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无关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4年第34期（总第1451期）2014年5月7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外媒评价世行中国经济规模统计数据
    [导读：上一期《经济走势跟踪》介绍了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的主要内容，该报告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按照新的购买力平价统计，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4年成为世界第一。这个结论已经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而如何看待这个统计数据，它的意义在哪里？中国经济规模的统计同时也让人们再一次将全球霸主美国与全球最有发展潜力的中国进行了系统的对比。相信学界的热议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启发和思考。]
     中国经济规模的意义
     随着世界银行ICP报告的出炉，中国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信息瞬间成为全球热议话题。而如果中国经济规模真的成为世界第一，那会有什么重要意义？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和亚洲版主编在以下两篇文章中进行了探讨。
     马丁?沃尔夫：美国的霸权仍会持续多年
     马丁?沃尔夫说，美国自19世纪70年代初以来就一直是世界头号经济体。考虑到这一点，中国超越美国将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时刻，但它还没令人瞩目到一些人所担心、另一些人所期望的程度。
     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ICP）存在已久，先来说说它得出的估计数字有何意义。该计划旨在比较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2011年，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1%。但考虑到中国有大量的非贸易商品和服务价格低廉，按购买力计算，中国与美国的这一比例将上升到五分之一。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按购买力计算，该国的人均GDP仅列世界第99位。由于中国经济产出有近一半来自投资，它的相对人均消费甚至更低。
     但中国是个巨大的国家，2011年人口达13.4亿。相比之下，就连拥有3.12亿人口的美国也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尽管中国穷得多，但按购买力计算，该国的GDP在2011年已达到美国的87%。现在则肯定已超过美国。
     人们可能会质疑新近修订的数字是否准确。答案是，它们是合理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它们意味着什么？它们并不代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中国是贸易超级大国，去年商品出口比美国高出14%，但商品进口比美国低31%。进口市场的规模决定了一国在全球议价中的实力。中国尚未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随着中国经济继续以相对高速增长，它不久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
     经济实力的另一个衡量角度是外汇储备持有量。截至今年3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达4万亿美元，堪称巨大。但这既是优势，又是劣势。中国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资产，西方央行只需按几下键盘便能在瞬间内制造出来。的确，中国可以抛售这些资产，但那样做的话，它将是最大的输家。在我们这个储蓄过剩的世界里，美国可以轻易找到其他买家。
     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企业位于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这使得美国对全球金融格局和全球监管的细节拥有非凡的影响力。这种现状可能会维持很长时间，部分原因是中国金融体系需要成功退出巨大的信贷繁荣，在此过程中它将面临不少挑战。
     全球经济影响力的另一评判标准是科技。有一点能证明中国仍然远远落后：该国总体经济的平均生产率仍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更重要的是，除了华为这个突出的例子之外，中国缺少世界领先的科技企业。相比之下，美国拥有一大批世界领先的企业。
     技术优势和美国的国防支出规模，为美国军队赋予了覆盖全球的影响力和实力。这很可能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此外，美国其实处在一座巨大的岛屿上，南北邻国相对弱小且友好。中国则被强大且心怀嫉妒的国家包围。而且，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有能力建立强大的盟国体系，而中国却没能建立起可以相提并论的盟国体系。
     美国还具备“软”优势：影响力深厚的大众文化；引领世界的高等教育机构；无与伦比的科研基础；对自由和民主理想的坚持——自由和民主仍然吸引着世界上的很多人，尽管美国屡屡未能践行。对世界其他许多地方而言，中国政治体系的吸引力远不及美国，其历史文化也较美国陌生得多。
     我们可以满怀把握地期待，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相对规模将继续增加。该国的科技水平和军事能力亦是如此。然而，这个崛起的巨人还需要很长时间方能拥有美国那种影响世界的能力。但同样确定的是，我们正在踏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不断增强的权力和影响力必须被认可、被顾及，尤其是在全球治理方面。诸如此类的权力过渡并不容易。
