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西藏发展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在此期间，中国经济也越来越深地卷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个事件，标志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和竞争舞台的拓宽。此前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经济差距已经逐渐拉大，到上个世纪末这些差距之悬殊已经达到影响社会稳定的地步了。如果不加干预，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个问题会更加严重。为此，中央政府及时采取了扶贫行动和援助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使市场竞争产生的社会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在有关西部地区发展战略的讨论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出“赶超”  或“跨越”式发展战略。这些提法隐含的一个参照系，实质上是近20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的快速经济增长模式。在“赶超”  或“跨越”观念的驱动下，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无不倾全力招商引资设立大规模投资项目，但对人力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投资却远没有对物质资本的投资那般关注。可是西部地区不仅是我国贫困人口聚居的地区，而且还是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群体由于知识、技能和健康方面的劣势，将难以获得此类投资项目带来的就业机会，他们居住的地方由于更加偏僻也难以受益于大多数大型投资项目。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可能是西部地区城市和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而西部偏远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将处于更加边缘化的境地。
     此外，东部经济增长模式中隐含的环境危害至今已暴露无遗，如果还沿着类似的路径实行赶超战略，西部环境恶化的后果将更加严重，因为西部的生态更加脆弱。倘若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无疑将使西部贫困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群体的生存条件更加严酷，使他们的贫困程度愈益加深。因此，且不论东部经济增长模式的利弊，仅仅考虑西部地区既无东部那样雄厚的人力资本、又无沿海那样便利的基础设施、而且生态环境还异常脆弱的事实，就不能不审慎地探究是否还有更适合于西部后发地区的发展路径。
     在西部诸省/区中，西藏自治区所处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最脆弱，那里的物质基础设施条件、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指标都明显低于我国平均水平（孙怀阳、程贤敏主编，1999），这本身就成为阻碍外来投资的因素。即使是外来资金不再成为约束条件，低水平的人力资源也难以有效地利用投资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因此，如何克服环境和人力资源能力方面的劣势，使相对封闭的高原经济融入市场化进程中，使藏族人民能够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规避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中长期发展战略问题。
     与内地其它省/区相比，西藏自治区除了生态和人文发展指标方面的差异外，还有一些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特殊性。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藏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是农奴制。1959年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广大翻身农奴既获得了人身自由又获得了土地。可是在随后短短的几年中，他们还未充分获得个体经营的经验，就进入了人民公社。80年代，西藏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经历了剧烈的农村经济改革，以农业生产家庭承包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徐平  郑堆，2000）。然而，藏区农牧业户不似内地农户那样还保留着公社制之前的小农经济传统，因此在从事个体经营和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知识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更大。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的研究将关注如何采用公共支持手段，在促进农牧科技推广的同时，提高西藏农牧民的经营管理能力、使用金融服务创造资产和就业的能力和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进一步讲，多年来西藏一直是中央政府实施地区援助的重点，所有经济部门的运行都得到中央政府的补贴。特别是大多数现代工商和服务行业的企业，主要由中央政府投资建成，而且由于效率低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补贴生存（罗莉  拉灿，2001）。这种状况在经济相对封闭的条件下采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还能勉强维持，但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必将难以为继。在中央政府开始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不再对企业提供生产补贴的情况下，西藏经济将不得不经历结构调整的痛苦。内地省/区早在以往20年的市场化进程中就开始了结构调整，在此期间产生的失业、贫困和收入不均等程度迅速加大等问题至今仍影响着社会稳定。西藏的产业部门比内地的产业更具脆弱性，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带来的冲击因而也更加强烈。出于这种理解，我们认为有必要分析世贸组织的补贴规则留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研究政府如何能够在世贸组织的规则框架内，更有效地运用财政转移手段促进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社会援助和扶贫措施，尽可能地减轻经济结构调整对当地居民可能带来的收入打击。
     与地区援助相关的西藏社会经济特点，还有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的高度依赖。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藏有过长期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历史。借助于1959年推行的民主改革，中央政府把内地的政治经济体制移植到了西藏，实现了政府和宗教机构的分离。不过，由于当地经济规模微小、劳动生产率低下，几乎难以产生经济剩余，现代国家政权和公共服务机构的运转还不得不依赖中央财政的补贴。1959-1966年，西藏财政支出的66%靠中央财政补贴来弥补。随着机构的增加、扩大和国有部门就业人员工资水平的提高，西藏地方财政对补贴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多杰才旦  江村罗布  主编，1995）。自1993年始，90%以上的地方财政收入都来自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直到目前，西藏自治区的财政自给率与西部其它欠发达省区相比还是最低的。
     正由于地方行政部门、社会服务机构和国有经济单位依赖财政补贴来支撑，与此相联系的城市化进程也就与内地大不相同。它主要是中央财政转移的结果，而非工业化使然。西藏现存的城乡分离，因而呈现为非典型二元结构形态。城市虽然没有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经济，却有享受高工资高补贴的国有部门就业人员，西藏社会的高收入群体主要由这部分城市人口构成。占西藏人口大多数的乡村人口依然以处在生存经济状态的农牧业为生，当地低收入群体主要由这些乡村人口构成（孙勇，1999）。这种由财政资源分配不平等造成的收入不平等，比市场竞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更容易引起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因而实质上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潜在因素。依据西藏社会二元结构的特点可以推断，那里的社会经济整合，将首先取决于中央财政转移资源分配结构的调整和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不是象内地发达省份那样从引入市场机制和发展乡村非农产业起步。这就需要深入地分析财政资源的再分配问题，例如，如何配置财政资源才能既降低收入不均等又提高经济效率，如何实现财政资源分配效率和使用效率的改善，等等。
     一般来说，中央政府援助后发地区的主要目的，在于缩小地区差距、增进受援地区居民的福利、促进社会融合和维护国家统一。至于对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提供援助，更是关系到民族的和睦与国家的安全。因此，无论实行何种经济制度，地区援助都是必要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援助、重点援助哪些群体。
