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界大事（2016年5月）

    2016年5月3日，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史双周讨论会（第十六讲）在京召开
    2016年5月3日，经济史双周讨论会第十六讲举行。【题目】甲午战后清军事工业布局述论：以江南制造总局迁建为例案，【报告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袁为鹏，【内容简介】甲午战后，清政府军事工业布局的调整分为三个不同阶段：战后初期决定将军事工业布局由沿海向内地迁移、扩散；不久即因内外情势紧迫不得不继续就各地已成之局扩充生产；后期则力图集权于中央，统筹全国军事工业，集中发展若干重点军工厂、局。本文以江南制造总局的迁徙问题为中心，结合晚清政治军事情势，对晚清军事工业布局变迁的决策过程、发展阶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作了深入揭示与剖析，指出近代中国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军事工业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但由于中央政府能力与财力有限，加之时局危殆，社会动荡，一直未能实现中央集中统筹。晚清中枢对于军事工业布局的调整及全国统筹布局虽未能如愿，但其影响却至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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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4日，社科院财经院召开2016年度第7期“双周财经论坛”
    2016年5月4日，2016年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第7期“双周财经论坛”举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作了题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效应分析”的报告。他首先介绍了营改增改革的背景和过程，然后从三方面探讨了营改增所涉及的宏观问题：一是营改增与积极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白景明认为，我国此轮积极财政政策与上一轮相比有三方面的不同点，一是减税增支的力度更大，二是持续的时间更长，三是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同。由于营改增是长期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减税效应将持续增加，尤其是对固定资产投资是强刺激，加之公共福利支出、稳增长投资、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迫使刚性支出规模增加，积极财政政策只能继续。二是关于营改增对中央、地方收入划分的影响。他认为，在营改增的过渡期之后，需要将中央、地方收入划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行政体制改革相配套，其中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收入划分如何与支出责任划分、事权划分相匹配，二是营改增对既得利益是否能够保证，考虑这一问题的原因是营改增减税效应的地区分布并不均衡。他认为，在中国国情约束下，走以共享税为主的路径较为可取。三是关于如何正确看待营改增带来的减收和增收问题。白景明认为，营改增将带来流转税的减收，但将带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增收，在营改增之后，我国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型的条件已经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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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5日，马驰骋博士主讲第37场北大经济史名家系列讲座
    2016年5月5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37讲在京举办。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马驰骋博士应邀主讲，题目是《晚清中国政治关联和本土银行的兴衰》。他首先介绍了晚清中国的本土银行，即票号和钱庄的发展情况。1911年前后，中国有票号和钱庄共计4798家，平均每县30家。而背后却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撑。本土银行为什么可以取得同时是如何取得稳定发展的？马博士认为是政治关联替代了正式制度，促进了晚清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但同时也是政治关联导致了王朝统治崩溃后银行业的极速衰落。马博士阐述了晚清时期的银行业发展情况和政治经济环境。票号的主要业务有汇兑、存贷款和商业票据，由山西商人所垄断，在山西有57家总号、608家分号，地跨18省。钱庄类似小规模的地方性银行，主要业务是存贷款和商业票据，每家钱庄约有15,300两白银资本。19世纪40年代后，钱庄随着晚晴的开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兴盛，在1911年后开始衰落，至20世纪40年代消失。同时，晚清属于专制政权，官僚文化盛行。士绅官员具有垄断的政治经济资源，而商人社会地位相对被低估，从而寻求政治关联的保护成为最佳的选择。清代官员和商人之间的裙带关系在银行业十分普遍。官方投资的票号或钱庄和与政府官员关系亲近的票号或钱庄可以负责政府资金或是税收的汇兑业务等系列业务。马驰骋博士发现，在1911年清政府垮台后，票号和钱庄出现了一个急剧下降的拐点，这一现象佐证了上述的假说。马驰骋博士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证实了政治关联对晚清银行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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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15日，劳动经济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2016年5月15日，由中国社科院主管的我国首个劳动经济领域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劳动经济学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高全立当选会长，张车伟、姚先国等21人当选副会长。劳动经济涉及人口、劳动、就业、失业、工资、社保、劳动关系等诸多内容，事关国计民生。劳动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从国际上看，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分支中仅次于金融学排位第二的学科；劳动经济学者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常客，2010年的诺奖甚至全部颁给三位劳动经济学家。在我国，劳动经济学虽然起步时间不长，但由于其专注和研究的往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对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和政策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我国劳动经济学家对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的论证、对全面二孩的探讨、对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制订或调整。本次发起成立劳动经济学会的法人单位共有11家，基本涵盖了我国主要的劳动经济研究机构和高校。劳动经济学会的业务范围包括：组织和协调有关劳动经济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组织和开展我国劳动经济方面的社会调查；组织和协调劳动经济的综合或专题性学术会议；依照有关规定编辑和出版学会刊物，编选和出版有关研究成果；组织和开展与劳动经济相关的培训和咨询活动；开展劳动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普及推广工作；代表中国劳动经济学界组织和参加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或其他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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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15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在京举行