     考虑到两个大国之间差异悬殊，权力从美国向中国的过渡可能尤为棘手。世行的最新报告是这一漫长而曲折过程中的又一步。
     戴维?皮林：中国已经开始改变世界
     戴维?皮林说，当年邓小平提出“蹈光养晦”时，可没有考虑到有“国际比较计划”那些多管闲事的统计学家。而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计划成功“曝光”中国即将在今年成为以购买力计算的世界最大经济体。
     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生前曾主张，中国在崛起的同时最好隐藏自己的雄心。与邓小平的建议一致的是，中国政府对国际比较计划的说法不太高兴。在国际比较计划发布的报告中，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对国际比较计划的研究方法持保留意见，并表示中国国家统计局“并不认可报告得出的结果属于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媒体也远远没有大力宣扬中国突然登上世界经济巅峰的消息，而是对其低调处理，甚至完全避而不谈。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裴敏欣表示：“中国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会计操作，并不是一块真正的里程碑。”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低调反映出中国对现实的清楚认识。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比秘鲁还低一点。中国的科技实力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对手——日本。在军事上，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美国相比不值一提。此外，中国还缺乏对外“说服力”。中国没有一个足够诱人的政治体制、无法影响全球舆论。中国最密切的盟友是朝鲜和巴基斯坦这类国家。现年85岁的茅于轼被视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理论家之一，他对这份新出炉数据的看法是严肃而现实的。他承认中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但他认为这只不过说明中国拥有13.6亿人口，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茅于轼表示：“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并不令人惊讶，但这只不过是因为中国人口多。中国是大而不强。”茅于轼表示，中国人民自19世纪以来一直为国家的孱弱而“感到屈辱”，如今他们为中国新拥有的强大经济实力而欣喜。但从其他方面来说，中国显然还十分落后。“中国对科技进步几乎没什么贡献……”茅于轼赞同一些人的预言，认为中国会因投资过度和债务过于庞大而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
     然而，《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书作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则认为，正是因为有关中国会出现系统性崩溃的预言始终不绝于耳，使得我们未能认识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的崛起将改变世界。他表示：“人们对中国还存在一种抵触情绪，无法认识到这股潜在的趋势。”中国以超出几乎所有人预期的速度超越了一块又一块里程碑——最大出口国、最大制造国、最大碳排放国。他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产出很可能将占到全球总产出的三分之一，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可能将超过欧美经济规模的总和。“这其中许多状况都没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当像这样的‘超越’一刻来临时，人们应该警醒了。”
     中国崛起已经改变了世界。中国通过成为全球低成本制造工厂，压低了商品制造成本，从而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中国上亿劳工的竞争可能也降低了西方的工资水平。作为巨大的原材料进口国，中国已开始改变各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命运——从巴西到澳大利亚、从蒙古到安哥拉。如果非洲经济最终也开始发展，那将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来自中国的需求。
     茅于轼也明确表示，“中国为世界经济做出了显著贡献”，并且中国有许多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地方。
     从战略上说同样如此，尽管中国的军事实力无法与美国相比，但中国已经在发挥地区影响，在历史影响范围内提出了一些主权要求。
     雅克认为美国战后在亚洲的“霸主”地位是不可维持的，他认为这些争端是“该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秩序确立过程中的第一次‘生长痛’”。尽管刻意保持低调，但中国已经登场。
     中国经济规模与中美经济比较
     中国远非世界首强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指出，许多经济学家曾认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这场大“超越”本应发生在2019年。但在更新了商品与服务的成本之后，经济学家发现美中经济规模之间的差距大为缩小。这些变化意味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主宰全球的时代几乎宣告结束。
