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苏格兰

朱玲 21年前，我曾陪同经济所“国有企业改革课题组”的唐宗焜老师和杜海燕博士走访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对古老的苏格兰城市印象深刻。6月11-16日，我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团队去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大学参加研讨会，会议结束后再次游览爱丁堡，颇有一些新感受。 一、小城之美 圣安德鲁斯距离爱丁堡机场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格林威治时间6月11号晚上10点钟左右，我们一行从机场乘出租车前往，天色竟然还是白亮的。一路上都能看到两旁一座座小小的房屋从车窗前闪过，汽车就像在童话王国里穿行似的。我们下榻的旅馆名叫Rusacks Hotel，前台有4星级标志，厅堂不过20平米，墙上都是些高尔夫球赛的油画。后来才听说，这里是高尔夫运动的发祥地，时常有专门来此打高尔夫的球手，或参加高尔夫培训班的人，每年还有国际性的赛事。宾馆附有临街的酒店，通往卧室的走廊铺有地毯，踩上去地板嘎吱嘎吱响。经过曲曲弯弯的狭长走廊和3道门，才找到我的住房，感觉如同走进中世纪的迷宫。从窄窄的窗户望出去，是高于窗台的街道。卧室的窗户其实是个小门，正对停车场，隔条小路是高尔夫球场及看台。房间里的家具古色古香，浴室是现代化的装修。小小的电暖气很有效率，打开几分钟，温暖的气息就弥漫开来，令人不能不佩服英国人把古老建筑与现代化装备相结合的本领。 次日早晨散步到海边，只遇到几个遛狗的人。从那里看城里的建筑群，像是安徒生童话描述的小城堡。开会的地方名叫“国会厅”（Parliament House），问起英方接待人员，得知这个小城建立于12世纪初，曾经当过一年的苏格兰首都，是个自治市，如今居民不到1.7万人，其中学生就有7000名。圣安德鲁斯大学建于15世纪初，这个“国会厅”归大学使用。厅内挂的人物肖像，都是建校以来的校董。后来，我们全体与会者还在厅里陈列的一个17世纪的长条桌前合影。 由于此地白昼很长，会前会后我都有足够的时间漫步街头巷尾。城里超过500米的街道只有三五条，海滨那条街遍布连排老楼房，多为酒店宾馆和高尔夫俱乐部，每家店面宽不过5-6米。从那里顺坡而上，有不少用围栏保护的断壁残垣。旁边的画板和解说词表明，那多半是英格兰人攻进来以后烧毁的遗迹，其中最著名的是毁于16世纪中叶的苏格兰大教堂。与那条街平行的街区是一座座古老的庭院，分属于安德鲁斯大学的各个学院。市中心附近的步行街上有风味各异的餐馆，印度餐馆和意大利餐厅似乎比中餐馆多一点儿。此外，这里还聚集着书画、服装、鞋帽、运动用品、电器和纪念品商店。看起来，小城的生活安静而又方便。“国会厅”背后还有一条小街，濒临一条河谷，从那里可以眺望远处的田野。河谷对面的居民区有一片现代建筑群，但也绝非高楼大厦。 走在这里的小街上，由不得感慨英国人的定力。他们笃定地保持着小城久经沧桑的风貌，既没有趁工业革命之机把这座历史名城扩张为大都市，也没有在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中为了旅游业的利益制造假古董，而是平静地赋予小城蕴含着古典和悠然的现代美。每当我想起那些走过的小街，都会对那些维护此类微型之美的居民肃然起敬。 二、英国学者的视野 我们的会议主题，是人口迁移和劳动力市场。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简称ESRC）设在南汉普顿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人口变化研究中心（ESRC Research Centre for Population Change）。中方与会者除了我们社科院5名研究人员外，还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的专家。英方与会者除了来自那两个研究中心的教研人员以外，还有来自伦敦经济学院、利兹（Leeds）大学、萨塞克斯（Sussex）大学、爱丁堡大学、诺丁汉大学、肯特大学和OECD的学者，其中有3-4位华人。对于英方学者的讲演，我的兴奋点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些地理学家既有良好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训练，又有深厚的人口学和统计学功底，用起数字图像技术（mapping）来表达统计结果，那可真是得心应手。