    2016年5月1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等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对2016年4月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了分析与解读。报告指出，2016年1-4月，在政府基建投资的拉动下，我国各项总量宏观经济指标持续改善，不过经济增长动能在政府和市场间持续分化，区域与行业发展差距扩大，虽然具有合理性，但表明增长基础还并不稳固，存在着较大的区域性风险。“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品牌论坛“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在十周年之际重点打造的常规性活动，拟于每月举办一期。分析会突出“时效性、学术性、政策性”，旨在汇聚政府部门、行业和学术界的思想力量，针对宏观数据进行及时分析，把脉中国经济，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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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16日-17日，社科院经济所举办“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水平学习班”
    2016年5月16日-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举办“经济研究所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水平学习班”。此次学习班是经济所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关于在全院开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工作部署，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加强学习培训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加强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系列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经济所全体在职职工参会学习，并邀请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信息情报研究院以及院直属机关部分单位的代表参加。经济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党委书记王立胜、所长裴长洪、副所长张平、杨春学、朱恒鹏,及各研究室、编辑部、图书馆等部门共18位演讲人在两天的时间里宣讲学习、重温、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学术探讨和心得体会。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等范畴的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及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与经济学各学科研究的关系等。相关讲稿将编辑出版。
    2016年5月17日，陈志武教授主讲第38场北大经济史名家系列讲座
    2016年5月17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38讲在京举办。【主讲嘉宾】：著名经济学家、北大经济学院特聘教授、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主讲题目】：《清代命案率历史：另一种东西方大分流？》。传统观点认为：1661年至1793年是著名的“康乾盛世”。19世纪及其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经济才开始停滞甚至衰落。基于GDP、生活水准和人口增长的数据也支持这一论断。然而，应该如何评估中国在18到19世纪的表现？陈教授提出可以从社会福利这个视角来审视这一时期中国的表现，利用命案率作为社会福利的度量。他说明了采用命案率作为社会福利度量的合理性，命案率取决于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如文化和道德所规范的行为准则）、经济成本与回报、犯罪者的需求/动机以及不可预见的随机因素等，与人均GDP相比，命案率具有跨时段的一致性，度量了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围度：人际间的暴力行为/风险。陈教授重点介绍了1661到1898年中国命案率的构建。数据从国家和省份两个层面进行统计，以便分析命案率变化的决定因素。陈教授给出结论：清朝的命案率从1661到1820年稳步上升，但1820年之后开始下降。不同于以往传统观点，康乾盛世期间，从暴力/风险围度测度的生活水平在下降，而19世纪则在提升。他指出清代历史值得进一步深究，刑科题本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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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17日，第73次北大金融创新与发展研究讨论会举办
    2016年5月18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等主办的第73次北大金融创新与发展研究讨论会举办。【主题】：如何用信息成本和调整成本合理解释普通家户投资者在资产配置中的“惰性”？【主讲人】：郭兴，University of Michigan，Ph.D. Candidate in Economics，【简介】：从Merton（1969）提出经典资产配置模型以来，将风险资产比例持续再平衡至一个特定值一直是学界和业界思考资产配置问题的指南。随着越来越多家户金融数据的出现，经济学家们开始从实证数据中探究普通家户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决策是否符合Merton模型的预测。在众多的实证研究中，一个被共同发现的现象是：控制一般均衡效应和市场预期的影响之后，普通家户投资者在资产配置中依旧表现出非常强的“惰性”，他们的再平衡调整频率非常低。这种现象之所以被很多经济学家关注，主要是因为这种微观层面的“惰性”行为可以在宏观层面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个已经被论证的例子便是该“惰性”行为可以显著地放大市场中风险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很多经济学家也相信，这种“惰性”是解释非常规货币政策效应的一个突破口。要在微观层面上产生“惰性”行为，一般的方法是在模型中加入信息成本或调整成本之类的“摩擦”，不同“摩擦”产生的“惰性”行为在宏观层面上会产生非常不同影响：如果“惰性”是由信息成本造成的，那其“惰性”行为会遵循时间依赖型决策规则其宏观效果会非常大；如“惰性”是由调整成本造成的，该“惰性”行为则遵循状态依赖型决策规则，其宏观影响几乎消失。现实中，两种“摩擦”几乎总是同时存在，现实和先行研究的结论激励着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所观察到的“惰性”行为，究竟需要两种“摩擦”怎样的组合才能被合理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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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18日，社科院财经院举办2016年度第8期“双周财经论坛”
    2016年5月18日，中国社科院财经院2016年第8期“双周财经论坛”在京举行。华侨大学全职特聘教授李拉亚就“宏观经济学的现状与展望”为题作学术报告。他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对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反思”、“从央行角度的理论探讨”、“从财政角度的理论探讨”、“世界经济新常态”等四方面展开分析，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证明，物价稳定、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或较低的失业率并不能保证经济系统稳定。宏观审慎管理是宏观经济学从央行的角度和财政角度进行理论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核心目标是预防和化解系统风险，但是宏观审慎管理不能纳入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框架。李拉亚认为，发展新的宏观经济理论需要拓展传统的研究范围，央行需要能容纳预期管理、资产负债表管理和宏观审慎管理的新理论框架以协调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同时，传统财政理论框架也需要扩展。新的宏观经济调控将包含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三个能够相互协调的部分，而当前宏观经济调控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引导经济走出长期停滞或者通货紧缩的泥潭，预防和化解潜在系统风险。此外，宏观经济理论的变革也会对原有一些理论产生重大影响，引发经济理论的系列变革，甚至导致经济理论的新一轮革命。怎样权衡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和监管，也依然还是一个长期的理论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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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20日，2016中国公共财政论坛在北京召开