     中国的经济奇迹继续令人瞠目结舌。2000年以来，年均10%的增长率使得GDP增加了三倍。这种奇迹般的复合增长意味着，中国注定会超越增长放缓的美国。作为全球廉价商品供应国，中国去年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头号货物贸易大国。人民币跃居全球最常用支付货币第七位；2013年中国拥有2000亿美元左右的经常账户盈余，美国则存在约400亿美元的经常账户赤字。
     美国人先不要太沮丧，他们应当正确看待这个问题。GDP作为一国财富衡量尺度的用途是有限的。不可否认，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从人均角度看，美国比中国富数倍。绝对数字没有揭示在卫生、教育和环境方面的差距——特别是没有充分揭示出污染在中国大型工业城市的影响。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排名中，中国在186个国家中排在第101位，而美国排第三位。
     经济成功必须对照其他基准加以评判。生产力和投资确实重要，有多少世界级企业把总部设在你的国家境内也很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一国大学和科学基础的规模与实力。在这方面，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就黯然失色了。美国控制着全球事实上的储备货币。印制美元的能力使美国拥有了一张终极保单，而中国持有的外债主要是美元债务。
     此外，一国的排名绝不能仅依据经济状况来判定。近期事态已表明，军事实力仍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源泉。尽管中国正对其武装部队大举投入，但美国的年度国防预算仍是中国的三倍。尽管中国拥有全球最为庞大的军队，但美国的硬件与科技实力的储备仍大大领先于中国。
     中国首先要克服许多问题，才能真正与美国抗衡。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认清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中国需要推进制度发展和加深对外合作。这很难实现，因为中国在领土和边界主张上正变得日益强硬。
     无论是资源还是技术进步，中国都依靠其他国家。中国在全球重要机构中的作用相对较弱。美国和欧盟依旧主宰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没错，早就该实施改革来解决这些不匹配了，但中国要想获得更多的权力，就必须在更大程度上接受国际准则。最后的问题是，中国是一个缺乏自由的一党制国家。这限制了其他国家想要与中国交往的深度。
     中国巨龙正在腾飞，这是不可否认的。尽管最近的经济新闻显示出变化的速度，但中国仍是一个不全面的超级大国。实现大国崛起将是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共同任务。但从诸多衡量标准来看，眼下的中国还有很大差距需要弥补。
     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无关
     英国《金融时报》爱德华?卢斯的文章则分析了世行的数据与中美关系问题。他说：
     首先让我们谈谈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在短期内不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超级大国。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就要超越美国，这从统计上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但其意义仅限于此。
     当前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雄心承担美国的角色。中国按美元计算的经济规模还需要10年左右才能超越美国。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是，美国越来越不愿意——而且在某些关键方面也越来越没有能力——继续扮演其在过去70年一直扮演的角色。美国时代之后出现的是多极化——而非中国独大。问题是哪种形式的多极化？它将基于一套由美国框定的全球规则体系？抑或是“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地缘政治形势已经在发生变化。奥巴马（刚刚）结束了对亚洲四国的访问后回到美国，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邻国，它们都担心出现一个不断扩张的地区霸权。奥巴马其余时间的大部分都用于试图增进邻近俄罗斯的国家（从乌克兰开始向西延伸）之间的团结，这些国家也害怕出现一个愈发具有掠夺性的地区强权。两代人以前，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框定了美国针对苏联的著名“遏制”战略。如今，美国跌跌撞撞地陷入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双重遏制。
     世界各国仍然非常需要美国继续保持全球领导地位。但美国推行双重遏制战略的能力是带有问号的。
     亚洲和欧洲重新回到大国角力状态，也密切反映了全球经济实力的转移。按美元计算（这是唯一真正有意义的衡量标准），美国仍是遥遥领先的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人均收入仍是中国的五倍。中国或许还需要4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赶上美国的生活水平。但中国奋起直追的速度令人惊叹。本世纪初，中国在按美元计算的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仅为4%，如今这一比重已经达到大约12%。同期美国所占比重则从略低于三分之一降至仅20%。
     中国将在未来10年的某个时点超越美国。但中国永远无法替代美国。这正是危险所在。美国将不再具备维护全球秩序的能力，而中国将永远缺乏承担这一责任的正当性。除了威权政体以外，中国不是一个建立在移民基础上的国家，而且从未寻求倡导普世价值观。