     自1246年西藏归入元朝版图始，历史上地处中原的王朝君主一般都是通过优待西藏地方统治集团，来实现对当地的间接行政管理（多杰才旦  江村罗布  主编，1995）。清朝时期，达赖和班禅的财务中入不敷出的部分由清廷补足，战争赔款由清廷支付（马戎，1997）。这些做法体现的都是援助地方精英集团的战略，其目标实质上只是政治性的，那就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反观这段历史，这一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它适合当时西藏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农奴制和政教合一的制度下，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奴连人身自由都没有，那里还谈得上在政治经济领域里的发言权，他们的命运和西藏的命运全都由僧俗贵族来决定。因此，与地方贵族精英达成共识，也就稳定了国家和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援助目标并不局限于对国家统一的关注，它还包含着变革当地政治经济制度和造福全体藏族人民的追求。因此，近50年来的援藏政策体现的是普惠性的地区援助战略。依据藏族农牧民对民主改革以来巨大的社会进步和普遍的生活改善所具有的认同感来判断（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  1996；徐平  郑堆，2000），这一战略的初始效率是显著的。但是西藏现存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表明，中央政府的援助效率是呈递减状态的（马戎，1997；孙勇，1999）。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各级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造成的失误，而且还在于承担分配和传递援助资源责任的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谋求增大行政经费的行为。
     尤其不能忽略的是，在地方行政和公共服务主要由中央财政资源维持的情况下，行政精英和知识精英群体与大众之间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对援助资源的竞争关系。这种关系在集权计划经济制度下还不足以危及社会稳定，因为中央政府能够通过金字塔式的行政结构对资源分配实行自上而下的有效监督。同时，由于个人决策空间微小，中央政府只要能够有效控制行政系统，就能够将政策推行到基层。在实行财政分权制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自上而下针对地方财政资源分配的约束软弱无力，自下而上的限制则几乎不存在，因而难以有效阻止援助资源的分配向地方行政精英和知识精英群体倾斜。这种趋势如果不加遏制，就不仅会危及社会稳定，而且还会损害中央政府与基层大众的关系。为了平衡西藏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中央政府有必要在实施地区援助项目的过程中，明确强调推行援助弱势群体的政策，例如扶贫政策。进一步讲，市场经济制度赋予个人以广阔的决策空间，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横向交流迅速增加。现代通信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又不断为这种交流提供日益便利的条件。因此，国家的社会调动力不仅取决于对行政系统的操控，而且还取决于基层社会组织的活力、公民对政治经济社会活动最广泛的参与和个人主动性创作性的发挥（朱玲，2001）。出于这种理解，我们认为研究市场化进程中的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必须考察基层社会组织的行为，关注弱势群体特别是贫困人口的利益，探寻更为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
     还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的市场化不仅意味着产品、服务、资金、人员、技术和信息的流动，而且还包括着思想观念的流动。这些要素在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流动，既可能促进社会经济整合，又可能带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藏族居民普遍信奉藏传佛教，长期以来保持着蕴含浓郁宗教色彩的民族文化。上个世纪60-70年代，对藏文化的外来影响主要来自于国内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意识形态冲击。由于这种影响带有政治的强制性，反倒难以被藏族居民所接受。此外，以往计划经济时代对生产要素流动的行政阻隔、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困难的交通条件，虽然妨碍了西藏与内地的社会经济整合，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外来文化对藏文化特别是民间宗教文化习俗的冲击。
     当中国经济从计划走向市场的时候，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开放便成了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政、自然和交通方面的限制条件一一被打破，中国多数民族即汉民族的文化和外国文化与产品、生产要素以及旅游者们一起进入西藏，对藏族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1996）。在这一背景下探讨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有必要既观察市场化对藏文化的影响，又关注藏文化对市场化的影响。同时，回顾藏族居民的宗教文化习俗对以往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实施产生过怎样的作用，了解他们当前具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念，认同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这些信息，无疑是探寻适合于西藏的发展路径所必不可少的依据。
     与藏族人民的宗教活动相关的寺院和尼姑庵等活动场所，是藏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上层建筑，诸多出家或在家修行的僧众形成了一个有着重要社会影响的群体。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寺院与政府财政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寺院的经济现状如何？寺院内部有着怎样的组织管理制度？寺院对民众生活消费和精神消费有着怎样的影响？目前政府、寺院和民众这三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构成刻画西藏社会现状和预见未来变化所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以预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西藏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开放的速度必将加快。因此，中央政府将会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地区援助政策，西藏自治区政府也会调整施政结构来回应上述变化带来的挑战。中国学者对市场化和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将不仅为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调整提供依据和建议，而且还将由于西藏的自然、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特色而别具一格，并且能够以这一地方性研究结果丰富现有的发展理论。
    主要参考文献
    多杰才旦  江村罗布  主编，1995，西藏经济简史，第19-35，87-118，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
    马戎，1997，西藏的经济形态及其变迁，载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合编：西藏社会发展研究，第46-48页，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
    罗莉  拉灿，2001，西藏50年：经济卷，第75-99页，民族出版社，北京。
    徐平  郑堆，2000，西藏农民的生活，第96-131，315-326页，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
    孙勇  主编，1999，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第28-64页，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
    孙怀阳、程贤敏  主编，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第262-281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北京。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1996，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第1-19，414-450，482-522，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
    朱玲，2001，后发地区的发展路径选择，载于经济研究，第10期，第86-94页，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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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3月28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