    2016年5月20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办的《2016中国公共财政论坛》召开。北大经济学院刘怡等做了关于税制改革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的发言。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谈了如何建立可持续的地方财政体系。前国家税务福局长许善达认为应设计一个全国统筹通过国有资本来降低社保缴费率的社保的制度改革，以保证去产能过程中下岗工人的利益，确保去产能顺利进行。北大经济学院刘怡提出了地方财政竞争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巡视员魏加宁认为僵尸企业退出社会损失最小。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把政府财政的日子和小家庭的日子做类比，指出目前实施的分税制其实是分钱制。新加坡国立大学黄朝翰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互补的，须相互配合才有效果，单独采用一种无法得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巡视员孟春认为，当前各地财政收入增速在分化，不能主动适应经济的新常态的地区财政风险在加大，实现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是应对这种局面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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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20日，发展经济学第三十四期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6的5月20日，发展经济学第三十四期研讨会举行，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院副教授梁平汉报告了其论文“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A Field Experiment on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by Chinese Prison Inmates”。亲社会行为又叫利社会行为，是指符合社会希望并对行为者本身无明显好处，而行为者却自愿给行为的受体带来利益的一类行为。可分为利他行为和助人行为，该行为是近年来实验经济学及相关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论文通过一项对监狱囚犯进行的田野实验研究了亲社会性激励对现实场景中工作效率的影响。实验对象分为四个组：1个控制组和3个实验组（分别为4个不同监狱的囚犯）。实验组的受试者被告知某研究团队将会按照他们5天产出价值的10%对某患病者进行捐款，三个实验组的差别在于该接受捐款的患病者与其关系不同（受助者分别为普通市民、相邻监狱区囚犯的孩子以及同一监狱区囚犯的孩子）。结果表明：这种亲社会的激励能够带来总体上12%——19%的工作效率提升；对于初试效率更低的个体，提升幅度高于初试效率更高的个体；与受助者关系更近并不意味着效率提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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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21日，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6届年会暨“政治经济学创新与供给侧改革”研讨会在沈阳召开
    2016年5月21日，由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政治经济学创新与供给侧改革”研讨会暨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6届年会在辽宁大学召开。开幕式上，程恩富、吴宣恭分别作了题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大重大原则”和“五大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内涵的深化拓宽和高度概括”的主旨演讲。年会由主题报告和大会发言两个环节组成。与会人员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研究”和“当代现实经济问题研究”四大主题开展了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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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21日，公共经济学专题研讨会（第一期）在上海举行
    2016年5月21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举办了以“理解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理论与经验证据”为主题的公共经济学专题研讨会（第一期）。梁平汉、吴木銮、徐晓书、刘建雄分别就地方政府实际权力结构、后地方国家法团主义、地方官员对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影响和中国的官员选拔机制四个方面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了理论和经验的分析和阐释。李辉文、虞义华、钟辉勇、张莉分别从‘两法’统一的政策评估、低保标准的标尺竞争、央地关系与地方政府债券定价，以及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四个方面深入地讨论了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各种因素。第二期研讨会在今年秋季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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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28日，李扬任温州商学院首任院长
    2016年5月28日，温州商学院成立大会举行。该院前身为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是浙江省第一所成功转设的独立学院，是目前浙南地区唯一商科类院校。现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的李扬出任首任校长。在成立大会上，温州商学院与美国迈阿密大学签约，两校将共同培育双学历本科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也在温州商学院设立协同创新中心，温州商学院还与市股权营运中心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设立千万元大学生创业创新基金，用于引导社会资本对接初创型企业的投融资需求，加快推进大学生优质创业项目孵化的高校创新成果在温州实现产业化。另外，北京北方阳光文化慈善基金会在该校设立100万元助学基金。李扬校长说，温州商学院将传承与发扬浙商精神，努力打造我国重要的中小企业创业人才、职业经理人培养基地和浙商研究基地，为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学校将以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发展为己任，加快推进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积极开展国际化办学，努力建成特色鲜明的国内一流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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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28日，2016第五届金融街论坛在京举办
    2016年5月28日，有“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风向标”之称的2016第五届金融街论坛在京举办。论坛以“新机遇、新金融、新发展”为主题，金融领域知名学者、国际金融组织和金融机构负责人等，就“宏观经济形势与金融业改革创新”、“金融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金融服务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银监会副主席郭利根、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等多位金融大佬出席论坛并发表讲话。创办于2012年的金融街论坛，由北京市政府主办，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为支持单位，由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和西城区政府承办。论坛已成功举办四届，在国内外金融界引起广泛反响和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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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网络中心  供稿，叶红 编选  王砚峰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