     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经济多极化的初期阶段。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是围绕着美国创立的一系列国际机构建立的，这些机构包括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和北约（Nato）。以1994年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谈判完成为终点的一系列国际贸易协定，同样为全球秩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自那以后，美国一直未能推动新一轮贸易谈判顺利完成。多哈（Doha）回合贸易谈判已几乎死亡。奥巴马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主推的大手笔贸易倡议进展不顺。这两项举措都是出于防御目的而发起的——中国没有被纳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俄罗斯也不是跨大西洋贸易谈判的一员。但美国缺乏推动这两项谈判顺利完成的影响力。
     这一问题在IMF的改革中同样存在。中国在这一世界顶尖经济组织中的投票权重仅为4%（勉强达到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三分之一），这非常荒谬。
     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国的投票权重同样严重偏低（比利时的投票权重仍比上述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高）。可以理解的是，新兴国家正开始渐渐疏远美国打造的国际机构。值得肯定的是，奥巴马完成了始于小布什任内的IMF治理谈判，并达成了一项协议，提高新兴世界国家在IMF中的投票权重。但即便是这种小幅度的权重调整也遭到了美国国会的阻挠，美国国会还封杀了奥巴马推动贸易谈判的自由空间。美国表现得像是一个日渐衰落的霸权：不愿分享权力，但也无法强迫别国接受安排。
     同样的影响在美国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方式中也能看出。作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美国达成了一项协议，拟为新兴国家缩减碳排放提供补贴。但这个所谓的“以减排换资金”（cash  for  cuts）战略缺少一个关键元素——资金。
     美国及其盟国都根本无法履行它们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作出的承诺，即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美国国会再一次叫停了美国的领导角色。奥巴马对此有心无力，做不了太多。所幸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开始认识到，提高能源效率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但这些国家正按照自己的打算做出改变。
     形势尚未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就塑造未来多极世界的格局而言，美国手中的牌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相对于任何潜在竞争对手——特别是中国，美国具备更强的正当性。但美国国内的瘫痪状态，削弱了美国应对这些巨大挑战的能力。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境遇（这是战后美国全球实力的根基）在走下坡路。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加上华盛顿的政治冲击波，扼杀了冷战期间奠定美国全球领导角色的宽宏大度的精神。这一损失无法量化，但它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美国仍然有实力为全球接触奠定基调，并通过谈判达成对于自身以及世界各国都有利的结局。但这就要求美国找回曾经界定这个国家的开明的自利精神。我们都应抱有希望：这种精神仅仅是沉睡了，而非绝迹了。
     附：中国崛起嘲弄越来越虚伪的学界
     约翰?塔姆尼（John  tamny）在《福布斯》中文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罗宾?梅瑞迪丝（Robyn  Meredith）曾在她于2007年出版的《龙与象：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The  Elephant  and  the  Dragon:  The  Rise  of  India  and  China  and  What  It  Means  for  All  of  Us）一书中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上海这座城市可能声称拥有15幢摩天大楼，但到了2006年，日益自由的上海已有3780幢高层建筑拔地而起——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我刚从财经网站钱瞻（MoneyShow）举办的“福布斯投资者”巡游（其中包括走访上海）回来，视力所及的一辆辆起重机表明，高层建筑数量的增长将很快足以让3780这个数字过时。
     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那些没有把餐盘里的食物吃干净的人经常反复唠叨的一句话是，他们必须想想中国上千万忍饥挨饿的人。虽然按照人均水平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但在经济方面实施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把其民众挨饿的悲惨过去彻底抛在身后，而且这样一来嘲弄了日趋虚伪的经济学界的傲慢自负。
     考虑到奇怪地迷住历来为经济自由喝彩的右翼人士的人口学观念，中国的崛起表明对出生率的担忧有多么愚蠢。中国领导层一直致力于强制执行独生子女政策，虽然这项政策并不总是得到严格遵守。然而，尽管出生率较低——对人口学痴迷的人称之为经济增长的障碍，但中国一直是大规模投资的接受方。