利兹大学地理学院的John Stillwell教授提到，从1998-1999年度到2005-2006年度期间，英国国内的迁移人口大约为每年240-250万人，迁移的原因主要是上学、就业、养老和婚姻。可由于没有人口登记制度，他的统计只能基于家庭医生对就医人员的登记以及多年前的一次人口普查。我不禁问道，不去看大夫的迁移者岂不就遗漏在统计之外了么？为什么不建立人口登记制度呢？Stillwell回答说：其一，英国只是在二战时期有人口登记，为的是实行食品定量供给制度。战后这个制度自然消失，也许人们不愿联想起食品短缺的情形吧。从文化习惯来看，英国人把具有人口学特征的信息视为个人隐私，虽然他们愿意知道别人，但却不希望自己“被知道”。其二，手头的数据虽然不完美，总要强似无数据，毕竟可以用来显示人口变动的趋势。 第二，在缺少人口调查数据的情况下，南汉普顿大学社会统计专业的Jakub Bijak博士基于两轮专家调查信息，预测了7个欧洲国家2025年的人口迁移趋势。其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这种方法只对短期预测有效。会下交流的时候，我跟Jakub探讨，今后若有人口普查数据，是否可以再对同样的国家做一预测，以便比较两种预测结果的差异。他说肯定要走这一步，只可惜现在缺少合适的数据。相形之下，中国的人口调查数据要丰富得多，研究中国人口迁移的学者因而也幸运得多。 第三，圣安德鲁斯大学住房研究中心的Maarten van Ham等人关注的是社会流动。他利用1991和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苏格兰的时间序列数据，将那些出生和就业都在苏格兰的劳动者，与出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但在苏格兰就业的劳动者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从那两个地方迁来的劳动者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高于苏格兰本土劳动者。在去餐馆的路上我问他，其调查数据是否包括苏格兰迁移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他的回答是“no”。我认为，那他的研究结论可能就有偏：在苏格兰本土出生的人当中，也许进取能力更强的人群迁移到英格兰和威尔士；反之，在那两个地方生长并留在家乡就业的人，也许进取能力逊于迁移到苏格兰的人群。van Ham博士承认，有这种可能性，但需要采用覆盖面更广的数据集来分析验证。 第四，英方学者既关切别国迁移到英国的劳动者如何找工作，而且还研究南亚、东欧和中国的人口迁移及劳动力市场。有趣的是，研究移民社会网络和就业的Jackie Wahba博士，本身就是通过社会网络移居英国的埃及人。Jackie在开罗上学时的硕士导师曾留学英国，通过导师介绍，她带了丈夫和孩子一起到英国读书，后来一家三口都取得英国国籍。此外，安德鲁斯大学地理系的Elspeth Graham博士、Lucy Jordan博士和Paul Boyle教授的研究设计颇有创意。这个小团队在印尼、菲律宾、泰国和越南作抽样调查，研究父母出国做工对12岁以下的儿童健康和福利的影响。抽样设计中充分考虑了对照组的作用：父母出国就业的家庭和父母在家乡就业的家庭，父亲单个出国和母亲单个出国的家庭，等等。这样的抽样调查必然昂贵，所以在包含多种家庭类型的前提下，样本量并不大，总共4000户。南汉普顿大学的Jane Falkingham教授的演讲主题，是摩尔多瓦劳动者跨国就业对留守家乡的老人的影响。她研究东欧转型国家的社会保障改革20多年，为世界银行做过社保改革的性别影响评估。这跟我近年来的研究方向几乎一致，所以听完我的发言后，她接连发问，休会时前来交换论文，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这个会议使我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对别的国家了解得很少。在全球化时代，研究者的眼光必须越出自己的国界。远的不说，在探讨中国劳动力市场和人口迁移问题的时候，就应当把农村劳动力的国际输出纳入研究视野。 三、游览爱丁堡 6月14日中午会议结束，大家在会议厅背后加盖的休息室共进工作餐，饭后与会者互道珍重告别。英方组织者租了一辆“大巴”，把去爱丁堡的人一并送到我们下榻的宾馆“The King James”。 宾馆位于爱丁堡老城中心，邻近一条名叫王子大街的主干道，距离火车站和机场大巴站不到1公里，对于旅行和观光都十分方便。