区来推动全国经济,可以有机地做到8个“结合”:(1)短期启动与长期发展相结合;(2)投资启动与消费启动相结合;(3)大面积解决就业问题与经济启动相结合;(4)“点”启动与“区”启动相结合;(5)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6)国资与民资、财政融资与信贷融资、内资与外资相结合;(7)一般技术与高新技术相结合;(8)建设与环保相结合,可将长江流域建成我国美丽的大型旅游区。现在,长江经济带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刊载于:《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6月16日第A06版)
关键词:刘树成 宏观经济调控 下限保卫战 合理区间 稳定市场预期
原文链接:http://lib.cet.com.cn/paper/szb_con/1962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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