     人本身当然是资本，而且援引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的话来说：“现代国家的真正财富在于其人民，”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发展的最大驱动力乃是经济自由。侧重于出生率的人继续争辩说，出生率低的国家将会遭受经济增长疲软的不利影响，但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速表明，他们的担忧过头了。无论出生率如何，经济自由的国家都会蓬勃发展；同样，即便出生率很高，政府干预经济的国家也会遭受重创。唯一封闭的经济是世界经济，而由于后者是事实，不值得在一国出生率上花费很多时间。
     这种观点在宣传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联系的经济学专家内部也颇为普遍。在《华尔街日报》去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教育与繁荣的重要一环”的评论文章中，学者保罗?彼得森（Paul  E.  Peterson）和埃里克?哈姆什克（Eric  A.  Hamushek）试图证明这个广泛持有的看法。他们震惊四座的说法是：“把美国学生的考试成绩提高到加拿大的水平将会显著提高经济增速。”他们的观点是：“经济长期增长率主要由依照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和NAEP（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价）等数学和科学标准化考试衡量的认知能力差异加以说明。”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再次嘲弄了这个象牙塔观点。
     事实上，过去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飞速增长，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彼得森和哈姆什克的上述看法的话，那么中国崛起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一个顶级的教育体系——通过有助于进行备考的学校教育模式让公民为一个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世界做好准备？别这么快下结论。
     正如福克斯?巴特菲尔德（Fox  Butterfield）在他1982年出版的有关中国教育的《苦海余生》（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一书中所写的：“完成小学学业的人有12%无法上初中，而完成初中学业的人有50%无法上高中。”至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美国这至少为政治立场正确的学者（不论意识形态）所热爱，“中国大学适龄人口中只有3%——即大约100万学生可以进入大学。”
     因此，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多数中国人无法进入高校学习，而巴特菲尔德发现18-21岁的美国人有35%在高校读书，苏联的这个比例是23%，就连菲律宾，尽管其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一小部分，但其拥有的大学生人数也多于“中国大学生总数。”中国并不是一个媒体会坦承本国所谓弱点的国家，巴特菲尔德撰文描述了《光明日报》如何“对中国获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比例在全球141个国家中排名第113而牢骚满腹。”
     显然，中国人并没有领会有关教育和繁荣的那篇备忘录的精神。他们的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腾飞；尽管其人口多半没有受过教育。正如出生率因经济自由而变得不相干那样，没有机会在大学校园里学习那些无关紧要的知识，这在经济自由面前也不足挂齿。
     考虑到就业机会以及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面临的一个疲软的“新常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最近撰文论述了美国经济相对乏力的状况，你可以把美国经济比作“正在从一场大病中恢复的患者。起初，大家都希望这个患者会恢复健康。然后大家逐渐意识到，这个患者遭受了永久性损伤，永远无法恢复到原来的健康状况。因此，或许美国经济也是如此。”真的吗？
     让我们别忘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实行共产主义，这意味着，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象征意义上讲，中国在经济上都无异于自杀。中国的“新常态”是历时数十年接近于饥饿的状况。无论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已经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少损害，任何明理的人都不会把这两届政府的无能与当时中国的情况相提并论。
     把这种叙述方法再推进一步，经济学家喜欢谈论长期失业如何让那些经历了失业的人无法就业，因为长期失业让他们失去了最新的工作技能。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想法，但完全缺乏确凿的证据。中国人曾经失去了三十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但一旦他们的政府不再干预经济，中国“没有技能的”工人们很快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工作规范。因为中国人能迅速发展跟上，因此一旦美国的政治阶层让路之后，拜傲慢的政客所赐而失去工作的美国人也可以迅速适应现代工作标准。
     2013年6月份，前布什政府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中国储蓄太多，生产过多，向美国人销售太多，而自己消费太少。”很少有如此短的一句话中充满这么多的谬误。
     按照定义来看，生产是为了消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首先进行生产的原因所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生产太多”的趋势与中国各地开设漂亮的购物中心同时发生的原因所在。他们之所以努力工作，并不是为了继续过清苦的生活；而是因为他们对生活的希望和我们美国人一样。所有的全球奢侈品品牌都可以在中国找到，而这些品牌并不是为了在中国只销售很少的商品才在中国开设门店的。在中国人更多地生产的同时，他们也更多地消费。