与我们同行的亨利•瓦特大学教授王亚平热情地当了一下午导游，还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沿着苏格兰画廊附近的台阶拾级而上，转过弯就看见苏格兰银行总部坚固的楼房，不远处便是大教堂广场。此处最有名的是教堂窗户上的彩玻璃画，可我感兴趣的是广场入口的人物雕像。只看雕像下的英文名字一时还想不起来是谁，王教授笑嘻嘻地说，那就是大卫•休谟呀！英国人对思想家是很尊敬的，亚当•斯密也有塑像。他俩的墓地都在老城，离King James宾馆不远。这条信息可太令人兴奋了，因为我们这一行有不少人愿意到墓园去和逝去的伟人对话。 当时，大家高兴地接受了王教授的邀请去他家吃晚饭，决计次日看墓园。在去他家的路上，王教授指点着那些突出的建筑解说，达尔文曾经在哪一座楼房工作，以蒸汽机发明家瓦特的名字命名的大学在哪里，博物馆有哪些展品，等等。这些科学家和发明家的故事大家在童年就读过，如今，与他们相关的古老建筑似乎无声地拉近了我们与故事人物的距离。也许正因为如此，英国人对老房子的估值高于新房子。肯特大学的朱宇教授很遗憾地说，他买房子的时候由于财务约束才选购了新房。当然，老房子的内部都经过现代化改造，既舒适又实用，还有文化韵味。王教授买的是16-17世纪的老房子，上下两层 (英国人称为terraced house)，房间面积180多平米，房后还有个小花园。总价折算下来，跟北京目前三环以外相同面积的房价大致相当。王夫人在爱丁堡大学图书馆工作，虽然上下班要打卡，可工作时间有弹性。她接到王教授的电话后，完成了当天最要紧的工作就去采购，等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做好八大碗菜肴，还有米饭面条和热气腾腾的开胃汤。那顿饭菜，是我们这次苏格兰之行最可口的晚餐；那天傍晚，也是此行最轻松的时刻。 次日早餐后，我们一行10人聚齐了先去斯密墓地。做住宿登记的时候，旅馆前台就曾给我们每人一张地图。出发前我拿了地图去问路，前台值班的老太太一听要找亚当•斯密的墓地就笑了，说她的婆婆曾租住过斯密的故居。她边标出路线边提建议：走路去最好，只需15分钟。不长时间我们就见到一个公墓（后来还是宾馆那位老太太告诉我，那里名叫CaltonCrags），门口有标牌，是墓园中的“名人榜”。可那里面偏偏就没有斯密，好在休谟名列其中。大家进去就四散寻找，我看到高处有一个圆柱形的“墓塔”，上去仔细阅读碑刻，原来那就是休谟的。塔内空空如也，只是内壁上刻有两三位墓主的名字。从那里出来我们就弄明白了：已经错过通往斯密墓地的街口。好在从高处看到下面还有一处墓园，问了几位行人，确认那就是宾馆服务员告诉我们的Canon-gate Kirk墓地。 入口处是一个教堂，大门外的雕像是一位诗人的。我们的领队蔡昉提议，进去后谁先找到斯密的墓地，今天中午就给谁发一个大奖！虽然不为得奖，大家还是兴致盎然地分散开来寻找。我跟人口所的都阳和王美艳一道，进了院子就顺着下坡往前走，墓园绿草如茵，环境幽静，丝毫没有令人恐怖的地方。这使我忆起1987年在伦敦海德公墓寻找马克思墓地的经历。那天早上5点多钟就出门去乘地铁，到达墓园时门还没开，我推开一个空档挤进去，就开始在一排排的墓碑中搜寻。突然听见有人打招呼，还吓了一跳。看见不远处站着一个小伙子，就高声回应：“我是中国人，来看卡尔•马克思，请问他的墓地在哪里？”小伙子一边引路一边乐哈哈地重复着我的话，很快把我带到马克思墓前。这次我又想在墓地问路，竟然又碰到一个小伙子。只见他刚从一个旅行帐篷里钻出来，满眼警觉地回答我的问话：“亚当•斯密？没听说过。”我猜想，他是自行进入墓地宿营的人，懒得搭理我们。再说，出了经济学圈子，斯密也并非尽人皆知。 当我们折回去往上走时，就听说斯密的墓地找到了，是蔡昉的功劳。其实，进了教堂大门如果顺时针方向走，就能看见地面上嵌入的路标：铜制的小牌子上铸有斯密头像和名字。路标最终指向的墓碑，和一座楼房连成一体。墓地这一侧三面都有铁栏杆围着，我们只好把照相机伸进去拍个全景。走出教堂才注意到，门口有供行人休息的长椅，椅背上标注了捐赠者的姓名。椅子背后隔着铁栅栏竖着一个木牌，正是这个墓园的“名人榜”。根据出生年月排序，斯密名列第五，其身份是“国富论”作者。其他名列其上的墓主有历史学家、园艺家、作曲家、诗人、画家和医生，等等。用这种简洁的方式表达单个人一生最杰出的贡献，着实令人感到亲切。 闲聊时得知，爱丁堡已经列为中国游客出境游的目的地。因此，几乎在任何一个景点都能看到吵吵嚷嚷的中国游客。只是寻访休谟和斯密足迹的人不多，这也使我们可以专注地凭吊两位思想家。于我而言，有了这番经历，就不虚这次爱丁堡之行了。 （2010年7月4日，星期日） 下载或查看文档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