     当然，至于中国人“储蓄太多，”部分中国人这样做绝不会削弱需求。中国各大银行并不是为了照看资金而吸收存款的；他们之所以吸纳储蓄，是为了把这些储蓄资金迅速借给那些短期内有消费欲望的人。
     更重要但保尔森似乎忽视的是，储蓄是消费的合理驱动力。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储蓄资金通常被借给急于把这些资金用于提高生产工艺从而让自己员工的每人时生产力更高的企业。总之，中国人储蓄越多，驱动所有消费的生产就会提高。
     最可笑的是，经济学家试图“衡量”经济增速——这意味着他们认为自己足够聪明，可以推测数以百万计的个人每天每毫秒做出的无数决定。他们衡量一国经济最有名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在此计算中，进口从经济增长中减去。
     作为个人，我们之所以正在努力工作，是为了我们可以从邻国或者世界另一边的其他生产商那里“进口”产品；我们与其他生产商的“贸易逆差”是我们与我们雇主间“贸易顺差”的奖励，“贸易逆差”表明，构成任何经济体的个人之间存在着富有成效的经济活动，但不知何故，对经济学家而言，“贸易逆差”是不好的，需要从他们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GDP中减去。中国再一次嘲弄了这个毫无必要的专业的奇怪思想。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最富有的城市是香港。这个曾经堪称“荒芜之地”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它几乎完全失去了耕地和自然资源。香港人不仅在能源上，而且在粮食、电视机、鞋子、汽车以及读者可能会想到的几乎任何消费品方面都依赖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香港市民背负着巨额的“贸易逆差”，但他们贫穷吗？香港经济因此而持续下滑吗？完全没有。香港市民让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员为他们生产各种产品，这给了他们时间，让他们可以专注于薪酬高得多的工作；最引入注目的是金融及其他形式的投资。
     毫不奇怪，中国经济的崛起尽管是近代史上最幸福的故事之一，但也吸引来了许多怀疑者。一些人指出，中国疯狂建造住宅及商业房地产——这些房产由于空置而可以透过其“看到对面的楼”。有人断定中国“鬼城”兴起的现象中有许多带“裙带”特征——政府官员籍此指示资金的分配。毫无疑问，后者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那些以此来支持他们的论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虚假的学者以及经济学家而言，他们忽略了三个重要的实际情况。
     其一，政府没有任何资源。他们只能进行支出，而且只能在他们先从私营部门那里获得资金的范围内把资金分配给建筑项目。就中国政府官员能够随意花钱的程度而言，其只不过能够证实，私营部门首先拥有许多应纳税的生产力。
     其二，美丽的华盛顿特区是终极“鬼城”，因为它的美丽以及财富几乎完全作为一项政府开支职能而存在。有关中美两国状况的更加现实的说法不是把中国的“鬼城”列为经济虚假繁荣的证据，而是如果华盛顿特区不那么繁荣，而中国的经济图景在某些方面不以政府分配曾经的私人财富为特征，中美两国会有多么更加繁荣。
     隐含在“鬼城”说法中的是经济学家们持有的如下愚蠢看法，即政府支出构成了经济增长。认为GDP这个虚假数字实际上是因政府开支而增长的。回到清醒状态中来吧，政府支出在其最佳状况下也只是通过行使产权来促进经济增长，但除此之外要从GDP中减去政府支出。按照定义是如此。如果读者怀疑这一点，那么他们必须解释，为什么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约翰?博纳（John  Boehner）、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瑞德（Harry  Reid）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比沃伦?巴菲特、肯?费舍尔（Ken  Fisher）、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和彼得?林奇（Peter  Lynch）更擅长分配资金。经济学界居然认为政客们擅长分配资金，但这恰恰说明我们为什么应该忽视这么多经济学家。其三，裙带资本主义绝不会造就中国的复兴。中国的复兴已经如此宏大，不可能由占据政府部门的那些二流头脑指导。
     经济学界最终通过鼓吹经济受益于其徒劳无益的对经济活动进行衡量的观点，来证明自身原本就空洞无力的存在的正当性。令人高兴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嘲弄了这个观点。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香港，对香港的成功起到最重要作用的人——1965-1967年港英政府财政司郭伯伟爵士（Sir  John  Cowperthwaite）坚持认为，香港政府官员不用收集绝大部分统计数据。他觉得那样做是危险的，政府试图衡量经济增长的做法将会导致政府干预经济。尽管香港公民受到经济学界各种所谓深度见解的“蒙蔽”，但该城市的经济急剧增长，而到今天香港仍然是地球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
     鉴于中国的成功揭示了经济学界这么多自负牵强的想法，或许并不奇怪的是，它招来了经济学界的毁谤者。事实上，香港很久以前的崛起，以及中国近年来的崛起，正是我们根本不需要经济学家的活生生的例证。
                                                             （编译、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4年第34期（总第1451期）  2014年5月7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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